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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的朋友。一切都是谎言。网络讨论组是谎言。电视节目是谎言。坐在你对面说话的人，说着谎言。高举的标语牌，刻着谎言。你的生活被谎言包围。这是享乐主义者的美好时代。
忽然想起我二十二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午后。我的右边坐着一对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左边坐着一个胖家伙，抱着瓶碳酸饮料不停给自己续杯，我的碟子里是冷掉的鸡肉乳酪和切碎的甘蓝，如今我已经记不得那些食物的味道，只记得夹通心粉的时候掉了一些在我崭新的条纹长裤上。整个宴席的后半段，我一直在擦拭长裤上新月形的污痕，任鸡肉在盘子里渐渐变冷。为掩饰尴尬，我试图与双胞胎姐妹找个话题聊聊，但她们似乎对大学生活不感兴趣，我也不懂得马尾辫的几种绑法。
这场宴会显得极其漫长，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无休无止地举杯致辞，我一次又一次随他们举起高脚杯，啜饮着苹果汁，明知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的举动。宴会的主题是什么？婚礼、节庆还是丰收？我记不清了。那时，我无数次隔着四张桌子偷偷看我的父亲，他忙于与同样年纪、长着浓密胡须和酒糟鼻的朋友们聊天喝酒，说着粗鲁的笑话，直到宴会结束都不曾向我投注一丝目光。乐师疲惫地将小提琴装进琴匣，主妇开始收拾残羹剩饭，醉醺醺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存在，摇晃着庞大的身躯走来，嘟哝着：“你还在啊？叫你妈来开车。”
“不。我自己回去。”我站起来盯着地面说，用力揉搓长裤上的污迹，直到手指发白。
“随便。跟你的小朋友们聊得好吗？”他四处张望。
我没有回答，握紧拳头，感觉血液向头部涌去。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孩子而已，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而我已经二十二岁，即将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我有我的朋友和骄傲，那里，没有人拿我当孩子看待，把我安排在一桌儿童中间，在我的高脚杯中倒满甜甜的苹果汁而不是白葡萄酒；在我走入餐馆的时候，服务生会殷勤地接过我的外套叫我一声“先生”，若不小心将通心粉掉在长裤上，我的女伴会温柔地用湿巾为我擦去污迹。我是成年人了，我想要成年人的话题，而不是在乡村宴会中被当作学龄前儿童对待。
“去你的！”我终于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那年，我二十二岁。
我努力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完全暗了，屋子中满是街对面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光，起居室里只有电脑屏幕闪闪发亮。我揉着太阳穴，从沙发上缓缓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这是本周第几次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应该上网查查，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窝在家里独自上网，直至进入一场闪回童年梦境的睡眠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头痛告诉我不必打开搜索引擎就能知道：这种无聊的生活在谋杀我的脑细胞。
“喂，在吗？”液晶屏幕上roy说。
“在。”我从烟灰缸上找到半截雪茄，弹掉烟灰，划火柴点燃它，继续打字。
“你知道吗，他们开了一个讨论组，专门讨论如何用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生鱼片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roy说。
“你参加了吗？”我吐出一口是满是草腥味的瑞士雪茄烟雾。
“没有，我觉得这个比前一个讨论组更无聊，你知道的，那个是‘硬币自然坠落正反面概率长期观察’小组。”roy打出表示无奈的符号。
“可是你参加那个小组来着。”
“是的，我连续十五天，每天抛硬币二十次，然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讨论组。”
“后来呢？”
“越来越趋近常数呗。”roy给了我一个苦笑的表情。
“你们根本就知道这是必然结果啊。”我说。
“当然，可网络如此无聊，总得找点事干吧。”roy说，“要不要一起参加‘肉眼分别蓝鳍金枪鱼生鱼片与马苏金枪鱼生鱼片小组？”
“免了，我宁肯去看看小说。”雪茄快烧完了，我拿起威士忌酒杯，吐出嘴里苦涩的唾液。
“小说、杂志、电影、电视都让我发疯。总有一天，我会被无趣的世界杀死……”roy打了串长长的省略号，下线了。
我关掉对话框，登录几个文学和社交网站想找感兴趣的文章看，但正如从未谋面的网友roy所说，一切正向着越来越无趣的方向发展。在我年轻时，网络上充满观点、思想与情绪，热血的年轻人在虚拟世界展开苏格拉底式的激烈辩论，才华横溢的厌世者通过文学表达对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电脑屏幕前静坐整个晚上，超链接带领我的灵魂经历一次又一次热闹的旅行。如今，我浏览了那么多网站头条与要闻，却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点击的标题。
这种感觉令人厌恶，又似曾相识。
我点开常去的社区网站，头条新闻上面是“民众在市政府前游行示威抗议钓鱼者对蚯蚓的不人道行为”一行大字，视频窗口弹出，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衣衫的年轻人左手拎着啤酒瓶、右手举着歪歪扭扭的牌子站在市政广场，标语牌上写着“坚决反对切断蚯蚓”“你的鱼饵是我的邻居”“蚯蚓和你家的狗一样会感觉到痛”。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吗？就算游行示威，不能找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吗？头痛袭来，于是，我关掉显示器，倒在棕色的旧沙发里，疲惫地闭上眼睛。
四十五岁的贫穷单身汉在城市这个庞大资源聚合体中显得无足轻重，我每周工作三天，每天工作四个小时，主要职责是“在满足条件的申请书中挑选出个人情感认同的”。在计算机抢走大部分人类饭碗的今天，在政府部门，以“个人情感”因素审批特殊贫困津贴的申请书几乎是份完美的工作。它不需要任何培训背景或知识储备，当局认为在自动审核通过的众多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中挑选幸运者可适度地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故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我这样的失败者—参与此项工作，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从租住的公寓乘坐地铁来到社会保障局那间小小的、与三名同事共享的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电子印章盖在屏幕中比较顺眼的申请书上，名额时多时少，通常盖了三十个印章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余下的时间可以找人聊聊天、喝喝咖啡、吃两个百吉饼，直到下班铃打响。
与此前无数个周一相同，我完成四个小时的工作，打卡后离开社会保障局的灰色花岗岩大楼，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地铁站门口通常有个单人乐队的表演者在单调的鼓声中吹着刺耳的小号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那个阴郁的表演者总盯着我的眼睛—或许是因为几年来我没给过他一分钱—这让我感到不快。猫抓玻璃一样的小号声果然响起，让我昨天尚未痊愈的头痛蠢蠢欲动，我决心向反方向走一个街区，去上一个地铁站搭地铁。
上午下了一点小雨，地面湿润，扎辫子的滑板少年飞速掠过，两只鸽子站在咖啡馆的招牌上嘀嘀咕咕。橱窗映出我的影子：身穿过时的黄色风衣的瘦削半秃中年人，长着一个与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酒糟鼻子。我摸摸鼻子，不禁想起我久未谋面的父亲，准确地说，自从二十二岁的宴会后我就再未见过父亲。母亲给我的电话中有时会谈起他，我知道他还住在农场，养着一些牛，留着几棵苹果树用来酿酒，但酒精毁了他的肝，医生说他没办法再喝酒了，直到科学家们发明肝癌的治疗方法。说实话，我并不感觉悲伤，尽管我的红鼻子和宽大的骨架完全继承了他的血统，但我整个后半生都在逃避父亲的影子，避免自己成为那样自私、狭隘与嗜酒的肥胖老头，如今我发现，唯有避免肥胖这一点，我做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娶到了我母亲，我却连这一个亮点都没有。
“站住！”一声大喝打断了我的自怨自艾。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越过车流向这边快速跑来，两名警察挥舞警棍跌跌撞撞地穿过刹停的汽车追赶着，一名警察吹响哨子，另一人大声喊叫。
驾驶员的叫骂声与汽车鸣笛声响成一片，我将身体贴近咖啡馆的橱窗。别惹麻烦—父亲的络腮胡子，还有因劣质雪茄而泛黄的牙齿在眼前闪现。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撞倒了路边的垃圾桶从我身边跑过，一个，两个，一共四个人，我装作毫不在意，但发现他们都穿着帆布鞋，是年轻人。谁年轻时没有穿过脏兮兮的帆布鞋呢。我低头看看自己脚上暗淡无光的棕色系带皮鞋，鞋面因长时间穿着产生一道道褶皱，像我照镜子时极力回避的额头的皱纹。
忽然有人伸出手挡住我望向脚面的视线，探进风衣兜里拉出我的右手，我感觉手心传来滑稽的瘙痒—那人用手指在我掌心画着什么图案。我惊诧地抬起头来，停在我面前的是第四个黑衣人，身材矮小，兜帽罩住眼睛，他迅速地在我手中画着什么，然后拍拍我的手掌说：“你明白吗？”
“快点！”三个连帽衫在呼唤，第四个人回头望了一眼越追越近的警察，丢下我向伙伴们飞奔而去。警察气喘吁吁地追来，“站住！”其中一个声音嘶哑地喊道，另一个口中含着哨子，吹出断断续续的哨音。我确信他们越过我的时候扭头看了我一眼，但两位警官没有说什么，挥舞着警棍跑远了。
逃的人和追的人转过花店所在的街角，不见了。潮湿的街道上，汽车开始移动，行人穿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我的右手，残留着陌生人指尖的温度。
“照旧吗？”我公寓楼下那间餐馆的女服务生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等等，再加一份腌熏三文鱼。”已经转身走开的女服务生在肩头比画了一个“OK”的手势。
“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会更改你的食谱。”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样在社会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笑容问。瘦子有一种特质，能准确嗅出每个人身上分泌的荷尔蒙味道。“你啊，一定遇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姑娘。她是金发，对吗？”瘦子的灰眼珠闪烁着窥探人隐私的愉悦光芒。
“胡说。我下午碰到了示威游行，你知道，视频中那些呼吁给蚯蚓人道主义关怀的小痞子。”我摇摇头，“谢谢。”我接过女侍递来的盘子，肉丸三明治配腌黄瓜，万年不变的晚餐食谱。
“无聊。”瘦子摇摇头，“说起来，你知道吗？‘马铃薯’这个词来源于牙买加的阿拉瓦语。”
我恍惚觉得他说后半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奇怪，仿佛嗓子里哽了块什么东西，或许是凉啤酒让我的耳鸣复发了。“不知道。我也没兴趣学习一种已灭亡的语言。”我把腌黄瓜送进嘴里。
瘦子有些惊异地睁大灰眼睛：“你没兴趣谈这个话题？”
他的声音正常了，是耳鸣。我得去看看医生，如果今年医疗保险没有超额的话。“完全没兴趣。”我嘴里含着食物嘟哝着。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头，把玩着啤酒杯。女侍将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将我的腌熏三文鱼递给我，“说真的，你们两个有空的话得出去玩玩，比如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她扫了一眼我们脸上的表情，撇撇嘴，走开了。
我和瘦子扭头看看街对面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没作声。我伸手从他盘子里拿出两根薯条塞进嘴里，将腌熏三文鱼向他那边推了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话题。”我说。
“你也有这个感觉？”瘦子惊奇道，“除了无聊的能力鉴定之外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了。我也是这一两年才发现聊天变得没趣起来。”
“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我不情愿地缩回拿薯条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块显眼的斑，刚出现没多久，它就像二十二岁那年长裤上的污迹，令人难堪。
“我刚四十二岁！西蒙尼斯四十一岁才赢得威尔士公开赛！瘦子叫道，右手的薯条在空中飞舞，“一定是单调的工作让我们变成这样，等退休以后一切都会不同，对吗，老兄？”
“但愿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这天晚上，我多喝了两瓶凉啤酒，打开公寓门之后感觉一阵阵眩晕，没顾上洗澡，直接走进卧室倒在床上。床单有一股奇怪的泥土味道，不知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换，可从好的方面说，这种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农场，不是充斥着父亲浓重体味的那个农场，是他酗酒并开始虐待母亲之前的、有姐姐和母亲安宁生活的平静农场。记得，我和姐姐在新建的谷仓中玩耍，空荡荡的谷仓里充满新鲜木料和泥土的清香，阳光透过阁楼的小窗户洒进来，带着妈妈焙饼干的味道。
跑累了，我们倚着墙壁坐下来，姐姐把我的右手拉过去。“闭上眼睛。”她说。我听话地闭上眼睛，阳光在眼皮上烙出红晕。手心痒痒的，我咯咯地笑了起来，想抽回手掌。“猜猜我写的是什么字。”姐姐也笑着，手指在我掌心抓挠。“我猜不出来……写慢一点啦。”我想了想，抱怨道。于是，姐姐慢慢地重新写了一遍。
“马？”我看着她，迟疑道。
“对了！”姐姐哈哈大笑，揉着我的头发，“再来再来。猜对五个字的话，我的那匹小骟马让给你骑两天。”
“真的？”我惊喜地闭上眼睛。
手心又痒了起来，我忍住没有笑出声：“这次是……‘叫’？”
“是‘道’啦！小笨蛋！”姐姐笑着弹了一下我的鼻子，然后蹦起来跑了出去，“谁先回去，谁吃大块的奶油曲奇饼哦！”
“等等我……”
我伸出手臂，睁开眼睛，看到被霓虹灯照亮的天花板，天花板角落有一摊水迹。楼上那家人又忘记关浴缸水龙头了，这次得让公寓管理员狠狠地教训他们，我心想着，发现自己刚从童年的梦中醒来。穿了一整天的衬衣泛出酒精的酸味，脖子和后背因别扭的睡姿而生疼。我花了五分钟从床上坐起来，看看闹钟，现在刚刚凌晨一点。
起床冲澡、喝了两杯水后感觉好些，但再没有睡意，我穿上睡衣坐在起居室沙发上，打开电视，深夜节目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换台的时候，我看到右手上那块丑陋的斑不由自主地用左手搓着，尽管谁都知道那玩意儿不可能用手指搓掉。忽然来自手心的微微痒意令我打了个寒战。等等，这种感觉是什么？刚刚梦境中出现过的、姐姐在我手中写出的稚嫩字符……
今天中午、穿黑色连帽衫的人在我手心画出的并不是什么符号。
他在我掌心写字。不，她在我掌心写字。她是一个女人，黑色连帽衫遮住了性别特征，但她纤细的手指不可能属于男人，她写了些什么？
我忙乱地翻出纸和笔铺在咖啡桌上，尽力回忆手心的触感中间的一个字是姐姐写过的……没错，这是一个“道”字。
我在纸正中写下“道”。
前面是一个词，她写得很快，非常快。在长期审核申请书的工作中，我发现人们遇到象征美好幸福的词组时通常写得很快并且连笔，比如微笑、永恒、梦想、满足。她写的是一个短词词性是正面的，有两个原音……等等！是伊甸。
我在纸左边写下“伊甸”。
后面是一串数字，阿拉伯数字，这串数字她写了两遍，我皱起眉头，细心地回忆她手指的每一道运动轨迹。7、8、9、5？不，第一个数字画过我的小鱼际部位，意味着末尾有一个折弯，那么是2。2、8、9、5，没错。两遍，我确认了。
我在纸右边写下“2895”。
纸上写着“伊甸道2895”。
显然，这是一个地址。我扑到电脑前，打开地图网站，输入“伊甸道2895”，页面显示伊甸道在我所在城市的另一端，是远离闹市区与金融中心的贫民窟。然而伊甸道并没有2895号，准确地说，门牌号到500号就结束了。
我揉着太阳穴。数字一个个化为皮肤的触觉，在我的掌心画出酥麻的痕迹，我盯着掌心。2、8、9，没有错误。5……哦，当然，也可能是一个“S”。我输入“伊甸道289S”，地图锁定了一栋四层高的公寓楼，位于伊甸道的中央，整个城市的边缘，距离我四十五公里远的地方。“是了！”我兴奋地一拍键盘站了起来，又因头部充血的眩晕跌坐回去。
那里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四十五年循规蹈矩的生涯里，并没有任何穿黑色连帽衫的女士用极其隐秘的方式给我留下联系地址的离奇经历，或者说，我是一个没有女人缘的失败者。无趣的人生里，终于出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无论是荷尔蒙的驱动（如同嗅觉敏锐的瘦子所说）还是好奇心勃发，我都决定穿上风衣，去“伊甸道289S”寻找一些不曾有过的经历。
别惹麻烦，小子。出门前，我在穿衣镜里看见父亲挺着大肚子、手中拎着琴酒的瓶子说。
去你的吧，我同二十三年前一样大步走开。
我有一辆摩托车，但久未使用。大学时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热衷于时髦的玩意儿：最新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离子电视能够发电的运动鞋和大马力的摩托车，有谁不爱这些东西呢？但我负担不起昂贵的名牌摩托车，二十六岁那年，我终于从一个签证到期即将回国的日本留学生手里买下这辆跑了八千公里的摩托车，它车况好极了，刹车盘如同全新的一样闪闪发亮，排气管的吼叫声无比迷人。我迫不及待地骑上车子去向朋友们炫耀，但他们早已玩腻了，坐在酒吧里谈论女人时，外面停着他们崭新的跑车。
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再有什么朋友。我打起领带骑着摩托车去工作，人人用奇怪的眼光盯着我和我离经叛道的座驾。终于我妥协了，将心爱的摩托车锁进储藏室，伴随着年龄增长与不断的职场失意，我转眼间变为四十五岁的单身酒鬼，偶尔在晴朗的天气里擦拭摩托车时我会问心爱的川崎：“老伙计，什么时候再出去兜兜风？”它从不回答我。尽管我一再鼓起骑车出游的勇气，可只要想想半秃中年男人跨坐在流线型摩托车上的丑陋画面就让我胃部不适，那就像醉醺醺的父亲自以为得体地与每个遇见的女人搭讪一样令我作呕。
我走下破旧公寓楼的楼梯，用钥匙打开公用储藏室布满灰尘的大门，在一大堆啤酒和易拉罐下面找到我的摩托车，掀掉防雨布，摩托车乌黑的漆面上也积满灰尘，但轮胎依然饱满，每个齿轮都泛着油润的光芒。我打开一小桶备用汽油灌进油箱，拨动风门，试着打火，四汽缸、四冲程发动机毫不犹豫地发出尖锐的咆哮，排气管吹出的热风扬起我的裤脚。老伙计没有让我失望。
“该死的，你不知道现在几点吗？”推车走出储藏室时一个啤酒瓶摔碎在我脚下，抬头一看，房东太太戴着睡帽在二楼的窗口怒吼着。我反常地没有道歉，跨上摩托车，轰了几下油门，轰鸣声在整条街道上回荡，“你疯了？”在房东太太的叫喊声里，我猛松离合，在摩托车轮胎发出的吱吱摩擦声与橡胶燃烧的焦臭味里，我兴奋地大叫，飞速地将我的公寓和脱衣舞俱乐部抛在脑后。
风呼呼作响，我没有戴头盔，任凭空气把我松弛的脸部肌肉挤成滑稽的形状，为掩饰脱发而留得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扬，但我不在乎凌晨一点的街道上有多少人会目睹丑陋的中年男人骑着摩托车飞奔，起码这一刻，我无聊太久的人生里有了一点点追求快乐的强烈渴望。
路程显然太短。没等我好好体味飞驰在寂静城市街道的乐趣，伊甸道的路牌已出现在眼前。我放慢速度，换入二挡，扭头观察门牌号。从地图上看，伊甸道距离最近的地铁和轨道电车站点都有两公里的距离—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街区。街道不宽，路边停满脏兮兮的旧车，三四层的老旧楼房紧紧挨着不留一丝空隙，其中多数显得比我住的公寓楼更破烂。街灯多数坏了，摩托车的车灯在黑漆漆的街道上打出一团橘黄光晕，垃圾箱里跳出一只野猫，向我看了一眼，转身走掉。这时，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在夜里横穿城市到不熟悉的街区寻找陌生人留下的奇怪信息这一举动的合理性，每一根电线杆后面都可能跳出手持尖刀的抢劫犯，甚至盗窃人体器官的黑市医生。我希望摆脱无聊的生活—但绝不希望是以尸体照片出现在明天早报头条的方式。
我尽量降低转速，但这里太安静了，摩托车的轰鸣声显得比超期服役的轰炸机还大。幸好这时一个铜质门牌出现在灯光里：伊甸道289A/B/C/D/S。我停在路边，熄灭发动机，关掉车灯，死一样的寂静立刻将我笼罩，伊甸道两端陷入黑暗，唯有289号公寓楼门前亮着一盏微弱的白炽灯，灯罩在风里微微晃动，发出不祥的金属摩擦声。
该死，应该带一支手电出来的。我后背渗出冷汗。手机，对手机。我摸遍风衣，在内袋中找到自己的老式手机，点亮手机自带照明，橄榄球大小的白色光斑给了我些许安慰。
我走过去，轻轻拉开伊甸道289号的大门。门没有锁，两扇门其中的一扇玻璃碎了，地上没有玻璃碎片。门内更加黑暗，在手机照明中隐隐约约可看到一个废弃的柜台，木制柜台后贴着纸页泛黄的房间登记簿，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旅馆。右手边是楼梯我走近些，照亮墙壁，墙壁上歪歪扭扭写着：A/B/C/D，后面画着个向上的箭头。没有S。
我用手机向上照。楼梯通往黑漆漆的二层，什么也看不到别惹麻烦！父亲一贯漫不经心地强调说。我挥挥手，赶走碍事的回忆。手机自带照明晃过楼梯背后，没有向下的阶梯，通常在楼梯下三角区域会有一个储藏室—我看到储藏室的门，门上涂着奇怪的绿色油漆，门把手闪闪发亮，显得与陈旧的公寓楼不太协调。
我迈步走向那扇门，棕色系带皮鞋在磨损严重的水磨石地面上踏出带着回音的脚步声。黄铜门把手像它的外观一样光滑油润我试着用力旋转，门没有锁，推开门，长而狭窄的水泥阶梯出现在眼前，在手机灯光有限的视野里，我看不到楼梯通往多深的地下。
没有声音。这里静得像个坟墓。要不要下去？我踌躇一下看了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剩余电量，稳定心神，缓缓走下。两侧墙壁挤压过来，阶梯仅容一个人通过，我照亮脚下的路，数了大约四十级台阶，面前出现一堵墙壁，阶梯反方向继续延伸，我继续前进，或者说，走向地心深处。这算不上有趣的体验，我的心怦怦跳动，眼睛充血，脚步声经过墙壁反射忽前忽后地响起，让我不止一次回头张望。又是四十级台阶，灯光照亮通道尽头一扇虚掩的绿色木门，门上有个大大的黄铜字母“S”。门缝间没有灯光射出来。
是这里了，“伊甸道289S”。我心绪复杂地考虑了几秒钟要不要敲门，如果把陌生女人传递的信息当作异性的邀约，那无论敲不敲门，在深夜两点拜访都是失礼的举动；又倘若那个信息是参加某种秘密组织的暗号，那还有比现在这个诡异的情境更适合的入会方式吗？我需要一杯威士忌，就算啤酒也好。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一片黑暗。我左手高高举起手机，尽量使灯光照亮更多的地方。在那一刹那，我感觉头骨因头皮的剧烈收缩而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我不由自主地扭动着僵硬的脖子，像探照灯一样旋转照出室内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一间相当庞大的地下室，墙壁没有任何装饰，管道与混凝土遍布四周，空气潮湿而污浊。几十个身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或许有上百个—静静地盘腿坐在地上，手拉着手。没有人说话，就连呼吸声也轻得像蚊虫振翅，他们都闭着眼睛。
灯光照亮一张又一张黑暗中的脸庞。兜帽下，有男人、女人，老人、青年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每张脸庞都浮现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愉悦。没有人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做出任何反应，甚至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地下室的空气是凝固的，我僵直地立在门口，喉咙发出无意义的咯咯响声。
我急需喝一杯。我的眼前出现父亲手里总是拎着的那支琴酒酒瓶，还有里面哗哗作响的透明液体。先离开这里。我要出去，骑上摩托车回到公寓，给自己倒满满一杯波旁威士忌。咽下口水，喉结干涩地滚动，我尽量放慢动作，一步一步地退出屋子，伸右手想将木门掩上。为了让自己的视线从诡异的静坐人群身上移开我盯着右手背上丑陋的斑，下定决心明天就去医院做个该死的激光手术，顺便让医生诊断一下我的幻听问题。
忽然，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从门那端伸来的手，穿着黑色连帽衫的手臂，手指瘦弱而有力。我感觉全部体毛一瞬间竖立起来，手机从左手滑落在地，自带灯熄灭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短时间内我无法动弹、不能思考。一根食指轻轻伸进我的手心，在掌心移动。熟悉的酥麻触感出现了。是昨天中午那个神秘的女人我几乎能从她的指尖分辨出她的指纹—或者是生物电？我的脑海中读出她正在写的几个字：“别怕。来。分享。传递。”
别怕。分享什么？传递什么？我是否漏掉了几个关键词？我不由自主地被那只手牵着，挪动僵硬的脚步，再次进入寂静的房间。黑暗的空气像黏稠的油墨，神秘的女人拉着我，蹚过黑暗慢慢地走向房间深处，我害怕踩到某个静坐的黑衣人，但我们的路线曲折而安全，直到女人停下脚步，写道：“坐下。”
我摸索着，周围空无一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尽量睁大眼睛，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女人的呼吸声在右边若有若无她的左手还放在我掌心，那只手很凉，皮肤光滑。手指移动了我闭上双眼，解读掌心的文字：“对不起。以为。懂。不。害怕朋友。”
“对不起，我以为你原本懂的。不用害怕，我们是朋友，这里都是朋友。”稍用一点想象力，手心的触觉便化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虽然我不明白她为何不用声音交流，但这样感觉也不算坏恐惧感像阳光下的冰雹一样融化，我渐渐习惯失明般的漆黑，习惯手心上的触觉。
她凑近我，摸到我的左手，将我的手指握在她的右手心。我立刻明白了，在她手中写道：“我没事，这是很有趣的经历。”
“慢点。”她写道。
我放慢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我。很好。有趣。”
“学得很快。”她画出一个新月形，我觉得那是一个笑脸符号。
“你们。这儿。聚会。”我写完，然后画一个问号。
“是的，这是每天的聚会。”她回答。
“这是什么样的聚会？你们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找到我？”
“用手指聊天的聚会，你会爱上它的。我在街上看到你，你冲着玻璃窗发呆，觉得你一定跟我一样，是个非常孤独的人。感觉世界无聊到极点的人。”
“我？……算是吧。说实话，我确实觉得人生乏闷，不过遇到你以前，从未想到要去改变什么。”
“那从现在开始。”她又画了一个笑脸的符号。—这一瞬间，我觉得我爱上她了，尽管我从未看见她的容貌，也嗅不到女孩子身上应有的香水味道。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我问。
“参加手指聊天的人组成一个环，每个人都与其他两个人连接，用左手写字，右手当别人的写字板，想听什么，想说什么，随你。刚刚为了迎接你，我从环中退了出来。”她回答。
“我大概懂了。”我想了想，“那我没办法像现在这样跟某一个人聊天吗，我只能对左边的人说话，听右边的人对我说话。”
“在‘手指聊天聚会’中，没办法的。私下里……随你。”
“假如—仅仅是假如—我对右边的人感兴趣，那我的右手与他的左手轮流读和写，不就可以单独对话了吗？”
“那是不被允许的。‘手指聊天聚会’的规则就是保持信息的单方向流通。但你可以创造一个话题传递出去，让你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
“……我不大明白。”
“比如，你想与右边的人聊聊总统，那么可以对左边的人发布话题：‘大家觉得总统先生对待外汇储备的策略是否正确’，左边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自己的观点，或者将问题原封不动地传出去，而作为一个环，话题最终会到达你右边的人那里，他就可以对你表达意见了。‘手指聊天聚会’不是为对话产生，分享思想传递观点才是它有趣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说，这种形式来自已经消亡的网络拓扑结构。”
“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我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发明这样奇怪的机制来聊天，网上有大把的开放讨论组，到餐馆里喝杯啤酒聊聊天是更好的主意，但被奇特经历引领到这个神秘聚会的我，不会放过任何尝试的机会，“我能够加入聚会吗，现在？”
“对于初学者来说，环中的信息量太大了，传递效率低下会导致整个环传导的阻滞。为提高效率，我们在环聊天时使用大量的缩略语和简略写法，你需要时间习惯。”她回答，接着用了五分钟给我演示那些专用缩略词，“你不像个初学者。”惊异于我的学习速度，她画出大大的“P”，代表吐舌头的表情。
当然，这是我和我姐姐的小秘密，我想，“放心，让我试试吧。”
“好吧。我在你左边。现在，我们向前移动三步，那里是环的一个节点，你拍拍右边人的肩膀，他会暂时断开环，然后你用右手拉住他的左手。记住，要快。”她迟疑一下。
我们交换位置，她用右手握住我的左手，带领我向前移动我隐约感受到前面人的体温，蹲了下去，触到一个人的肩膀，轻轻拍了一下。那人立刻向右让开位置，我和她手拉手坐下，右边的人找到我的右手，与我相握。
那是一只骨节粗大、肌肉发达的男人的手掌，但手指却出奇地灵活。我的掌心立刻被快速的书写覆盖了，右边人写得太快，以至于我无法分辨出每个字母，我努力捕捉关键词和缩略词，通过猜测大致了解一句话的意思，脑子还没烙下痕迹，下一句话又汹涌而来—这是手指书写构成的信息洪流，我的皮肤敏感度显然还不够格。忙乱解读文字的同时，断断续续写给左边的她。“反对党……丑闻……下台风波……秘密警察……逮捕……”一段信息只翻译出部分关键词，是我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现在的网络讨论组里从来没人提起的话题。我想把自己的观点传给她，但下一条信息已经到了。“空天飞机坠毁……牙买加……丑闻……液体燃料泄漏……NASA失去政治支持……攻击。”前面是议题，后面是人们的观点。我想我逐渐习惯了接受信息，她说得对，我不算个新手，但左手的几根手指无论如何也无法迅速而清晰地传出资讯，多次尝试以后，我泄气地写了一个“对不起”。
她的掌心凉爽光滑，像我小学时教室里崭新的黑板。这时，她伸出食指，偷偷地在我左手心写了三个字：“原谅你。”
我能感觉自己的嘴角向上咧起。“你刚刚告诉我这是违规的。”我写道。
“有进步。”她明显违规地加上了一个笑脸。
敲门声把我吵醒。我用枕头捂住耳朵，希望等一会儿敲门人会自己离去，但五分钟后，我不得不套上睡袍、趿拉着拖鞋走向起居室。敲门声不紧不慢、执着地响着，我从猫眼望出去，一顶警察的大檐帽挡住全部视线。见鬼。我嘟哝着打开门锁，拉开门：“有什么可以效劳？”
“你好。”倚在墙上的小个子警察摘下帽子，出示徽章，无精打采地说，“先生，能耽误你五分钟吗？你知道的，例行谈话那一套。”
“好吧，五分钟。”我转身走回起居室，倒在沙发上，给自己倒了半杯波旁威士忌。时钟显示为周二下午一点半，糟糕的睡眠质量让我的脑袋又隐隐作痛起来。我把琥珀色的酒液倒进嘴里，长长吐出一口气。电脑屏幕亮起来，roy留言道：“我参加那个讨论组了，比想象中有趣一点点。”
看样子三十岁左右、留着老式髭须的小个子警察毫不见外地在单人沙发上坐下，左右打量我的小公寓：“挺不错的地方。”
“二十年前显得更好些。”我回答。
警察把大檐帽放在我的咖啡桌上，从兜里掏出平板电脑和电子笔，想了想，又丢下，靠在单人沙发上略显无聊地叹口气：“连我自己都知道，这种问话半点意义都没有。”
“工作，对吧。”我表示理解。
“好吧，工作。”他皱着眉头，不情愿地捡起平板电脑，“那么……你在社会保障局工作。周一、周三、周五。”他读道。
“没错。”我回答。
“四十五岁，单身。去年因医疗保险诈骗被判社区服务两个月。”他略显惊异地念道。
“是医院没搞清楚我的额度！他们后来道歉了。”我烦躁地解释道。
“昨天深夜一点十二分接到投诉，你打扰邻居睡觉了？”警察懒懒地用电子笔的另一头梳理起了小胡须。
“嗯……”想起昨夜的经历，我忽然没来由地一阵紧张。警察登门会不会与“手指聊天聚会”有关？尽管我没觉得一群人坐在黑暗中抠对方的手心有什么违法的地方，但直觉告诉我，什么也别说。保守这个秘密。别惹麻烦，就像父亲常常对我说的那样。“我喝了点啤酒，醒来以后骑摩托车出去兜风。就这样。对邻居的投诉我深感歉意。”我说。
“哦。骑摩托车兜风。”没什么干劲的警察在平板电脑上写道，“男人的浪漫，我懂的。那就这样。没问题了，你知道，对精神衰弱的老太太的投诉我们向来不太当真，但总得例行公事走一趟是吧？”他站起身来，把大檐帽夹在腋下，将电脑和笔塞回口袋。
“结束了？”我不敢相信地站起来。
“感谢您的配合。”警察干巴巴地说着标准用语，转身出门。我端着威士忌杯子送他出去，在关门时，小个子回头抬眼看了我一下说：“对了，你骑摩托车没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
“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当然没有。”我立刻回答。
“哦，你的摩托车在城东南方向脱离了摄像头的监控。一定是条风景独特的小巷，不是吗？虽然目前犯罪率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但做这行你就知道，世界上还是存在各式各样的坏人的。今天好心情，先生。”他似笑非笑地拍拍我的肩膀，扣上大檐帽，点头致意，然后走下公寓楼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
我反锁屋门，靠在门上急速喘气。警察真的掌握到了什么信息？她和神秘的“手指聊天聚会”是什么非法组织？对了。我这个笨蛋。我拍拍脑袋，想起昨天中午遇到她的情形，她和她的伙伴们正在被两名警察追赶。
我需要再次见到她。话题千奇百怪、令人兴奋莫名的“手指聊天聚会”在凌晨三点结束，穿黑色连帽衫的人们默默地依次离开“伊甸道289S”简陋的地下室，我与她在人群中失散，遵守聚会的准则，我没有大声喊她，后来发现，自己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需要再次见到她。
上线后，roy已经离开，我叹口气，关掉电脑。“手指聊天聚会”从午夜十二点开始，我从未如此急切地等待天黑，不停起立坐下、切换电视频道，坐在马桶上发呆，反复看表。为消磨时间，我从保湿盒里取出珍藏许久的玻利瓦尔二号雪茄，将昂贵的铝管打开，用雪茄剪小心地切开茄头，划火柴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慢慢地吐出，古巴优质雪茄厚重浓烈的烟气让我感觉舒适得要眩晕，但很快负罪感涌上心头，三十美元一支的雪茄？这不是我应当享受的。这样美妙的东西应当永远保存在我简陋的保湿盒里像漂亮的摩托车一样时时瞻仰一下就够了。
说起来，我的摩托车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工作不良，发动机发出虚弱的咳嗽声，我想是化油器老化导致雾化效果下降，老伙计年纪毕竟不小了。今夜应该用更隐秘、更安全的方法到达伊甸道我开动脑筋想着，无意识地拨动遥控器切换频道。电视如同网络一样无聊，昨夜聚会讨论的话题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在电视节目里更别说那些天马行空的批评和议论。我焦躁不安地吸完整支雪茄直到烟头烫手，到卧室衣橱里翻出一件学生时代的深蓝色连帽衫套在身上，戴上兜帽，走到穿衣镜前。
皱皱巴巴的蓝色连帽衫上印着史蒂夫·乔布斯的黑白画像—那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的过时名字，衣服显得很合身，我的体重自从大学时代后就没有增加过，兜帽里浮着一张苍白的、两腮瘦削、眼袋浮肿的中年男人的脸，男人试图挤出一个微笑，配着大大的酒糟鼻，显得有些滑稽。
所以我才如此想念“手指聊天聚会”。在一片漆黑里，谁也不用看见谁不讨人喜欢的脸庞，有的只是手指的触感和书写的思想。我想着，掀开兜帽，把头发仔细地向右边梳，怎样也掩不住半秃的天灵盖。
天色终于暗下来，我把奶酪放在饼干上叠成高高的一摞，压紧后送入烤箱，又开了一瓶啤酒，当作简易晚餐。奶酪在胃里燃烧，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悸动，穿着连帽衫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这时电视新闻里出现一个极无聊的家伙举着硕大的标语牌在市政府门前抗议，现场围观者很多，但似乎没人参与到他发起的示威中来。我想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两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身影。是他们吗？我丢下遥控器，扣上兜帽，决定出去看看。
地铁里人不太多，有些人佯装盯着屏幕上的广告，实则偷偷打量我、和我连帽衫上的史蒂夫·乔布斯。“那老头衣服上印着的是谁？”“我想是个宗教领袖，像吕克·茹雷那种。”“……那又是谁？”两个十五六岁、留着时兴的蘑菇发型的年轻人低声谈论着。你们说对了一点，无知的小子。我把兜帽压低一点，在我们那个时代，乔布斯就是领袖，直到移动互联网变得恶俗无聊、人们丢掉复杂的智能手机回归基础通话功能的大变革到来。
半个小时后，我来到市政广场，明亮灯光下的草坪中站着那个举着标语牌的人，牌子大得吓人，用红红绿绿的颜料涂写着几行字，我看不太清。我的视力也在衰退，这应该和幻听一样，是饮酒过度的后遗症。母亲在电话里说起，我的父亲现在瞎得像只鼹鼠。我想象不出那个大胡子、红脸、拥有强壮手臂和结实大肚腩的粗鲁汉子如今是什么模样，也没有兴趣知道。
一群人远远站着围观，几个警察靠在警车上嚼着口香糖，滑板少年在台阶上玩着花样，电视采访车前，记者与扛着摄影机的家伙聊着天，示威者显得有些孤独。我走近些，眯起眼睛看标语牌，上面的红字是：壁炉燃烧木材是造成温室效应的元凶。下面的蓝字写着：拆毁一个老式壁炉，延长地球一天寿命。
我皱起眉头。第一修正案就是为这些无聊的话题准备的吗？“手指聊天聚会”中那些犀利的观点都到哪里去了呢？我走近围观的人群，试图找出黑色连帽衫的踪迹，但这时警察走上前来以草坪维护为理由请示威者离开，人群也随之散去，我没能在其中找到熟悉的影子。几个警察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其中一个举起手指指我衣服上的头像，另一个恍然大悟，并大笑了起来。我立刻转身离开。
不由自主的，我乘坐地铁向城东出发，在环线最东端的地铁站下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并告诉司机：“伊甸道289号。”
“伊甸道？”出租司机嘟哝着，“希望小费够多。”
车子拐入小路，街区越来越破旧，路灯也稀少起来，随着出租车停在黑暗的伊甸道中央，我的紧张和希冀已然水涨船高。“考虑搬家吗，老兄？我知道几个不错的旅馆。”司机接过车费，替我打开车门。
“不必了，我喜欢安静。”我下车，关上车门，挥挥手。出租车的尾灯亮起，接着迅速变小，消失在深远的夜里。现在是晚上九点，伊甸道依然寂静得像一座坟墓，我走近碎掉一扇窗户的289号大门，想了想，推门而入。
我知道我来得太早了，可些许等待会让今夜的聚会更加有趣同昨天一样，我的心脏怦怦跳着，不同的是兴奋代替了恐惧。在摇晃的白炽灯的照明下，我找到楼梯背后的小门，拧开黄铜门把手，狭窄而深邃的四十阶楼梯出现在眼前。我没有手机，当然也没有手电，我整理一下兜帽，闭上眼睛，走入渐渐黑暗的地下室一、二、三、四、五……三十九、四十。面前出现一堵墙，楼梯在此转弯，我摸索着，伸出右脚试探，找到向下的台阶，一、二、三……三十九、四十。双脚落在平坦的地面，前面应该是挂着铜质字母“S”的绿色木门，我满怀希望地伸出双手。
手指摸到的，是冰冷的水泥。
记忆出现偏差了吗？我努力回忆昨夜的经历，楼梯的尽头有一扇门，仅有一扇门。不会错，我清楚记得黄铜字母“S”的光泽。我移动脚步，左右试探，两边都是混凝土墙壁，正前方原本应该是门的地方，也是一扇粗糙的墙壁，楼梯的尽头，竟然是一个死巷。
我感觉血涌上头部，耳朵开始发热，头痛再次袭来。冷静，要冷静，我对自己说，深呼吸，做个深呼吸。我摘掉兜帽，长长地吸一口气，地下冷且潮湿的空气涌进我的肺，让我过热的大脑稍微冷却。
平静了几分钟，我再次试着寻找那扇消失的门。没有任何痕迹表明这里曾经出现过一扇门，坑洼不平的墙壁刺痛我的指尖，我颓然坐下。
“你的朋友们去哪儿了？”父亲的脸出现在黑暗中，带着漫不经心的放肆的嘲笑。“住嘴！”我叫道，把脑袋埋进臂弯，堵住自己的耳朵。“我说过了，别惹麻烦。”父亲抹去嘴角的酒迹，呼出臭烘烘的灼热气息，他揽着姐姐的肩膀，姐姐明亮的蓝眼睛中汪着透明的眼泪。母亲在一旁哭泣。“住嘴！”我尖叫道。“你已经十八岁了，现在滚出我的房子，找份工作，或者去上你那该死的大学，我没有责任再与你分享我的牛肉浓汤了。”父亲咆哮着，将衣箱扔在我脚下。姐姐躲在厨房里流泪望着我，母亲无动于衷地端着锅子。“住嘴！”我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不知过了多久。黑暗中，我没办法准确计算时间。我或许做了一个噩梦，也可能根本没睡着。我扶着墙壁，慢慢地站起来每一个关节都在因长时间蜷曲而发出呻吟。现在我想做的，只有回到我小小的公寓，喝一大杯不加冰的威士忌，倒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才能把我昨夜荒唐的梦境完全忘掉，才能把手心残留的触感完全忘掉，才能把“手指聊天聚会”这个荒诞不经的名字完全忘掉。
我迈出左腿，脚尖踢到什么东西，那东西滚动两下，亮了起来。白色光斑照亮狭窄的空间。那是我昨夜丢在门前的手机，我独一无二的、被当今时代唾弃的老式智能手机。
那不是梦。我立刻找回了全身力量，拾起手机。电量马上就要耗尽，但足够让我仔细检查凭空出现的墙壁。没错，这堵墙是崭新的、由快干水泥临时砌成的，在墙壁下方接缝处我发现了被掩埋一多半的木质门槛。门还在，只是被试图隐藏秘密的人保护起来。我敲敲墙壁，水泥的厚度在我破坏的能力范围之外。穿黑色连帽衫的人不是我的幻觉，他们只是换了聚会的地点，忘了通知我而已，我有些欣慰地自我安慰着。
我在那里等到凌晨两点，没有人出现。我走上地面，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地铁站，在那里找到一辆出租车回到公寓。我一步一步地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心情乱糟糟的，但周三上午还要工作，打开公寓门之后，我想的是赶快喝杯酒、冲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
我愣在门口。我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
我拿起电子印章，给屏幕上那份六个孩子的新移民家庭提交的特殊贫困津贴申请书盖了章，电子印章指示灯由绿色变为红色代表今天的通过名额用光了。我靠在椅背上，活动一下手腕。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与我共享小隔间的漂亮金发女人站起身来，邀请大家参加她的生日聚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她有些迟疑地对我发出邀请—我知道这样的邀请已经是礼貌的极限。“对不起，我第二天有个重要约会。那么，生日快乐！”我回答道。她显然松了一口气，拍了拍胸脯：“谢谢，真遗憾。祝约会愉快哦。”
对她这样年龄的女孩来说，我是长辈，我很明白一个不合时宜的长辈能给聚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但约会并不是借口，我的右掌心犹能清楚感觉到她的留言：明早六点，市政广场。
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找到我、怎样进入我的公寓，也不知道她等了多久，在短暂的震惊过后，我走过去，拉起她的手。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在窗外闪耀，给她的黑色连帽衫镀上五彩光芒，我仍然看不清兜帽下的脸庞。
“对不起，聚会地点更改了。没来得及通知你。”她写道。
“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我问。
“不，情况很复杂。刚才的‘手指聊天聚会’只有核心成员参加。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些争执。”她写完这句话，手指点了几个代表犹豫的省略号。
“关于什么？”
“关于要不要做一件蠢事。”她在“蠢事”两字下面画了条波浪线。
“我不明白。”我老老实实地写道。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把‘手指聊天聚会’的由来、组织形式、派系斗争和最终目标讲给你听。”她写了个很长的句子。
“我不愿意听。”我回答，“我不愿意把有趣的聊天聚会变成政治。”
“你不懂。”她画出代表叹气的大于号。我发现她就连最简单的情绪表达都通过书写来完成。“你一定有所发觉，网络、电视、纸质出版物在这些年来失去了思想的光芒。”她写道。
“是的！”我有些兴奋，“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引发争论的话题都消失了，剩下的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在讨论组里发表敏感问题，但没有任何人参与讨论。瞧，他们似乎更关心生鱼片和蚯蚓。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了，那时没有人相信，医生让我吃那些该死的小药片使这种幻觉消失。我知道这不是幻觉！”
“不止这样，你与朋友聊天的内容、在街上看到的景象，也像媒体和网络一样变得越来越平淡。”
“你怎么知道？”我几乎站起来。
“这是一个阴谋。”她用力写，我的掌心感觉到了疼痛。
“阴谋？像人类登陆月球那样的阴谋？”
“像‘水门事件’那样的阴谋。”她潦草地写道，辨识起来有些费力。
“我想我需要好好上一课。”
“那从政治开始。”
“先等一下……下一次聚会何时举行？我可以参加吗？”
“这就是争执产生的地方。行动派认为，我们下次聚会应该在公共场所举行，比如市政广场。我们不应该再躲躲藏藏，而要强硬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她告诉我。
“我猜……警察不太喜欢你们。”我又想起初见她的那天，还有那气喘吁吁追逐的两名警官。
“整个组织他们掌握不了，只是部分成员有案底而已，特别是行动派。”她坦然回答。
“你有案底？”我好奇地问。
“说来话长。”她不愿多谈。
“你叫什么名字？”我鼓足勇气，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她的手指停止移动。我努力端详她兜帽下的脸，但连帽衫完全遮蔽了她的面貌，甚至性别特征。我忽然想到，关于她是女人的猜测完全基于这个人纤细的手指，她也可能是个年轻的男孩子—尽管内心完全抗拒接受这一点。我希望她是姐姐那样的女人，亚麻色头发、声音轻柔、有点调皮、鼻子上长着几个小小的雀斑，我漫长的单身生涯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女人。
“你会知道的。”她想了想，避开这个话题。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我正感受左手食指与她右掌心的细腻触感，窗外忽然有警笛声响起，尖厉的啸叫由远而近，她警惕地坐直身子，拉低兜帽，快速写道：“我要走了。如果愿意的话，明早六点市政广场。记住：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有机会改变世界，更可能后悔终生，无论怎样，别因此责备别人—特别是我—因为你自己做出选择。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光头的男人比较性感。”
她用瘦弱而有力的手指捏捏我的右手，离开了沙发，从起居室的窗户翻了出去，我追过去向下看，她已经顺着防火梯灵巧地爬了下去，消失在街角。我抚摸着自己半秃的头顶，有点迷茫。
我三十七岁那年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深深的抑郁，房东太太说服我去见她的心理医生，并威胁我说不接受一个疗程的心理咨询就要把我和我的脏屁股踢出公寓楼，我明白她是怕我在起居室里服毒自杀，后来我还是深深感念着她的好意。心理医生是个留着弗洛伊德式大胡子的瑞典人。“不，我不是心理医生。”见面聊了几句之后他说，“我是精神病医生。这也不是心理咨询，是心理治疗。你需要服药，先生。这些小药丸可以让你不再总是梦到姐姐的坟墓。”
“我不害怕小药丸，医生。”我回答，“只要医疗保险能够支付我也不怕梦见亲爱的姐姐，就算她一次又一次地从坟墓中爬出来我害怕的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你感觉到了吗？医生，嘀嘀嗒嗒，像秒针一样，这儿，那儿，永不停止。”
医生饶有兴致地俯身过来：“讲讲你所说的变化。”
“有种东西在死去。”我左右望望，低声说，“你嗅不到腐烂的味道吗？电视节目里的评论员、报纸专栏作家、网络聊天组，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像暴露在DDT中的蚊虫一样大规模死去。”
“我看到的，是社会与民主的进步。你有没有想过某种阴谋论的精神症状使你怀疑一切，包括和谐的文化氛围？”医生向后靠去交叉着手指。
“你也曾经年轻过，医生，那个敢于怀疑一切的时代。”我焦急地提高音量，“在那个我们不知道会成为什么人、但明白自己不愿成为什么人的时代，在那个充满斗争又充满英雄的时代。”
“当然我怀念年轻的时候，先生，谁都会。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是成年人，要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乃至人类文明和物种延续的天然职责，我的建议是回去定时服用这些小药片，把你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丢掉，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周末时钓钓鱼，每年出去旅游一趟，在合适的时候找个女孩成立一个家庭—当然我们还没有聊到你的性取向，请不要当作歧视—然后生个孩子。”医生戴上眼镜，翻开记事本，用暂停的手势打断我即将脱口而出的争辩，“现在，让我们谈谈你父亲和姐姐的问题吧，童年创伤对那些小药片的组成很重要，好吗？”
治疗很有效。我渐渐开始习惯平淡的电视节目与网络讨论组，习惯社会的平静、单纯、美好与平庸，习惯父亲的影子偶尔出现在面前，尽量不与往事争辩。忽然，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家伙闯进我一成不变的单身汉生活，丢给我一个选择，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其中意义的选择。我能够理解的是手指聊天带给我许久未有的真实感，让我感觉八年前逐渐死掉的那些东西像春天里的小虫在地下悄悄地破茧重生。“明早六点市政广场”代表什么，我想不明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通常会掷硬币，硬币在空中飞舞的时候答案会自己出现：你期望哪一面先落地。这次我没有掏出硬币，因为下班后走出社会保障局大楼后，潜意识驱使我走向地铁站的反方向，推开一扇旋转灯柱旁的玻璃门，对站在镜子前面的肥胖男人说：“嗨。”
“嗨，好久不见。”胖男人挥挥手，“老样子？”
“不。”我微笑，“帮我剃个光头，性感的那种。”
凌晨三点四十分，我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我泡了个热水澡，换上印有史蒂夫fda53乔布斯图样的连帽衫和卡其布长裤，穿上慢跑鞋，戴上耳机，开始听着金属乐队的老音乐。五点整的时候，我给roy留了言，喝了一杯咖啡后走出公寓。太阳没有升起，清晨的风吹过新剃的头皮，让我滚烫的大脑清爽起来。我搭上第一班地铁，丝毫不在乎稀稀拉拉乘客投来的诧异目光。五点四十分，我来到市政广场，站在草坪中央，路灯明亮，晨雾升起。
五点五十分，街灯熄灭，第一缕光照亮青蓝色的薄雾，人影在雾中逐渐聚集。一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握住我的右手，我牵起左侧陌生人的手臂，“早安”在掌心传递，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市政广场前，沉默地组成不断扩大的圆环。
六点十分，由超过一百人组成的环稳定了，“手指聊天聚会的参与者开始高速传输信息，我闭上眼睛，一滴露水从兜帽檐滴下。右边是一个年老的绅士，松弛的皮肤与精练的造句告诉我这一点；左边是一位保养得当的女士，她手掌丰润，戴着大大的钻石戒指。话题出现：“相比现在的乐队，哪些乐队的名字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
“卡百利。”我立刻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举进攻。”
“当然。”
“等等……跳舞音乐也算吗？那要加上性感小野猫。”
我会心微笑。第二个、第三个话题出现。我怀念这种自由自在讨论的感觉，即使以游戏式的数据交换方式。第四个、第五个话题出现。指尖与掌心繁忙工作，在减少误码率的基础上尽量使用缩略词，我感觉自己的手指聊天技巧逐渐纯熟。第六个、第七个话题出现，这几乎是“手指聊天聚会”带宽的极限。话题附加的评论会逐渐增多，直到所有感兴趣的人发言完毕，发起话题的人有权利和义务在合适的时刻停止该话题的传输，为新话题腾出空间第一个、第三个话题消失了，第二个话题—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评论仍在持续增加，其他话题发起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中止传输环网中只剩第二话题—参与者们默契地停止发送话题本身，仅仅传递评论以节省带宽。但这时的聊天组是低效率运行的，因为环网中传输的只有一个数据包，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空闲时发起新话题。新话题让网络再次忙碌起来，但数据很快在某一个节点拥堵起来。
遥远的大学时代的记忆忽然被唤醒。“介绍一种已经消亡的网络拓扑结构，由IBM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明的令牌环网。”网络课程导师在讲台上说。“手指聊天聚会”原来是一种以自觉为基础的、不太科学的令牌环网。我手忙脚乱地传送完第二话题的庞大数据包，开始想着改进方案。
一个很短的信息出现了。这是不科学的，我想，然而信息让我张大嘴巴：“我的名字叫黛西。—致性感的光头”。
我能感觉5-羟色胺在千亿脑神经元中产生，腺苷三磷酸让心脏剧烈跳动，身体内部的小人儿在欢呼雀跃。我截停了这条信息，发送一条新的出去：“你好，黛西。”
由于第二个话题数据包过于庞大，信息的传送变得迟缓，我等了十分钟才收到上游传回的数据，显然有人把第二话题的评论精简了，压缩数据包的最后，附加着我的话题“你好，黛西”，以及众多评论。
“我们爱你黛西。”“我们的雏菊。”“小美人。”……“你好，光头叔叔。”
光头叔叔是我。我想到出门前穿衣镜里的人像，瘦削的身体、下垂的两腮、红鼻子和滑稽的光头，过时的连帽衫，真像个小丑。我笑了。
正在撰写评论，信息环忽然传来微微动荡，我不由得张开眼睛。太阳早已升起，薄雾消失得无影无踪，市政广场草坪的每一片草叶都挂着晶莹的露珠。手拉手的“手指聊天聚会”的成员围成不规则的圆环，像一堵沉默的墙，许多人在远远围观，晨跑的健身者、途经的上班族、记者与警察。他们显然有些迷茫，因为我们没有标语、口号，没有任何表示我们在抗议示威的特征。
一辆警车停在广场边缘，排气筒冒着白烟，车门打开，走出几名警察。我认出打头的那一个，曾经登门造访的小个子警官依然带着懒洋洋的表情、迈着松垮的步伐。他摸摸整齐的小胡子左右打量着我们一群人，然后径直走到我面前。“先生，早上好。他摘下大檐帽按在胸前。
我盯着他，没有答话。
“对不起，你们被捕了。”他毫无干劲地说。四辆黑色的、庞大的厢式警车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市政广场，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涌出，举着警棍和盾牌逼近。围观人群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人惊呼呐喊，没有人移动脚步，甚至没有任何人把目光投向步伐整齐的防暴警察。
我能从旁边人手心的汗液感受到紧张的情绪。第二话题数据包消失了。一条极其简短的信息以交换方式能够支持的最快速度在环网中传送。
“自由。”许多手指在许多掌心快速、坚定地写下。
“自由。”所有人睁开眼睛，闭紧嘴巴。
“自由。”我们用无声的最大音量呐喊。
“黛西，我爱你。”我传出最后一条信息，然后被防暴警察粗鲁地扑倒在地。我不知道信息能否传到黛西那里，她处在环网的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今后能不能再见到她？我不知道。实际上，我从未真正见过她，但我感觉，我比世上任何一个人更了解她。
别惹麻烦。父亲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变形的脸。防暴警察试图将我的脸与草坪亲密接触。
“去你的。”我吐出一口草腥味的口水。
我有十分钟的电话时间，我不想浪费，可除了瘦子和roy之外，想不到还能打给谁。瘦子声音怪异地讲着牙买加的阿拉瓦语，roy没有接电话。我放下听筒，发着呆。
“嗨，老爹，你在浪费所剩无几的生命。”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开口。
我无意识地拨了熟悉的号码。与往常一样，铃响三声之后，电话接通了：“你好！”
“你好吗？妈妈。”我说。
“我很好。你呢？头痛还出现吗？”听筒里传来拖动椅子的声音，对面的人坐下了。
“最近好多了。他呢？”我说。
“你从不主动问起他。”母亲的声音有些诧异。
“唔……我想……”
“上个月他去世了。”母亲平静地说。
“哦，是吗。”
“是的。”
“那么有人照顾你吗？”
“你的姨妈陪着我，放心。”
“他的坟地……”
“在郊区。距离你姐姐很远。”
“那我就放心了。那么……周末快乐，妈妈。”
“当然。也祝你愉快。再见。”
“再见。”
听筒传来忙音。我揉搓右手上的丑陋的斑，试图把那些画面从眼前抹去，酒气熏天的父亲、哭泣的姐姐、变得无动于衷的母亲大学时代回家看到的画面，如今因生命的流逝显得不再那么沉重“老爹，时间宝贵啊，嘀嗒嘀嗒。”排队的人指指手腕，模仿秒针跳动。我挂好听筒，转身离开。
午餐时，我与一个红头发的家伙坐在一起，他的脸上刺着男人的名字，胳膊上花花绿绿的，像穿着件夏威夷衫。“这家伙是个同性恋！别靠近他。别让他摸你的手。”与我分享房间的墨西哥人曾经告诫我，我想他是好意。我端着餐盘，挪开了一些。
红头发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要分享我的羊奶布丁吗？我不是什么乳糖爱好者。”
“谢谢，不必了。”我尽量礼貌。
红头发伸手过来，我触电似的缩回手臂，但还是被他捉住了他把我的右手紧紧握在掌心，指尖轻轻抓挠，让我感觉到十分不适。
“我想我不太适应这种关系，我说……”我尽量挣扎。旁边的人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鼓劲似的敲打餐桌。熟悉的感觉传来那是手指聊天的讯息，一样的缩写方式，快速而准确，“如果你懂的话，反馈我。”
我冷静下来，看了红头发一眼。他还是一副令人反感的表情我手指反勾，告诉他：“收到。”
“天哪！”他表情不变，却写下代表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词“终于又找到一个了。现在听我说，午餐后去阅读室，东边靠墙的地方是哲学区域，第二个书架底层，在黑格尔与诺瓦利斯之间有一本二○○九版的《哲学史大观》，拿去看。如果不明白阅读方法，第一百四十九页到一百五十页有简单说明。稍后我会再跟你联系，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你做好变成同性恋的准备。现在打我。”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红头发带着恶心笑容伸手去摸我的屁股，我挥起拳头，砸在他的鼻梁上。“噢！”围观者愉快地哄然大笑。狱警向这边看来，红头发从地上爬起来，捂着流血的鼻子，骂骂咧咧地端起餐盘离开了。“我说什么来着？”同屋的墨西哥人端着盘子出现，挑起大拇指，“不过，你是个有种的老家伙。”
我没理他，尽快把食物塞进口中。午饭后，我独自来到阅读室，在哲学书架底层、黑格尔与诺瓦利斯之间找到那本精装的《哲学史大观》，交给图书管理员登记，带回房间。墨西哥人还没有回来，我躺在上铺，翻开厚重的封皮。没什么出奇，这是一本空洞的哲学书籍，从密密麻麻的条目和引文名单就看得出来。我翻到一百四十九页。这页纸被人调换了，令人头痛的哲学名词中间，出现一张分明从其他书中撕下的泛黄纸页，正面是毫无意义的关节保健知识，背面是大段的头部按摩方法和配图，末尾一段，用三百字篇幅简单介绍了一种盲文的读写方法，据说这是一种误码率很低、效率极高的新型盲文，但由于各种视觉与非视觉新技术手段给盲人带来的便利，盲文渐渐式微，新型盲文夭折在应用之前。
哦，当然，盲文。我合上精装书，闭上眼睛。封面、封底只有烫金大字。在封面内页，我找到以一定方式排列的密集小圆点，如果不用心感觉，就会误以为是因封装质量不佳带来的页面坑洼不平。我对照着，慢慢地解读盲文信息。由于压缩率比较高，我几乎用去两个小时才明白封面内页携带的文本信息。
“‘手指聊天聚会’欢迎你，朋友。”不知名的撰写者在盲文中问候，“你一定察觉了那些变化，但你不明白，你迷茫、愤怒，甚至成为别人眼中的疯子。你也许屈服于现实，也许一直在寻找真相。你有权利得知真相。”
我点点头。
“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国会秘密通过第三十三条修正案成立联邦信息安全委员会，对可能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信息进行过滤和替换，在漫长的尝试后，一套高效率的系统逐渐形成这个系统叫作‘以太’。最初，‘以太’是工作在互联网上、对互联网设备和移动互联网设备进行监控的自动化体系，它对一切被认定存在潜在威胁的文字、视频、音频进行数据欺骗。简单举例一旦语义分析接口认定一个讨论组中存在有害主题，‘以太’就会对接入该讨论组所在服务器的所有相关会话，发送欺骗信息，除发表者之外，其他人看到的都是经过调制的讨论话题，同时，信息发送者会被数据库记录。假如你发表名为‘参议员的午餐’的话题，被判定为有害信息，运行于巨型计算机上的、因法律体系而凌驾于所有网络防火墙之上的‘以太’在其他程序会话接入之前会控制所有端口，将数据包中的相关字节替换，于是在别人眼里，你发表的话题就变成了无趣的‘KFC超值午餐’。以这种方式联邦政府秘密地彻底控制了网络，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他们只是悲观地认为，革命精神在互联网上逐渐消失—这也是联邦最愿意看到的。”
我感觉后背发凉。这时墨西哥人走了进来，把脏毛巾丢在我的肚皮上：“老家伙，你应该偶尔参加一点集体活动。”
“闭嘴！”我用尽全身力气叫嚷。墨西哥人愣了。他的表情由惊诧、愤怒变为恐惧，挪开了视线，不敢看我充血的眼睛。我的手指颤抖着在《哲学史大观》的扉页上移动。
“随着‘以太’的成功，联邦政府对广播、电视和纸质出版物的控制成为顺理成章的结局，对部分不肯配合信息安全法案的媒体人士，则以与‘以太’同源的信息欺骗技术进行隔离。纳米微电子技术被用于信息欺骗，很快，权力者意识到纳米机械在肉眼可见光范围内存在信息替换方面的潜力，在第三十三条修正案颁布后的第七年，他们决定向空气中散播纳米微机械。这种微型设备悬浮在空气中，利用土壤和建筑材料中的硅进行自我复制，直至达到预定浓度，它们仅具有简单的机械结构，浓度达到规定浓度后则进入工作状态；它们会自动侦测具有潜在威胁的文字（可见光信号）和声音（音波信号），将之替换为无害信息，并将发布者记录在案。它们附着在印刷文本和标语牌表面，通过偏振光向除发布者之外的观察者发布欺骗光学信号；它们改变声波的扩散形态，向除发布者之外的倾听者发布欺骗信号，当然，发布者本身因为骨骼的传导作用，听到的还是自己的原本想说的话。飘浮在空气中的小恶魔使‘以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如同哲学家口中人类无法察觉却充满一切空间的神秘物质—‘以太’本身。”
“我看到的，是社会与民主的进步。”我想到心理医生的话，握紧拳头，牙齿咯咯作响。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的朋友。一切都是谎言。网络讨论组是谎言。电视节目是谎言。坐在你对面说话的人，说着谎言。高举的标语牌，刻着谎言。你的生活被谎言包围。这是享乐主义者的美好时代，没有争执、没有战斗、没有丑闻，当阴谋论者被关入精神病院，最后的革命者会在孤独的电脑屏幕前郁郁而终，等待我们的是脆弱而完美的明天，彬彬有礼的悬崖舞者，建在流沙上的华美城堡。”
“我是谁？我是无名小卒，参与编织‘以太’黑幕的罪人，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察觉到这一切变化、有权利得知真相，现在真相就在你手中，由你选择接下来的道路。手指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在可预见的二十年之内，纳米机械没有欺骗人类精密触觉的可能。若你下定决心的话，随时可以通过你的介绍人加入‘手指聊天聚会’，加入‘以太’无所不在监视下唯一的、最后的反抗组织，加入虚假世界内的仅有的真实。
“‘手指聊天聚会’欢迎你，朋友。”
我合上厚重的封皮，一幕幕画面在脑海中串联起来。我看到了真相，却产生更多的疑问。这一切疑问，只有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能够给予解答。我用手掌抚摸长出短短灰色发茬的头皮，知道自己早已作出选择。
晚餐时，我见到红头发的同性恋者，径直走过去拉起他的手餐厅里一片哗然，我们成为嘲笑的对象，但我视而不见，在他的手心写道：“我加入。”
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欢迎你。第一次聚会在两天后集体劳动时举行，木器厂东北侧。内部刊物在哲学第二书架的底层，尼采文集的扉页，每周更新。对了，女监区亚麻色头发、长着雀斑的小妞向我传达‘对性感光头大叔’的问候。我想，我没找错人。”
我张大嘴巴。
那一刻，我想了很多。我没有想使用幼稚的交流方式给世界带来变化，而是想着父亲留给我的一切。我以为父亲的棍棒与责骂让我不懂得怎样去爱，但我发现，爱是人类无法割除的灵魂片段，而不只是荷尔蒙的颤抖；我如此憎恨我的父亲，以至于年复一年抗拒着有关他的所有回忆，但我发现，责打孩子的父亲未必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疼痛起码是真实的，我更憎恨（即使是善意的）欺骗。
我需要做的是像二十三年前一样，大声对那个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我人生的家伙喊出：“去你的！”
她给予我勇气，有着亚麻色头发、蓝眼睛的她。我握紧红头发的手，仿佛透过他的皮肤，感觉到她的体温。我们的手心里写着爱与自由，滚烫的爱与自由，烧破皮肤、镌刻在骨骼的爱与自由。
“我爱你，黛西。—不是对你说，请别会错意。”众目睽睽中，我在红头发的手心写下。
“当然。”红头发早有准备地以一个熟悉的、调皮的笑脸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