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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4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因公访问，其中一项访问内容是去丹佛参观斯坦福大学。当时我对常春藤没有概念，只知道参观的是当地的一所名校。第一印象，是斯坦福与中国的所有大学不一样——开放式的，没有围墙，校园充满厚重的历史感，气质典雅，被草坪环绕的所有建筑都是赭红色的；绿色植物茂密而修剪有序，与红墙相映着。4月，许多花都已盛开，整座校园和谐、安静、美丽，很古典的氛围，让我觉得来这里读书真好！
当时学校组织了师生共同参加的一个活动，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实，印象较深的是与他们校方负责人的交流。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还有当地的华侨朋友，他们特别自豪地向校方领导介绍，这是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徐俐女士。当听说一个国家台新闻主播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一直记得校方两位先生脸上的表情：第一反应是惊喜，可能因为太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还有些窘迫，因为意外而窘迫。然后迅速流露出尊敬与欣赏。
他们非常热情和客气，通过翻译，我们聊了一些，突出印象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都缺乏了解。记得当时我穿了一身黑色齐膝职业裙装，头发烫着微卷的波浪，戴着耳饰，化了淡妆，很精致、很职业、很干练的样子。也许是我外表呈现得比较“国际化”，令在场的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女性状态产生好奇，我当然理解他们的疑虑。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很少。中国的电视节目，也直到1992年10月1日才通过卫星传达到美国，进入当地的有线电视网。当地观众要专门购买使用权，才能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很少看中国电视节目，他们看到的，是派驻到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美国记者拍到的一些东西。关于中国的影像可能更多来自电影——以前是李小龙的，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张艺谋的。那时候张艺谋的电影主要是《红高粱》等，不是中国今天的题材，呈现的角色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以当他们看到眼前这位女士从外在装扮到气质谈吐跟他们完全没有区别，同时还是国家台新闻主播，那种与印象里的中国人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产生对中国群体的兴趣，便格外自然。我告诉他们：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
而一个国家台的新闻主播在西方拥有怎样崇高的社会地位，又如何让人重视与尊敬，在他们的表达里也溢于言表。斯坦福大学校方领导接待我的整个过程，我的确感受到新闻主播这个职业及我本人所受到的推崇和尊敬。
新闻主播到底是个怎样的职业？新闻主播这个词儿在英语里是anchor，解释为“锚，锚状物；新闻节目主播；压阵队员”。把新闻主播等同于一艘船的锚，可以看出新闻主播在整个新闻生产链上所起的作用——锚定则船安。美国新闻主播，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包括90年代初刚刚发端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新闻主播在整个新闻团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他们的工资待遇等，我们实地接触后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当然，两个国家体制不同，节目生产运作方式不同，我们作为新闻主播在新闻编采和节目运行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处置权和决定权。但新闻主播作为整个传播链条的最后环节，如何把整个团队采编的每条新闻，及节目的整体编辑意图准确有效地传达出去，直至被观众有效接纳和接收，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
具体到我个人，1992年10月1日，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世界传递中国信息，首档新闻节目由我开播。从那时开始，全世界终于有了来自中国的不间断的声音。
传播方式是我们当时最费思量的问题之一。我们做对外传播，要研究受众的不同心理需求，说得更直接点，就好比一个产品，必须针对用户需求来设计生产。海外观众，即使是中文受众，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和国内观众很不一样，我们的新闻产品必须针对他们的接受习惯进行传达。我作为新闻主播，也必定要采用海外观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主播节目。
西方观众更接纳新闻主播作为个体的传播魅力和吸引力，他们相信个体的权威感，欢迎个体的不同表达方式。他们也相信新闻主播就是团队的锚，是一档新闻节目的主导者。在不断学习观摩的基础上，我为《中国新闻》的播报设定了一种在海外观众看来更具主播个性的表达方式，更加强调主播个人对新闻的理解和处理，更凸显主播这个“人”的主体性存在。
记得去年年底在湖南卫视参加《天天向上》节目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他们剪辑出这样的话：“别人说了不算，听我说！”十分霸气。其实这个话是有前因后果的，跟当时的语境有关。我想强调，当时作为对外传播的新闻主播，我采用的是更加个人化的、更加强调主播权威感和主播对整档新闻节目驾驭感的表达方式。这似乎在向受众表明：你们在任何地方听到或看到这条新闻都可以质疑，但如果由我传播，你们可以笃信不疑。这就是西方所谓“跟着主播走”的传播状态。对于我的这种方式，海外观众是接纳的，也是赞赏的。他们觉得我的传达方式跟西方世界的新闻传达方式是相似的、相近的。因而我特别理解当地华侨为什么会用那样自豪的语气，把我介绍给斯坦福校方，他们想借此告诉西方人：我们中国的新闻主播很棒，我们中国人很棒，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西方民众，尤其是精英分子，早已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中国，从而对上述阐述不以为然的话，我愿意再做一次提醒：那是1994年，距离邓小平南方谈话不过两年。
作为世界大国的公民，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并不在意，是很典型的强者心态。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本土人的了解，还停留在近代头留长辫子、身穿长马褂的印象。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跟世界接轨、跟他们没有太大差别的中国人，以一个非常职业和干练的职场形象出现，而身份又是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的时候，他们表露出尊敬甚至推崇，非常自然和由衷。
作为因公访问，1994年的访美并没有特别任务，就是实地了解并感受海外舆情和风情。但在所到之处，我在客观上起到了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外在样貌的作用，因为通过人更能了解一个国家。
其实新闻主播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身处国家电视台，个人形象必然与国家形象相关联。1994年的访美，让我对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的岗位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倍增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加明确坐上主播台后我该怎么做。
新闻主播还有一个突出的职业特性：每天与各种不确定性共处。新闻无时不在发生，每天坐在主播台，很难确定每天会遭遇怎样的状况，熟悉或不熟悉的内容、突发事件、意外故障等。谁都有知识盲点甚至盲区，我们不知道在自己的知识盲区，哪天是否会出现重大新闻，而那天你恰好就在直播线上，你可能会狼狈，甚至会“翻车”……这种不确定性、未知性和挑战性，都是这份职业的巨大魅力所在。我们需要为此做很多准备，精神和专业的种种准备，如同我们必须二十四小时手机不关机一样：时刻准备着。
《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敬是尊敬的敬，事是事情的事，信是信仰的信。做新闻主播，自然比不了治理千乘之国，但以敬畏之心和信仰之诚，把事情做好，却是一样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不敢说我每天都做到了扪心自问，但回顾职场生涯，我确实在努力认真地胜任这个角色，我为此感到荣幸并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