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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谣言？
现代汉语中，谣言往往被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 ［1］ 、“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 ［2］ 、“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 ［3］ 。讨论大众心理学的普及读物，或将其定义为主动造假、凭空捏造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言论。 ［4］ 社会心理学著作称之为“错误不实的消息” ［5］ ，“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关于人或事的不确切信息” ［6］ 。有的历史学学者在其研究近代史上谣言的著作中，定义谣言为“彻头彻尾的假言，凭空捏造，毫无依据”，“构成因素中没有一点真实性的条件”。 ［7］
以上通俗或学术的定义，各有其特定语境和学术、社会背景。欧美经典谣言心理学著作认为：谣言是指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形下，人们基于自己的信念所作的特定或时事性陈述，一般经过口耳相传，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任何谣言都可能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信息。 ［8］
谣言是如何发生、如何成形的？G. W.奥尔波特（G.W. Allport）和利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认为，谣言的发生有两个基本条件：对于传谣者和听谣者来说，流传中的谣言必须包含“重要”的议题；而谣言中所包含的真实信息必被隐藏并经过“模糊”处理。 ［9］ 谣言其实也遵从着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普遍规则：人们在对环境的感知与演绎中，难免涉及主观情感的扭曲，而扭曲的程度则取决于“重要”和“模糊”的叠加效果。 ［10］ 他们由此归纳出一个谣言发生条件的著名公式：R（rumor谣言）=i（importance重要性）×a（ambiguity模糊性）。所谓“模糊性”，是指谣言发生时所处情境/语境所具有的不明朗性。所带出的信息、议题越重要，所处语境的不明朗性越高，谣言的影响力就越大。
这个公式在揭示谣言发生的前提条件方面，有一定说服力，有助于理解谣言的发生机制，但却忽略了在谣言形成、传播和演变过程中人际沟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群体、个人的反应和互动，有意无意间将牵涉谣言发生和流传的群体、个人视为“无意识地做出反应的主体” ［11］ 。
欧美社会学家们在研究谣言时，针对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人际网络、群体互动，作了深入的探讨。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发现，在谣言研究中，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关注证言可靠性的问题，心理学家更关注感知与记忆的准确度，精神病学家对沟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被压抑之冲动有特别兴趣，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谣言形成过程中如何凝聚成集体解决问题的方案、公众舆论，以及面对灾难的群体回应。 ［12］ 他称谣言为“即兴创作的新闻”，认为谣言是一种集体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在人群、社会中反复出现的沟通形式。人们通过这种沟通形式，尝试在不明朗、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中，共享其智力资源，建构出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关于处境的诠释。 ［13］
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不明朗”因素在谣言形成中是一个常见的原动力，却并非必要条件，其他环境因素如社区的矛盾冲突，就可能对谣言的发生和形成更为重要。 ［14］ 相比其他言论资讯如新闻报道、记事、声明等，谣言与其相别之处主要在于后者“未经（权威）证实”。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很可能在事后被证明是真实的，当然也可能是虚构的。 ［15］ “谣言并非事实，只是传闻或闲言碎语。有些谣言最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但当其仍被视为‘谣言’时，它们是未经证实的信息。” ［16］
一则谣言出现以后，能否获得广泛传播、广泛接受，其涵盖的议题、提出的看法和诉求是个关键。涩谷保认为，谣言传播和形成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和群体散布，应该是一个充满有意识的“扭曲”、沟通、集体讨论、构建和再构建的动态过程，最后达致共识。因此，“虚假谬误”并非谣言必然具备的特性。一则谣言可能在初起时传达着虚假信息，但在构建、再构建期间则会逐渐发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17］
参考上述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谣言的论述，笔者在本书中将谣言定义为一种未经证实，但未必为虚妄谬误、主要经口头传播（当然也可以以文字为载体）的言论信息，经人际沟通、集体参与和广泛传播而构建成形。至于谣言的最初版本是否属无中生有，或谣言原创者（如果有的话）的动机是否故意捏造，并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因为一则言论，如果不能进入传播渠道并在人际互动中赢得一定的受众和关注，它就不属于本书要探讨的谣言。而一旦它进入传播渠道且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并在群体互动中建构出能够凝聚一定共识的版本，那它代表的已是群体的意愿和诉求，与原创者的主观动机不再相干。本书所要讨论的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地区、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虽然其具体内容会因不同时空的语境而异，其行为方式却是不断重复的。” ［18］ 正因为谣言是一种普遍存在、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 ［19］
谣言与历史也大有干系。其实，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种种谣言或谣言类言论做出反应、与之互动。 ［20］ 在古希腊的雅典，谣言被视为宙斯的神谕，当时的人们曾为传播谣言的女神设立神坛。 ［21］ 在古罗马帝国，谣言女神的名字叫法玛，在拉丁语中意为名誉、公众看法、流言蜚语、谣言。帝国首都罗马，曾是“一个充斥着流言、传言与谣言的城市” ［22］ 。在欧洲的中世纪至近现代历史叙事中，谣言仍然满天飞。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授指出，西方历史学中的谣言研究与社会学的发展及大众心理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19世纪后期，“乌合之众（crowds）”“大众（masses）”“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学界尤其是法国社会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极大关注，其奠基之作首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Psychologie des foules , 1895）和《政治与社会防卫心理学》（ La Psychologie politique et la défense sociale ，1910），以及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Tarde）的《舆论与大众》（ L’Opinion et la foule ，1901）。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学术范式的影响下，西方的历史学者们对谣言的研究聚焦于它们的内容和影响，特别是如何通过谣言揭示历史叙事通常忽略的社会底层民众（如农民和工人）的恐惧、期望、怨愤及其他情绪。例如乔治·勒费弗尔（George Lefebvre）在其心态史学名著《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 La Grande Peur de 1789 , 1932）中，审视了欧洲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刻，例如法国大革命及其前夕，谣言如何在贫苦的“乌合之众”中传播恐惧情绪、激发群体恐慌。更多的史学论著探讨欧洲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种种群体叛乱事件中谣言的角色，如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和雅克·勒韦（Jacques Revel）的著作《巴黎儿童失踪事件——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 1991）。这些研究向读者展示了贫民群体在特定时刻面对来自其他阶级威胁的无力感，以及在某些地域流传的生死攸关的可怕谣传。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乔治·鲁德（George Rudé）所著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体》（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1959）和《历史中的群体：1730—1848》（ The Crowd in History , 1730–1848 , 1964），则是英语学界研究历史上群体现象的开山之作。西方历史学中谣言研究的另一主题——法国大革命前夕日积月累的有关国王、王后、贵族无耻生活的闲言碎语，例如某位国王阳痿、王后和情妇对国王的操控以及各种色情故事。据美国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研究，这些累积数十年的批评君主体制的色情故事、闲言碎语、谣言和观念，在启蒙运动中都被编撰成攻击君主制的漫画式书籍并出版流通。正是这些批判堕落贵族和腐败王权的谣言和类谣言，引发了革命意识的觉醒。 ［23］ 相关的研究主题还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新闻与谣言 ［24］ 、16世纪大发现时代的旅行和谣言与流行于巴尔干、东欧、小亚细亚、中东、北非、印度等地区的东方基督教徒 ［25］ ，以及《锡安长老议定书：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谣言案例》 ［26］ 、谣言与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纽约的“黑人大阴谋”冤案 ［27］ ，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谣言也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种种朝廷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政治神话、民间传说，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
现代中国谣言研究的先驱陈雪屏先生 ［28］ ，在1939年已指出：“谣言与其他一切语言文字的报告或陈述，如新闻、传说、历史等，在实质上是可以相通的。”如果以“真实”作为区分不同形式言论信息的标准，则“不可靠”“不真实”并非谣言独有的特性。报纸和广播所传播的新闻，是现代人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智识来源，应该在性质上与谣言大不相同，但在国际形势复杂、新闻受到管制、社会上迷信与欺诈流行的时代，新闻却不可尽信。众所周知、深入人心的民间甚至历史传说，其实往往是经过时代淘洗而得以长久留存的谣言；最为宝贵、最可信赖的史料，以及依据史料撰述而成的史学论述，其中难免掺杂着无数不可靠的成分，而事过情迁，客观的标准早已不存在。本应是最真确的档案文件，往往由于某些“不便宣布”的理由，若干部分竟被篡改或删除，有的被删除的部分也许比保存下来的更重要，《东华录》的编纂方法就是一个好例子。各种有意无意的主观成见，都足以减少历史的可靠性。如果以“无根之言”“传闻之未实者”来界定谣言，则这样的言论“在新闻、供词、传说、宣称与历史中无不存在”。 ［29］
笔者引用以上论述，当然并非要将谣言与出自严肃、权威渠道的言论信息等量齐观，而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上，各种形式的语言文字信息都有其特定价值与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 ［30］ 、柯文（Paul A.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五章） ［31］ 、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等著作，以谣言为切入点，别出蹊径研究清史和近代史，都可谓独具只眼的力作。
清、近代的史料浩如烟海，为研究历史上的谣言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中国古代的传世和出土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也记载了一些谣言、谣言类言论。官方认可的政治神话、民间流传的传奇“俗说”，有些已著录文本。这些言论通常被视为虚妄、谬误、无稽、迷信，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怪诞不经的邪说，易为有心人利用来误导、愚民，颇类现代汉语所说的“谣言”。这些谣言或谣言类言论，或散见于史籍纪、传，或与朝野间流行的诗谶、民谣、童谣一起，由传统历史编纂者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历史诠释的小小注脚。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古代历史上的谣言，历代的《五行志》可以说是一个“宝库” ［32］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尚缺乏对这些谣言或谣言类言论的系统整理和严肃讨论，当然也就难以认真回答如下问题：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言论被标签为谣言？谣言因何而发生？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传播？如何建构？所传递的信息属何性质，有何特点？谣言所承载的信息与真相、虚假、讹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传谣者和受众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谣言？人们为何信谣和传谣？谣言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功能及局限？统治当局如何面对、回应谣言？智识界如何面对、回应谣言？
由于种种局限（包括史料和功力、见地），本书恐怕难以逐一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和完整地重构约两千年前谣言发生、传播时的社会文化情境。但对有关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谶言、谣言、政治神话、民间传说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这正是笔者在这本小书中想做的尝试。
［1］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册，第1094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583页。
［3］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11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第382页。
［4］ 张铁民：《谣言和流言：错位的心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6、30页。
［5］ 刘安彦：《社会心理学（第5版）》，台北：三民书局，1993，第133页。
［6］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427页。
［7］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第5页。
［8］ G. W. 奥尔波特（G. W. Allport）、利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 preface ix.该书原版由Henry Holt and Company于1947年出版，1965年由纽约的Russell & Russell，INC.重版。中译本作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谣言心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9］ G. W. Allport and Leo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Reissued (New York: Russell& Russell, INC., 1965), p. 33.
［10］ G. W. Allport and Leo Postman (1965), p. 44.
［11］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著，顾牧译：《谣言女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第221页。即Hans-Joachim Neubauer. The Rumour: A Cultural History (Trans. into English by Christian Braun,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书名原意为《谣言文化史》。
［12］ Tamotsu Shibutani. 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6), p. 3.
［13］ Tamotsu Shibutani (1966), p. 17.
［14］ Terry Ann Knopf. Rumors, Race and Riots (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 1975), pp. 90-91.
［15］ Terry Ann Knopf (1975), p. 2.
［16］ Ralph L. Rosnow. and Gary Alan Fine. Rumor and Gossip: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arsay (New York: Elesevier, 1976), p. 10.
［17］ Tamotsu Shibutani (1966), pp. 14–24, 70–97, 140–181.
［18］ Tamotsu Shibutani (1966), p. 17.
［19］ 如周晓虹（1997）在其《现代社会心理学》中论述“由信息传播影响的集群行为”时，专门讨论了流言与谣言的性质、传播过程及制止的方法。（第427—434页）
［20］ G. W. Allport and Leo Postman (1965), p. 159.
［21］ 诺伊鲍尔（2004），第12—13页。
［22］ 诺伊鲍尔（2004），第43、51页。
［23］ 《汉代的谣言》英译本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基金资助，于202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李国鼎讲座教授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英译本的导言中，概略回顾了欧美历史学中的谣言研究。见Lu, Zongli, translated by Wee Kek Koon. Rumor in Early Chinese Empir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3.
［24］ George Tennyson Matthews. News and Rumor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Fugger Newsletters .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59.
［25］ Francis Millet Rogers. The Quest for Eastern Christians: Travels and Rumor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2.
［26］ Stephen Eric Bronner. A Rumor About the Jews: Reflections on Antisemitism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 .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2000.
［27］ Thomas J. Davis. A Rumor of Revolt: the“Great Negro Plot”in Colonial New York .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8］ 陈雪屏（1901—1999），江苏宜兴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心理学，随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获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著有《谣言的心理》（1939）等。1948年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代部长。1953年开始担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其女陈淑平之夫婿即历史学家余英时。
［29］ 陈雪屏：《谣言的心理》，长沙艺文丛书编辑部，1939，第4—9、13页。
［30］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译本作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1］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译本作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2］ 陈雪屏（1939），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