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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明确一个观念，就是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争论，争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中国有中国的学问，西方有西方的学问。中学和西学是指什么，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学”是本体，“西学”是拿来应用的。这个本体不能变，但是用起来还要用“西学”。这个理论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清朝末年的张之洞。这个理论虽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是在他那里成熟的。张之洞做过湖广总督、军机大臣，是大官僚，而且是清朝末年洋务派的代表。
18世纪末年，英国曾经派一个使臣马嘎尔尼到中国来见乾隆皇帝。当时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国家。马嘎尔尼到中国是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他到中国后就要求见乾隆。乾隆有一个谕旨，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是个大国，我们什么东西都有，根本不稀罕你们外国的玩意儿，我们容许你来，那是表示我们的宽大，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们什么东西。这是当时中国的心态。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最发达，中国不了解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看不起。
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改变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不但割地、赔款，还五口通商，订了《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又火烧圆明园。本来圆明园是皇帝的行宫，按照清朝的体制，正式的宫殿在城里，就是今天的故宫。但是皇帝一年四季很少真正住在宫里，都是住在别墅里。这相当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本来是皇帝的离宫。他住在这里，因为这里面有风景，住在宫里面没有意思。所以除了重要的事情，如过年、大典，他才住在宫里，一般他都住在圆明园里。圆明园被烧了之后，慈禧太后就扩建颐和园，慈禧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颐和园里。所以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每天要跑到颐和园去向慈禧请示。接着，中国连续打败仗，一直到最后八国联军把北京都打下来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觉悟到中国的体制不改不行了，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不能够应付现在的世界。所以中国也想变法维新，最有名的就是1898年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学习西方的体制、思想和学术。当时中国很多人都在想，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呢？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为什么会打不过洋鬼子？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它的船结实，它的炮厉害，中国没有坚船利炮，所以会失败。中国要打败洋鬼子，也非得船坚炮利不可。所以当时的口号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就是把夷人当作老师，学习西方的长技、优点来对付西方人。夷人之“长技”是什么呢？无非是船坚炮利，所以中国一开始也得学“船坚炮利”，没有船、没有炮，你就没有办法对付外来的侵略者。但是经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觉得光是船坚炮利并不够，因为船坚炮利得要有基础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知识都没有，你怎么造船造炮。造火药要有化学知识，造船、开炮总得有点物理学、数学的知识。所以基础的科学知识还是需要的。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光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也不行，光是学习西方的科学也不行，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体制若是和它不配套，你就不可能孤立地有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是社会的产物，必然要求社会制度与之配套。可以说，它是一套系统工程。比如过去是科举制度，要背四书五经，考及格就可以做官发财，否则一个知识分子就没有出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习四书五经，好不好是另外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没法使中国现代化，你就是把经书背得烂熟也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有现代的科学技术。那么我们的教育、考试体制就得变，所以后来就废科举、兴学校。废科举就是不采用八股文的考试形式了，而是相反地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包括京师大学堂，那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就已经认识到社会体制的改变才是关键所在。
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人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就是认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还不够，我们的思路或者说思想方式也要改革或革新。所以，从清朝末年起，西方的哲学、文学就开始进入到中国来，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行。你不能只学他的物理或数学，数学和物理也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与思想意识配套的。社会也不是孤立的，它还有思想背景，你得有一套思想背景和这个社会配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学”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学问：孔孟之道，讲仁义道德。“西学”是什么？最开头是声光化电，后来内容也不断地改变。我们刚才讲了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还是不能变，叫做“中学为体”，把“中学”作为一个体，把“西学”作为一个用，我们应用的技术是“西学”，但是我们的“体”还是要保持中国的传统之体。这个“体”究竟指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张之洞的理解里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如专制君主是神圣的，他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领导，所有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都应该向他效忠，这就叫“君为臣纲”。因为这个体制一变的话，他的政权就没有了。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提倡民权。当时戊戌变法有一个中心在湖南，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在全国最早推行新学的当权者，他在湖南办了一个学堂叫时务学堂。“时务”意思就是注重现实，反对只读传统的经书，请了梁启超做总教习。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之说”，认为人民有权，应该平等，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他们反对说，“民有权则君无权矣”，问题在于权力究竟应该归谁，提倡民权那么皇帝还有没有权？在他们看来，君为臣纲，皇帝的权是绝对的。换句话说，他们要维护君主专制的制度，所以权一定要归皇上，而不能归下边。
这一点要附带作一个说明。我们的思想往往只能采取语言的形式，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可是用语言来表达，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内容已经变了，可是我们的语言还没有变，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理解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出现了一个解释学的问题。语言是同样的，可是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比如在经济学里面，早些时候，“保守”指的是要求完全由市场来调控经济，反对一切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盛行很长时期，变成经济学的主流后，“保守”指的则是坚持认为必须有国家力量的干预，经济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字面完全不变，可是内涵却完全不同了。中学与西学的争论也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中学？什么是西学？再作一点更多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冯友兰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在清华教中国哲学史，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是当时有名的学术著作，也是当时我们的标准教材。写完之后，学校要两个老师写一个审查报告，这两位老师，一个是陈寅恪先生，是老一辈史学家，另外一个是金岳霖先生，是老一辈哲学家。金先生有一段话，我现在介绍给大家，借以说明这个问题。金先生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哲学”？我们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英国物理学史》，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严格地说，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因为我们没有所谓“法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也没有“中国物理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没有所谓“英国物理学”。那么“英国物理学史”这个意思是不是不通呢？也通。这个所谓的“英国物理学史”确切的意思是指物理学在英国发展的历史，而不是指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这个分辨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并不存在英国物理学，全世界的物理学都一样，比如说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对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也一样有效，无所谓英国物理学我们中国人不能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我们中国不能学，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牛顿是英国人，他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最初是在英国提出的，写英国物理学史的时候可以提上一笔，但是牛顿的东西可不是英国物理学。大家知道，牛顿的物理学体系是在17世纪提出来的，但是18世纪的时候在法国非常之流行，实际上牛顿体系的弘扬，法国人比英国人作出了更大的贡献。18世纪的法国学者（分析学派）都是引用牛顿的物理学来解释一些物理问题，所以法国分析学派对牛顿物理学的贡献比英国人要大得多。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算不算英国物理学？应该说：它就是物理学，而不是什么英国物理学。我们如果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是写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而不是写“英国物理学”的历史。这个问题对于物理学比较好解释，对数学也好解释。英国数学史是指数学在英国的历史，中国数学史是指数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说有一门数学叫“中国数学”，另有一门数学叫“英国数学”。2加2等于4，中国数学是2加2等于4，英国数学也是2加2等于4。这里无所谓中国数学、英国数学。如果问2加2等于4是英国数学还是中国数学，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个英国人学习几何学的三角形，英国的几何学说三角形ABC，你们看清朝末年的书，中国的几何学不说ABC，而是说甲乙丙，那么是不是一个三角形甲乙丙就是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形ABC就是英国的几何学？几何学作为几何学是一样的，中国文字和英国文字不一样，但是几何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你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我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三个直角。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几何学的内容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它所使用的文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中国几何学”。如果说“中国几何学”，那只能是说几何学在中国。现在我们的问题就不光是几何学或者物理学的问题，我们把它转换一下，有没有中国哲学？有没有西方哲学？这就似乎比较难以回答。因为有的人认为有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没有中国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述而已。我要说明一下，这一点在1949年前后重点有所不同。在1949年前有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的特色，所以确实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特色，所以确实有西方哲学。但是解放后反而有点不同了，50年代的时候推行“全面学习苏联”，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苏联的教科书，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大家都是用苏联的教本，都按苏联的讲法。苏联的讲法引用恩格斯的经典定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问题。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就是唯心，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就是唯物。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就无所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任何国家的哲学的根本问题都是思维对存在的问题，你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你就是唯心论，你认为思维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你就是唯物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唯物对唯心的问题。后来又进了一步，不但是观点的问题，还有方法的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就是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你是形式推理，非此即彼，这种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相反，如果你采取另外一种灵活的方式，认为矛盾双方是统一的，那么就是辩证的。所谓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唯心论对唯物论，另一个就是形而上学对辩证法。
下面，关于方法论再补充一点，这就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双方的不同。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哲学在中国和哲学在西方的不同。究竟有没有“中国哲学”这个问题另作别论。我们暂时这么提：哲学在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在中国和哲学在西方有一点不同。哲学是philosophy，这个词如果变成动词就是philosophize，就是怎么样进行哲学推论，或者变成名词化就是philosophizing。有的哲学比较重视结论，有的哲学比较重视推论。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信宗教的人认为上帝存在，无神论者就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有神论对无神论，也可以说是唯物论对唯心论。因为有神论当然是唯心论，无神论就宗教信仰来说它是唯物论的，这是结论。但是有的人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推理。他感兴趣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这个结论，他最感兴趣的是你怎么推论出来上帝是否存在的，他对推论的过程要比对结论更为重视。一个是问结论是什么，另一个是问你是怎么样推出来的。推论过程就是philosophizing，你是怎样对它进行哲学加工的。比如说，认为上帝存在的人可以有这样的推论：你看，世界真奇妙极了，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智慧，世界怎么能够这么奇妙？这个推论就是说，因为世界真奇妙，所以一定是后面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在安排好了的，不然怎么会这样。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是20世纪40年代去世的，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帝是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你看，到处都是按数学的关系安排的，极其精确的数学关系摆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只能认为是有一个最伟大的数学家在那儿设计的，不然的话，它怎么会那么精确。我们知道，古希腊也有一句谚语，叫做God geometrizes everywhere。希腊人认为：上帝把全世界都纳入了一个几何的模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几何的关系，好像是上帝把几何学的规律安排到一切事物里。一个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是一个数学家，他的推论是这么来的：因为宇宙是这么奇妙、世界是这么奇妙，所以说必定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在安排，这个智慧就是上帝。而一个无神论者则可以那么说：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上帝、你什么时候摸到上帝了？上帝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它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东西我们总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一个桌子，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桌子，或者我闭上眼睛摸到这是一个桌子，假如你看不到也摸不着这个桌子，你怎么能说这个桌子存在？这也是一种philosophizing，是一个推论的过程。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能认为它存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能认为它存在。反过来，有神论者又可以答复说：上帝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能想象上帝是一块石头，石头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这类辩论。古希腊有一个辩士说：人总是把上帝看成是人的样子，那么一只公鸡就想象上帝是公鸡的样子了，而上帝本来就没有什么样子，不是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神灵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他的样子，他没有任何形状。这也是一种philosophizing，是一个推论的过程。
哲学里面有的人重视结论，你是唯心论，他是唯物论，这个说唯心论要打倒，那个说唯物论是错误的。有的人则不在乎结论，而只在乎推论过程，你的推论如果合理，他就不管你结论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在数学上，我们没有预先假定的结论，我们都只是去推论，推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最后证明a等于b，就是等于b，证明a不等于b，那么它就不等于b。这完全看你的推论，至于结论是什么，一个数学家并不太关心也不预设一个结论。因为那个和数学本身没什么关系，他重视的是推论过程。可是有的人就重视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就更加突出。比如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先要制造一个舆论，这也可以说是一个philosophizing的过程。本来中国已经推翻了帝制，袁世凯是大总统，他要做皇上。中国皇帝专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秦始皇到现在有两千两百多年了。当时刚刚推翻帝制，根据什么他应该做皇上？这得找一个理论的根据，得讲出个道理来。他就请了一个美国人，叫做古德诺，是位宪法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古德诺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理论上考虑（所谓学理上，就是philosophizing的过程）中国究竟是适合于君主专制还是适合于民主共和。后来袁世凯组织了一个“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的学术组织，找了几个名人参加，要讨论中国究竟是适合君主专制还是适合民主共和，结论当然是中国最适合君主专制。那原因据说是中国人的素质太落后，思想知识太不开通，要是由他们搞民主的话，社会就会混乱。一定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皇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我们可以说，这也是philosophizing。你的重点可以放在结论上，比如袁世凯就把重点放在结论上，就是要当皇上，而且还非得他不可。可是如果从“筹安会”的表面上来说，它是作为学理来讨论。我们在学术上可以讨论，中国究竟适合于什么制度，是适合君主专制还是适合民主共和，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philosophizing的过程。这个例子是要藉以说明哲学的重点可以侧重不同的方面，可以侧重在结论上，也可以侧重在推论的过程上。或许可以说“爱智慧”理应包括两个方面：即爱智慧本身和爱对于追求智慧的探索。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地方，而只存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之中。哲学上的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个论点之中，而只存在于如何思考和论证该论点的过程之中。你可以更重视前者，也可以更重视后者。哲学的价值更在于它启发你以各种不同的思路或者说思维方式，而不在于它告诉你什么结论。
有没有中学和西学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这要看你是在哪种意义上论说它。你如果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说，那么就有“中学”和“西学”：毕竟有一些思想、理论和学问是在中国发生的，那么这就叫“中学”；有一些思想理论和学问是在西方发生的，那么就叫它“西学”。确实，每一个国家和别的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所出现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全一样，中国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的思想理论并不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有中学和西学。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没有中学与西学之分，那就是说学问作为学问而言，只有真假之分、只有是非或高下之分，而没有所谓中西之分。比如说数学，2加2是不是等于4？或者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是不是等于两个直角？你要说它不等于就是你错了，说它等于就是你对了，这里只有是非之分，没有中西之分。不能说中学认为2加2就等于4，西学认为2加2就等于5，这个问题不存在。几何学在历史上发生于希腊，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但是不能说几何学是“希学”。因为别的国家（例如中国）同样可以研究几何学，同样可以研究得很出色。知识或者学问作为真理来说只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分、是非之分、高下之分，但是没有中西之分。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中学、西学。
每一个名词之所以有意义，往往都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换一个语境的话，可能就变成没有意义的了。中学、西学之分只在清末的条件之下才有意义，在清末有什么意义呢？它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所谓“中学”是指“三纲五常”，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如果脱离了那个背景，就没有意义了。今天说的“中学”是指什么呢？还是指君为臣纲吗？中国的君主制度早已经不存在了，怎么还能说有“中学”呢？再比如说，夫为妻纲，那时是男权主义，妇女的地位是屈从于男子的，所以妻子要听丈夫的话。那时候作为一个女性是很不幸的，“在家从父”——绝对服从她的父亲，“出嫁从夫”——绝对服从她的男人，“夫死从子”——丈夫如果死了，就要听从她的儿子。这是绝对的男权主义。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不能再说“夫为妻纲”，妻子在家里一定要听丈夫的话。无论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社会的实践上，或者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中学和西学之分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清朝末年为什么它有意义呢？因为当时中国确实没有近代的数理化，近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是西方来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学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自己原有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学、西学有它的意义。这种提法有它的具体的内容。可是今天再这么提就没有具体的内容了。今天一个人学习物理学，难道会说学的是西学吗？中国人就不能学习物理学？中国人研究物理学就不能有进步？中国人一样可以学习物理学，而且一样可以学得很好，一样可以发展物理学、一样可以有贡献。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所谓“中学”、“西学”。我的意思是说，某一种概念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它的具体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现在再把这个问题炒出来，再提中学与西学之争似乎就没有意义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在前几年忽然又提出中学与西学之争这个命题来？在真理的面前无所谓“中学”、“西学”，只有真假、好坏、高低，而无所谓中、西。在哲学问题上也应该如是。哲学只有好坏、对错，但是无所谓中西。
有没有中西之分？如果有中西之分的话，那么这个中西之分也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先天的是指它本来就是一个问题，它始终都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三角形，是不是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因为这是对任何民族始终都存在的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后天的，它是特殊的环境造成的，比如说中国过去认为的最大的道德——忠孝。我们往往认为忠孝是“中学”的内容，但是西方也讲忠，比如说忠于国家，封建时代忠于领主，这也不能说是中国的特色；或者孝，中国人注重孝，为什么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孝？我想现在也不会那么重视孝了，为什么？因为社会条件变了，社会条件是后天形成的。因为过去中国父家长的体制比西方浓厚，父家长的体制就强调孝，所以中国特别重视孝。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孝”也就变了，这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注定了中国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孝，西方人就一定不可能重视。这是后来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形成的。后天的条件可以改变，今天比起一百年前，孝的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孝道要比一百年前差得非常之远了。一个母亲也不必“夫死从子”。这是后天的不同所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先天的意义上并没有不同，并不是说先天注定了中国人就得是这样，西方人就得是那样。环境条件改变了，“孝”的内容就可以大大不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孝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可是中国现在的“孝”的含金量和从前绝对的孝也大有不同，那是由于社会条件变了。并不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人特别注重“孝”，并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在先天的意义上，没有中学、西学之分，也没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那么有没有不同？当然有不同，这个不同是后天条件形成的。不能认为中西的不同是天然的，即由于他们天性的不同所使然的。各民族之间思维方式假如先天就（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后天条件造成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因为中国从古代就是血缘非常浓厚的宗法社会。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一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点。那本书说到西方经过一个民族大迁移以后，它原来的血缘纽带就解体了，形成了以地方为单位的制度。这种制度就与中国以家庭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至少是汉族，古代的血缘关系特别浓厚，宗法制度也特别厉害。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宗法。比如说，从语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对于血缘关系，每一个字都规定得非常严密，比如说伯父、叔父、舅父、姨父，意思都不一样。可是在西方文字中都是一个词，在英文中都是uncle，伯父是uncle、叔父是uncle、舅父也是uncle，因为它不太重视血缘的关系，所以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可是在中国由于血缘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中国的血统论非常浓厚，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浓厚。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一阵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段消息，说里根的儿子失业了。意思是要用这段消息来证明美国的经济情况不好，连总统的儿子都失业了。那时候我在历史研究所，有一个青年就说，美国总统的儿子都失业了，我们这里公社书记的儿子都失不了业。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血缘关系今天还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深厚的血缘传统，当然西方也有，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深厚。为什么？因为这是后天的条件不同，不是说中国人生来就要讲血统论，而是长期的社会形成了血统论。社会是靠某些传统来维系的，某些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式也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中学和西学有没有不同？我想可以说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作为真理来说，它只有真假、高低、是非之分，无所谓中国和西方之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就是universally valid，valid是有效，universally valid是普遍有效，真理的条件必须是普遍有效。2加2等于4是普遍有效，在中国是2加2等于4，到了英国也是2加2等于4。它为什么是真理？就因为它是普遍有效，即我们常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如它不是普遍有效，它就不成其为真理了，所谓真理也就是说它是普遍的有效。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中学和西学之分。
在1949年前，国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理论，其中有一条最为振振有词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中国不能用它。那么有没有中国国情呢？当然有中国国情，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说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一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国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孝”。中国对于孝道非常重视，而西方对这一点就显得不如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不适用于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说，它应该是普遍有效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就是说过了一百代以后，有圣人出来他都不会怀疑的，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正如2加2等于4是永恒的，即使再过一百代有圣人出来也不会怀疑它。真理之所以成其为真理就在于它的普遍有效性，这一点我们暂可以假定是能够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能特别强调后天的特征，用它来抹杀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有一个，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它的特殊性。特殊性就是后天的、具体的、特殊的环境所形成的。比如说孝是不是一种道德？孝作为一种道德在中国特别强烈，是因为中国的血缘关系特别浓厚。今天反贪，如果抓住一个人贪污，那么往往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很多人都参与了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吧。但是这一点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不是说先天注定了中国人就一定是这样，其实很多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同样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真理是普遍有效的；再其次，也要承认确实其中也有不同的精神和形式，但那是后天的。
这种后天的精神表现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没有不同？当然会有，刚才也说过的：比如西方是比较主智的，重视知识和智慧；中国是主德的，更注重德行。这一点也是和历史条件有关系的。西方主智，所以着重法治。我们现在则在法治以外又强调德治了，中国历来是注重德治的。德治与法治虽然并不矛盾，不过侧重点不同，你注重“智”也好，你注重“德”也好，“德”和“智”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可以侧重点不同。正如前面所说的哲学，你可以注重它的结论是什么，你也可以注重它的推论过程是怎样的。
双方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所形成的心态（mentality）也必然会有不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精神面貌的不同。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引起我的一些想法，这篇文章是评论一本给李陵翻案的小说。我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只看了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李陵是汉奸，李陵和苏武是好朋友。汉武帝时，李陵去打匈奴，李陵战败了，被俘虏，被俘虏后就投降了。苏武后来作为汉武帝的使臣出使匈奴，匈奴把他关起来，可是苏武始终不投降。后来苏武被放逐到北海，北海就是贝加尔湖，他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待了十九年。苏武是“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他是刚成人的时候到匈奴去，过了十九年，头发都白了才回来。所以中国的传统中都赞美苏武的气节，都骂李陵是个叛徒。1937年卢沟桥爆发全面抗战，很多学校包括北大、清华都搬到后方去了，那时有个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周作人留在北京没有走。后来胡适曾给他写信，还附有一首诗，希望他能够走。北大很多人也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走。他回信说，希望你们把我当做是苏武，不要把我看成是李陵，亦即不要把我看做是个投降的汉奸，我是和苏武一样在这里守节。但是后来周作人还是做了汉奸。周作人叛国做了汉奸是铁案如山的，不过现在也有人为周作人翻案，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做汉奸还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还是爱国的。他自己的辩护词是说日本人威胁他。李陵的祖父是有名的李广，是汉朝的飞将军，唐朝诗人王昌龄曾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广是个非常有名的将领，李陵本人也是当时出色的将领。李陵投降之后，大家都骂他，但是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出来保他，就是司马迁。后来司马迁因为保李陵而下了狱，写出了《史记》这部名著。小说是要给李陵翻案，我对这段历史没有研究，不知道李陵应该不应该翻案，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心态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只有断头将军没有降将军的，打了败仗也宁死不屈，所以中国历史上赞美的都是英雄烈士，谁要是投降就是奇耻大辱。说个小故事：1944年，日本人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一直打到湖南的衡阳。那个时候守衡阳的是蒋介石的一个军长，叫方先觉，还算是不错的，打了48天，最后投降了。他偷着跑到当时临时的首都重庆，在重庆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攻击他，国民党实际上还是保护他的，但是不敢为他公开辩护。还有一个人，叫庞炳勋的，是老西北军的总司令，后来被日本人俘虏后就投敌了，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编制，也是什么总司令之类的。国民党官方还宣布，庞总司令被俘虏，本来是要自杀，就是说国民党也认为投降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打我国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尼，势如破竹。因为当时西方国家根本没有准备，菲律宾和印尼都有美国军队驻守，但是力量很薄弱。美国司令官叫温赖特（Wainwright），最后退到巴丹（Bataan）岛上，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守不住后也是举着白旗投降了，投降后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后来双方交换俘虏，温赖特被交还美国。美国举国若狂地欢迎他，比凯旋将军还热闹。美国人认为他打得非常英勇，打不过的话投降是合理的。不但美国的人民欢迎他，美国的官方也欢迎他。这个例子表明中西文化心态的不同。后来日本投降的时候，代表盟国签字的是总司令麦克阿瑟，每个国家也都有代表签字，美国代表是太平洋海军司令尼米兹，站在尼米兹身旁的就是温赖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那是个非常荣耀的位置，无论是国家、政府或者是人民，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个例子，在19世纪初年，英美有一次战争，美国有一个军人叛变投敌，做了间谍，后来又被美国人抓住，这个人现在在美国还有一个纪念馆，让人参观。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投敌的间谍居然还纪念他。我的理解是，如果是作为历史来看，角度不同，也不妨这样做。我们中国从长远的历史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我们从来都是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可是我们知道秦朝历史很短，秦朝成立不久，马上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接着就是楚汉相争，刘邦、项羽都来反秦，这些我们今天也给予肯定。那么，到底肯定谁？是肯定秦朝的政权，还是肯定刘邦、项羽、陈胜、吴广呢？我们双方都肯定，既肯定秦始皇的功绩，又肯定反秦者的功绩。假如今天，无论秦始皇，还是陈胜、吴广，或是刘邦、项羽，如果他们有什么东西留下的话，我们都作为历史文物保留，并不因为我们肯定谁、反对谁而有所不同。假如再过一两千年，不管是曾国藩、左宗棠或者洪秀全、杨秀清，他们的东西我们都作为历史文物来保留，照样给他们建纪念馆。这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了，角度的不同反映出心态的不同，这一点表明了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气氛所造成的心态的不同。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哲学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本身的问题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反映了它的精神面貌或者一种心态，这一点是有不同的。正如我刚才举的关于投降的例子，明明是已经战败了，如果硬要牺牲的话，似乎是很无谓的。但是也可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能只看一时的失败或成功，而是要看它长远的意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虽然失败了，可是他们那种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永远是对后世的一种激励。以上所说，好像是题外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所积淀的不同心态，恐怕就很难理解不同哲学在深层次上的不同倾向。哲学既有纯推理论证的一面，又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也可以说是人文背景的一面。我们必须通观这两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一种哲学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