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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法农（1925—1961）堪称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与黑人权利运动之中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实践者和思想家。在《黑皮肤，白面具》出版逾70年后，这本闪现着昂扬斗志和理性火花的著作，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后殖民主义和种族问题的学者们绕不开的一部经典。之所以说法农是一位行动的思想家，那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他的生平、教育、行医与革命经历始终密不可分。
1925年7月6日，法农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首府法兰西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海关检查员，母亲经营小商店。中学时代在老师艾梅·塞泽尔的熏陶下，法农就对殖民和种族问题格外关注。1943年，当自由法国部队控制马提尼克岛后，法农志愿参军赶赴欧洲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自己的英勇无畏被法国政府授予十字勋章。此后，他先后在巴黎和里昂接受教育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其间，身为黑人的法农切实深刻地感受到，作为法国公民的他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却依然是白人眼中那个低等的、危险的、野蛮的“他者”。正是基于自身的这些经历和感悟，法农在法国于1952年撰写并出版了《黑皮肤，白面具》。
这本著作既是法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作品中，作者以汪洋恣肆的抒情文风，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内容触及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多个层面。比如，语言与身份的关系、跨种族爱情与婚姻、黑人（及白人）的异化与表征、白人社会的多种神经症等问题。此外，法农还与萨特（存在主义）、黑格尔（自我意识）、阿德勒（个体心理）等哲学家展开对话，驳斥了西方文化中以黑—白、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为基础的二元对立，从而彰显出黑人自我意识革命性的解构与重构的必要性。下面，我就从围绕以上的主题，对《黑皮肤，白面具》进行扼要的梳理。
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文章《语言》（1950）中谈到语言与存在和意识关系时，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人在言说的同时，语言又在言说人。这种观点一反常规提法，在极大地丰富语言基本功能的同时，更充分说明人类的语言也在切实地塑造着我们的意识和感知。无独有偶，法农在这本书中也写道：“说一种语言，便是宣扬一个世界、一种文化。”（p．30）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黑人文学经历那种从标准英语向黑人英语的书写转变，不仅彰显了作家的非裔身份，而且也创造了黑人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从而实现了对抗主流文化的政治使命和文学诉求。
然而，正如在本书中指出，奔赴巴黎求学的不少安的列斯青年返乡之后，却不再使用当地的方言克里奥尔语，而是热烈拥抱殖民化他们、异化他们的法语，这充分表明这些黑人早已丧失艾梅·塞泽尔所言的“黑人性”（négritude）。不过，这肯定事出有因。白人社会强加的那种偏见，即黑人只会说蹩脚的法语，而且还总吞掉小舌音［r］。这种负面歧视强化了黑人对于法语的态度，有些黑人学生甚至使劲纠正自己的发音。法农书中批判的那些返乡的安的列斯人，不讲克里奥尔语方言却刻意用法语抬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做法，并非表示一个人不能说出生地方言之外的语言，而在于他选择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说的问题。
另外，对于白人刻意对黑人或阿拉伯人说蹩脚的法语，法农也是甚为恼火。正如法农写道：“一个白人在向一个黑人说话时，举止犹如一个成人应对一个儿童，他矫揉造作、轻声细语、殷勤体贴、呵护备至。”（p．24）在作者看来，白人这样的行为依然延续了殖民社会中主子的姿态，因为白人并未将对方作为平等的个体对待，而是以成人对待儿童的语气在向异族发话。在我看来，法农对于语言的看法也值得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反思与借鉴；学习任何外语既不能将它们抬高到母语之上，也不能以牺牲自己的母语为代价，更不能以几句蹩脚的外语四处显摆和炫耀。
或许正是为了肯定自己的身份，法农的文字风格与很多法国本土作家迥然相异。为了凸显作者的“黑人性”，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极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相反却大量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来集体发声，由此不仅强化了作者与整个黑人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也在召唤黑人同胞要积极行动起来，投身黑人的去异化进程之中。此外，阅读这本书还需要注意作者的两大语言特点：一方面，曾经学医的法农惯于使用医学术语，比如“静脉曲张”（p．69）、“切片机”（p．93）、“血液收缩压”（p．178）等；另一方面，他会竭力借用很多新奇的意象或隐喻表达观点，比如他在描写个人作为客体被白人世界包围那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时，就曾写道：“上方的天空在撕扯它的肚脐，大地在我脚下嘎吱作响。”（p．92）这里值得提及，法农在语言层面这种异常显著的陌生化处理，虽然会给阅读造成不小的障碍，但确实会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真正的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无私的利他主义奉献。这样的爱情定然是伟大的，它可以逾越肤色、年龄、地位等鸿沟。然而，婚姻是社会、文化、习俗的产物，跨种族婚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问题。对于有色女人与白种男人的爱情，法农首先以本土作家马约特·卡佩西亚的《我是马提尼克女人》为例，批判了黑人女性对白色的盲目崇拜以及意欲从身体和思想上漂白自己的徒劳。另外，法农还以塞内加尔作家阿卜杜拉耶·萨吉的小说《妮妮》为例，分析了一心想嫁白人的混血女妮妮，在面对黑人男青年马克塔的追求时的态度：“这个混血女子认为这封信是一种侮辱，简直是对自己身为‘白人姑娘’名誉的冒犯。”（p．45）然而，当一个正宗的欧洲白人向一位混血姑娘迪迪求婚时，整个圣路易市竟然都为这个不胫而走的消息高兴不已。由此看出，从种族主义已衍生出这种“白人＞混血＞黑人”的微妙等级高低次序，从而强化了黑人社会意欲漂白整个人种的观念。不仅如此，法农也点明了黑人表现的这种类似神经症的“情感亢奋”正是自卑感的体现，它同时又造就了白人病态的那种优越感。
除深入讨论有色女人与白种男人的爱情之外，法农在第三章又将目光转向有色男人与白种女人之间的关系。对此，法农以圭亚那作家勒内·马朗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男人》为例，借助精神分析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作品中接受欧洲教育的黑人青年让·韦纳兹，在面对白人姑娘安德莱·马里耶勒追求时那种陷入骨髓的自卑，因为这名黑人认为白人姑娘与“这个种族的任何人来往都有失身份”（p．53）。最后，小说主人公让·韦纳兹在白人朋友库朗热的一再劝慰下，在接受自己是个白人的前提下才勉强与安德莱开始交往。其实，在接受自己那种具有普遍性的白人身份的同时，表现出遗弃型神经症性格特点的让·韦纳兹在贬损自己的价值，更在弃绝自己的黑人性，由此凸显出这部小说的标题是何等荒谬，因为主人公显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男人。
在批判具有“消极—攻击型人格”（p．59）的小说人物让·韦纳兹这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态度的同时，法农也剖析了另外一类人群。这类具有“积极—恋爱型人格”（同上）的有色男人，有些人赶赴法国的第一件事便是上红灯区与白种妓女发生关系，有些则以爱之名娶白种女人，而支配他们行为的动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显然，以上讨论的有色男女，他们的主体性已经缺失，他们的意识已经异化。在法农看来，黑人社会只有通过积极的身份、意识和文化重构，真正摆脱自我贬低、自卑情结、情感亢奋等病态心理，跨越种族的爱情才能由神话变为现实。总之，世界上种族主义如果不彻底消亡（似乎也不会），那么基于平等之上的跨族婚姻也只能是个神话，它定然要比族内婚姻面对更多的问题、危机和冲突。
殖民种族主义不单是一些殖民者和探险家所为，在法农看来，它更是殖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结果，也即它是历经上百年不断构建的产物。法农在第四章“被殖民者的所谓依附情结”一开始就切中要害，指出，马诺尼在《殖民心理学》中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认为黑人自卑情结先于殖民主义存在的观点错误至极。针对这种观点，法农犀利地加以驳斥，声称殖民种族主义与其他任何种族主义一样，而且“欧洲文明及其最具资格的代表对殖民种族主义负有责任”（p．72）。接着，法农也对马诺尼认为与肤色相关的自卑情结只见于生活在另一肤色环境的少数个体身上的观点予以回击。毫无疑问，类似马诺尼这样的观点，只不过是欧洲在海外推行殖民主义的借口而已。
在将殖民主义视为一种文化构建时，法农借用萨特《关于犹太问题的反思》中的观点“正是反犹太人主义者制造了犹太人”，平行地宣称“正是种族主义者制造出有自卑感的人”（p．75）。诚然，殖民者的入侵给土著居民带来的恶果，绝非只是心理层面的创伤，更有社会、经济层面的破坏；这种破坏反过来又会强化心理上的创伤，从而对被殖民者造成更深层次的异化，让他们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和自己的价值。换言之，土著居民的人性在殖民化过程中被剥夺了，于是丧失主体的“依附情结”便表现为心理上的所谓“自卑情结”。久而久之，这种自卑情结最终堂而皇之地进入被殖民者的无意识精神结构。以上社会化的构建，正是法农对于黑人自卑情结发生的精辟描述。
殖民种族主义不仅在无意识层面给黑人带来精神创伤，而且通过文化手段（以教材、画报、广告、电影、电视为媒介）塑造出黑人刻板形象并不断将其彻底固化。更为糟糕的是，安的列斯人在被动吸纳这些主流文化时，竟然会自动和白人发生认同并接受对方的价值和观念，故而让种族主义变得更为复杂，由此形成一种虚假的由高到低的“白人＞安的列斯人＞非洲人”的等级次序。这里，法农以最早的一部有声美国电影《人猿泰山》（1932）作为经典案例，进行了颇有卓识的精彩分析。不过，等遭受殖民的安的列斯人赶赴欧洲，这种假象瞬间坍塌，因为无论如何“他是个黑人。一到欧洲他就会发觉这一点，而且当人们谈论黑人时，他就知道这同时涉及自己和塞内加尔人”（pp．120—121）。
对于肤色偏见，法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不外乎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无意识仇恨和恐惧。对于西方大多数白人女性的“黑人恐惧症”（négrophobie），不仅由于西方文化在表征黑人的过程中附加了很多负面色彩，而且在精神分析的层面，这种恐惧当中充斥着性欲、生殖的意味。对此，作者再次援用萨特有关反犹太主义的看法，对黑人恐惧症进行了平行分析。正如西方文化再现犹太人时，因为畏惧对方的智力而将他们表征为视财如命的守财奴、贪婪自私的银行家那样，这种文化由于性欲受到压抑，受“一种性无能或性自卑的情感支配”（p．129），而将黑人男子表征为只有生物属性、定向于生殖和性欲的阳物，它反过来又导致了临床上诸多白种女人的迫害妄想症和黑人恐惧症。由此，在性欲上受挫的白人男权社会，只能将他们带有攻击性的施虐狂定向于黑人身上，于是私刑、歧视、阉割、迫害在有黑人的国家全部上演。
在这本书中，法农自己创造了一个术语“文化强制”（p．154）来描述白人社会强加给黑人的各种价值观念，这多少有点类似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在欧洲文化的表征之下，处于白人的凝视之下，非洲黑人的主体性存在早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转化为真正的虚无。19世纪末兴起的人种学、优生学更是披上科学的外衣来强化种族主义，这类“可耻”（p．97）的科学也为德国纳粹大肆掀起的反犹太主义屠杀做好了铺垫。正是这个原因，法农认为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犹太人和黑人都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在欧洲大众文化中，黑人不仅意味着肮脏、丑陋、野蛮、愚昧，而且代表着魔鬼、色情、邪恶、妖怪。从哲学层面来看，这种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白—善、黑—恶等观念的文化耦合，它其实凸显的依然是欧洲思想体系中的二元对立。法农从中明锐地看到，白人社会通过“文化强制”给黑人带来自我贬低、自卑情结、被动姿态、奴性屈服的同时，更从多个层面严重毒害了白人的自我意识和心理健康。简而言之，黑人在被社会异化的同时，白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异化，于是“愚弄者”成了“被愚弄者”，白人社会自身也遭到了反噬。由此，白人社会中常见的以黑人为主题的恐惧症、妄想症、施/受虐狂、谵妄等“病态”心理也都有了它们的根源所在。为了进一步佐证这种看法，法农从法国本土作家，比如乔治·穆南、埃米尔·德尔芒让等人的回忆录、杂志文章和作品中寻找答案，更对身为犹太人的米歇尔·萨洛蒙的作品当中散发的种族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倘若黑人始终待在自己的故土，他的命运与白人小孩也相差无几；但如果他要赶赴欧洲大陆，那就必然要考虑重构黑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的问题。面对肤色、性别和阶级相互交织的殖民语境，法农首先从发展个体心理学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开始。在阿德勒看来，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会以他者为参照。然而，经历过殖民化的安的列斯人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神经质社会，法农由此认为，所有安的列斯黑人在选择白人作为对照时，他们要么沦陷于自卑情结，要么采用“过度补偿”（p．174）奋起反抗这种自卑，从而滋生出一种想成为白人的优越情结。对法农而言，要说黑人的个体发展存在问题，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p．175）得负很大的责任。
另外，对于黑人主体存在的问题，法农主要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手。针对主体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人的价值和现实就取决于他者以及对方的认可”（p．176）。这种看法有点类似世间全新物种的认可，一个物种在尚未得到分类学家发现和定名之前，它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显然是个悖论。不过，法农从这种承认出发，并且往前更进一步指出，“为获得自我的确定，就必须整合承认的概念。他者同样在等待我们的承认，以便在普遍的自我意识中充分地发展”（p．176）。正如之前所见，法农其实已经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相互性贯穿到异化、欺骗、承认等多个主题的讨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二元论的解构和重构，其中也凸显出他的颠覆性和革命性，正如书中他援引费希特的那句话：“自我在对立中存在。”（p．200）
在法农看来，不论是阿德勒认为个体要参照他者产生自我意识的观点，还是黑格尔所言的主体要得到他者承认才存在的看法，它们似乎都是一种寄生性的主体性理论，一种“令人诧异的骗术”（p．170）。必须要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去打破束缚在黑人身上的枷锁，将受困于自卑情结、情感亢奋、过度补偿的自我意识彻底解构，然后才能从社会和文化层面对黑人的身份和意识进行全新的重构。从这个角度来看，《黑皮肤，白面具》更像一部革命预言，因为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一场席卷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和美国的黑人权利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
综上所述，法农不仅是思想的勇士，更是革命的斗士。在这本黑人知识分子反抗殖民主义霸权的理性批判当中，法农在结语中指出，正如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斗争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处于殖民压迫之下的人民也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消灭白人社会的压迫。为此，很多学者尤其是欧美学者，认为法农的思想过于极端、激烈，认为他提倡的以革命手段终结殖民主义过于残暴、血腥。这里试问在人类的斗争历史上，难道殖民者或压迫者仅凭良心发现，就会给予被压迫人民所有的权利和真正的平等吗？恰似法农在书中揭示的那样，美国黑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于残酷的斗争，南北战争期间林肯颁发的一纸《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就给了他们自由，然而昔日黑奴内心那种自卑、屈服、被动从未彻底消除。毕竟，他人给予的东西和自己争取的东西，在主体的心理上绝对有着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法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暴力革命观点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末尾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谋而合，俩人对那种整天钻入故纸堆当中、只知玩味文字的伪思想家都给予了最辛辣的嘲讽，并且充分肯定了实践的重要意义和真正价值。
这里，我想再次回到本书作者尚未结束的生平介绍上来。在《黑皮肤，白面具》出版第二年，法农结束了自己的医学训练，随即赶赴阿尔及利亚卜利达（Blida）精神病医院担任主治医师。那时，当地民族解放阵线（FLN）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刚好拉开序幕。1956年，法农辞去了自己的医生职务，成为民族解放阵线报纸主编，从而投身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革命斗争当中。在随后的五年，法农先是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而后又辗转突尼斯和加纳。在此期间，他的几部著作和文章都围绕非洲革命展开，比如《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1959）和死后出版的《为了非洲革命》（1964）等。不幸的是，法农在加纳确诊患上了白血病，但依然坚持完成了《大地上受苦的人》（1961）。同年，法农先在莫斯科接受一段时间治疗，后又转到美国国立卫生院。1961年12月6日，法农病逝他乡。
当今的世界格局和法农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同。与时俱进的读者细读文本也不难发现，《黑皮肤，白面具》当中的个别观点、有些例证也确实存在论述过简、有失偏颇的地方。然而，这丝毫不会削弱本书传达出来的那种与殖民种族主义决战到底的豪迈之志。法农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传递的力量却异常强大。他投身反殖民斗争的事迹或许会被历史所淡忘，但他留下的这些文字却像一部不朽的经典，永远以他澎湃的斗志和无畏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去与任何形式的歧视、压迫、剥削与暴政展开不屈不挠、毫不妥协的斗争。只有世界人民真正赢得胜利的那一天，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写道，人们才会看见“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陆泉枝
2022年夏初于上海
Fanon，Frantz． Peau noire ， masques blancs ．Édutions du Seuil，1952.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Faust ．Verlag C．H．Beck，1986.
Heidegger，Martin．“Languag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nd ed.），edited by Vincent B．Leitch et al，W．W．Norton & Company，2010，pp．985—998.
Marx，Karl.“Theses On Feuerbach，”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theses/index.htm（202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