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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李靖波心想。一切都出于人道——用另一种死亡欺骗一个一心求死的人。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我很好奇，”他说，“你为什么指定我来听你的告解？”
对面的男人抽了口烟，他的脸在缭绕的烟雾中若隐若现—那是张线条硬朗的脸，上面却有深深的倦意。
“我听说你是那一边的。”
他倾身向前，“哪一边？”
男人耸了耸肩，动作由于穿了束衣而显得有些僵硬，“支持死刑那一边。”
“哦。”
“这么说可能会有点尴尬……”男人侧过头，朝自己橙色的束衣努了努嘴，暗示两人身份的殊异，“但我跟你是同一战线的。”
“司法部的人都说，警探贝利亚是个死硬的刑罚主义者。”
男人身体后倾，嘴角上翘，“他们有没有说，我是自作自受？”
他摇了摇头。
沉默。头顶上老旧灯管发出的“嗞嗞”声填满了这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叫贝利亚的男人将烟头按进盛满烟骸的一次性纸杯，然后从烟盒里掏出另一根烟，衔在嘴里。他起身，为男人点烟。
“李—李靖波是吧？”又一次吞吐后，贝利亚说，“谢谢你能来。”
“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说，听临刑告解是个脏活儿。”
李靖波挑了挑眉毛，没有接他的话茬。
“死刑犯是人类中最不可救药的渣滓，而在临刑告解中，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变态心理、丑陋过去以及对世界的怨怼一股脑儿地泼洒出来—”贝利亚狠狠地咂了一口烟，“我听说，很多参与过告解的执法人员都选择了事后‘擦除’……”
“我不认为你和别的死刑犯一样。”
“你犹豫了。”贝利亚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你现在意识到，对眼前这个死刑犯的了解其实很有限，有限到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给你带来伤害。但是我猜现在你已经没有了退路，也许你的同事们正在酒吧里期待着你给他们带去伟大的传奇—我说得对吗？”
李靖波勉强地笑了笑，随即意识到这不过是脸部肌肉的一次不协调的收缩而已。
“你会得偿所愿。”贝利亚说。
“抱歉，你说—”
“你会听到一个故事。”满面倦容的男人将目光定格在两指间袅袅升腾的蓝色烟雾上，“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死硬的刑罚主义者、一个前警探、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和一个杀人犯身上，来自人性的黑暗核心—你，做好准备了吗？”
在抽了最后一口烟后，贝利亚开始讲述。
一切都始于一场谋杀。死者是一名中年女性，很普通的那种人，死于那种很普通的暴力行为—后脑勺被某种钝器敲碎。现场一塌糊涂，就像在这座萧索城市的破败街区里无数次发生的暴力案件一样，看起来缺乏精密的谋划，是施暴人教育缺失和睾酮分泌过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来，查案的思路是程式化的—寻找痕迹、搜集证物、调阅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抓几个形迹可疑的小混混、锁定犯罪嫌疑人、审讯、红脸黑脸……真凶往往很快就会归案。本来，这样的事情找不上我—直到我那些愚蠢的重案组同事发现，凶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事发地点正好处于监控盲区，女子死亡时附近没有人经过，而在凌乱的现场，找不到凶器和有价值的DNA标记物。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除了一样……
（贝利亚用食指在嘴唇上比画）
死者的嘴唇上被人用黑色记号笔画了十几条平行排列、长约4厘米的竖直黑线—我想你应该看过现场照片了。也许这很能激发你们这些犯罪心理侧写师的想象，但当重案组的同事找到我时，我只意识到了一件事—
（“连环杀手。”李靖波插了一句。贝利亚点了点头）
那时，这还只是一个猜测。被害人的照片让我想起一桩五年前的悬案。死者也是女性，死因是机械性窒息。这两个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除了性别和她们嘴唇上的黑线……你们把这个叫作什么？……表达欲？对，就是这个词。对凶手来说，制造死亡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制造死亡所传达的信息—不管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在我看来，这近乎挑衅。于是，该死的好胜心再次发作，我接下了这桩让人一筹莫展的案子……”
（贝利亚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小组里有几个老警察—我是说那种很老派的警察。他们有很强的执行力，习惯于反复勘查现场、在卷宗中埋首、与可疑人员互动……他们的缺点在于，过于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并且不擅长使用辅助型AI
。老派警察破案靠的是所谓的直觉，靠的是在繁杂凌乱的事实中抓到真相的那一道光—说实话，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那段时间，我开着我那台特斯拉老爷车穿梭在底特律街头，沿着从案发地点辐射出来的街道网络，扑向一个又一个可能藏匿真相的地方。
艾略特怎么说来着？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四月的雨下个不停，天空阴郁，街上污水横流、杳无人迹。在水渍斑斑的建筑物立面后，你偶尔会撞上一束目光—木讷的、涣散的、包裹着敌意的目光。自从AI革命开始后，底特律迅速衰败了下去。衰败一而再地光顾这座城市，被时代抛弃的人如同渣滓般黏附在它的街巷之中，底特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下水道……啊，抱歉，我跑题了。我想说的是，尽管我在大街小巷和文献资料中跑断了腿，我们依旧一无所获。除了死者嘴唇上的黑线，凶手并没有向我们泄露哪怕一丁点儿的信息……徒劳无功的几天过去，看起来在与凶手的第二次交锋中，我们又要败下阵来，直到—直到那个人的到来……”
（贝利亚的目光越过李靖波的头顶，停留在虚空中的某处）
哈罗德·古德森个头不高，脸上轮廓很深，黑色鬈发—他貌不出众，却非常迷人，很难说清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那双极深邃的黑眼睛，也许是因为他那低沉的、大提琴般的嗓音，也许是因为他的忧郁和沉静……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和他的维京姓氏很不搭。我指的不仅仅是外貌。和局里这些大嗓门、好喝酒、没事就玩视网膜浸入式游戏的家伙们不同，他的话不多，也不玩增强现实，而是时时捧着书，大概就是哲学啊、小说之类的。总之，说他不凡也好，叫他怪胎也罢，哈罗德就是这么一个人。那时他是个颇有名气的犯罪心理侧写师，也是“犯罪预防与惩治委员会”里最年轻的委员。据说是这起可能的连环杀人案把他吸引到了我们这里，而这个人，确实在调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警官，我的嗓子有点儿干，能喝杯可乐吗？
一口气灌完一听可乐后，贝利亚又叼起了烟。
“你有疑问。”他口齿不清地说。
“我感觉，你对古德森的印象似乎很好。”
“陈述事实而已。”
李靖波将手肘架在聚酯桌子上，“那我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就是古德森非常善于伪装？”
“伪装？”贝利亚脸上挂着不解的表情，“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可以伪装的。”
“可是—”
“所以，我是个至死不渝的刑罚主义者。”贝利亚用两指将嘴里的烟夹了出来，他的手上下摆动，手中的烟仿佛燃烧的旗帜，“你永远不知道在一个人的大脑褶皱中藏着什么样的邪恶，甚至有时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我们用所谓的人道为自己造了一架断头台，还心甘情愿地把头伸了进去……如果说当局还有决心纠正这个错误，那么就应该从我开始。”
李靖波舔了舔嘴唇，“咳—我明白了。”
贝利亚将烟按灭。
“那，我们继续？”
哈罗德甚至都没有费心和我寒暄。刚一进组，他就要求我带他去实地查看—不只是去案发现场，而是要把周边都转上一圈。
“我需要对‘舞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说，“这样才能精确描摹罪犯的心理。”
于是，我再次穿行在淫雨霏霏的底特律街头。经常是这样：我把车停在路边，哈罗德从车里钻出去，在某家药店或者便利店的门前驻足。他总会若有所思地看着什么，橱窗后的机器人店员则对他露出不厌其烦的微笑……回到车里时，他浑身散发着水草的气味。
在勘察完李娅（最近一位死者）的死亡现场后，哈罗德长时间地沉默着。特斯拉在雨幕中跋涉，仿佛一枚被投入污水的铁钉。
“她总是在那家酒吧坐到很晚，”哈罗德忽然开口，“她在等待—”
“一个男人。”我接了话，“可惜，那天晚上并没有男人和她搭讪，请她喝一杯占边波本。于是她悻悻地回家，死在一条罕有人至的小巷。”
“凶手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哈罗德转头，两只幽邃的黑眼睛夯在我脸上，“如果是钱的话，她身上的财物并没有丢失；如果是性的话，我想凶手并不难从她这里得到；如果是为了报复，她在这个城市里算得上是个异乡人……为什么？”
我摇头，顺势避开了他的目光。
“你觉得这些黑线像什么？”他问我。我耸了耸肩，回答他，自己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画家，这些黑线在我看来就是一排栅栏，或者城市的剪影，或者食肉动物的尖牙。哈罗德说他有不同的看法。“这个街区让我产生了一点想法。”他的额角抵在车窗上，目光洇染在一片烟雨之中，“这里的后工业氛围不适合做隐喻的土壤，凶手可能想直白地表达他的思想，比如只把线看成是线，那种缝衣服的线，那么……”
那么，或许凶手只是想把死者的嘴“缝”起来。以下是哈罗德引导我做出的判断：也许死者知道了一些她不该知道的事情，凶手想让死者闭嘴，即使她已经死了。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在走访乔伊娜（第一位死者）的亲友时，她的妈妈曾提到，乔伊娜本来是个话很多的孩子，但在十二岁那年，她忽然变得沉默寡言。这种转换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乔伊娜的妈妈也就没有多想，毕竟，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父母还是有一定的理解障碍的。
“那么，你的看法是—”哈罗德问我。我回答说，凶手不是想让她闭嘴吗？也许在凶手下决心灭口之前，乔伊娜受到了他的威胁，所以才变得沉默寡言。我们假设，在乔伊娜十二岁那年发生了一些事情。由于死者的家庭相对单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她的学校……
（贝利亚舔了舔嘴唇）
那所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AI革命之后，由于人口的持续流出，很多学校由于缺乏生源而关闭。我们找到了一些当年在这所学校任职的教职员工，但得到的信息往往是残缺不全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挖掘出了一条令人振奋的线索：乔伊娜的数学老师也死于谋杀，时间是她被杀害的一年之前。这也是桩悬案，此前我们之所以没有把它和乔伊娜的案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那个人的死法和其他两个受害人颇为不同……
（“我看过你们的调查日志，”李靖波说，“那个叫安东尼奥的男人是失血而死，地点是他自己家里。他的，嗯—）
他的生殖器被割掉了，扔在几米开外的沙发上。现场一片混乱，不出所料，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自然而然的，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安东尼奥不同寻常的死法上。到了这一步，即使没有哈罗德的提示，我也可以大致猜出凶手想要表达什么了：杀人的动机源于性。我们据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乔伊娜十二岁那年，在她、安东尼奥和凶手之间，发生了一件涉及性的龌龊事，这件事的实施人很可能是安东尼奥，因为他那象征男性力量的家伙被割掉了；而乔伊娜可能是参与者，也可能是目击者，或者两个身份兼具，凶手不希望她说出这件事，于是就杀害了她，并把她的嘴“缝”了起来……
（“很有说服力，但你们并没有考虑到最近的那个受害者的死法。”李靖波说。贝利亚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有时候，办案就像是在一片黑暗的旷野中行走求生。”他说，“对手越强，黑暗就越长久。对于眼前出现的一点光明，你不会在乎它到底是一簇鬼火还是一个温暖的小屋，你只能走向它，并尝试着抓住它。乔伊娜和安东尼奥之间的联系就是这一点光明，为了抓住这一点光明我们无暇考虑其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李靖波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我们对安东尼奥进行了一番背景调查。经过几番辗转，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
（贝利亚目光灼灼）
通过一个在警界高层任职的老同学，我得知安东尼奥是第一批接受介入性再造的罪犯，在此之前，这家伙曾多次实施性犯罪……你瞧，这就是司法部干的好事：罪犯接受所谓的脑区再造，不仅逃避了法律的惩罚，还拥有了新的身份和人格—不，鉴于他很可能再次实施性犯罪，那么对他人格的再造肯定也是失败的。
（“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看法相同。”李靖波说。“谢谢。”贝利亚说）
按照常规思路，我们的工作量会很大：要走访排查安东尼奥当年的同事、乔伊娜班上的三十多个孩子。但我们实在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做这项工作—安东尼奥当年的罪名是“猥亵男童”，出于对再造工作的怀疑，我倾向于认为安东尼奥的“口味”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要调查的，只有他班上的十五个男生。
“在此期间，古德森还给了你什么帮助？”李靖波问。
“不计其数。”贝利亚的身体后仰，“关于凶手的杀人动机，关于这三个人在案件中的角色，关于安东尼奥的‘小癖好’……”
“也就是说，古德森主导了调查方向？”
他耸了耸肩。
“这毫无道理，不是吗？”李靖波拧着眉头，“他把你们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道理？”囚犯哑然失笑，“李警官，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道理可讲吗？”
李靖波张口结舌。
又一阵沉默。贝利亚将手探进烟盒，一无所获之后，他在一次性纸杯中扒拉出一颗烟屁股，塞进嘴里。他没有示意李靖波为他打火。
“抱歉，我的情绪有点失控。”烟的残骸随着他的话音上下摇动，仿若船橹，“希望你能理解，因为从现在开始，我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悲剧发生……”
“你可以，呃—”李靖波挠了挠额头，“选择不说话。”
贝利亚摇了摇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不是吗？”
在查案期间，我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但这一次，我有了一个必须暂时放下手中工作的理由：4月15日是我和娜奥米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擅自给专案组放了假，邀请全体人员到家里吃饭。我们在草坪上支起长桌，在桌上垒满一盘盘的香肠、烤肋排、冰镇啤酒和吞拿鱼沙拉。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餐，没有昂贵精致的食物，没有烦琐的餐桌礼仪，一伙粗人反而更尽兴。作为贵宾，哈罗德坐在我和娜奥米旁边。在一群吵吵嚷嚷的老家伙中间，他的沉静犹如风眼。在一番插科打诨之后，我的妻子注意到了他。“哈罗德，你吃得太少了……”她探过头，“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
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脸色苍白。
也许是怕冷落了客人，娜奥米问哈罗德“犯罪预防与惩治委员会”具体是干什么的。哈罗德的脸上挂着虚弱的笑意，“您相信自由意志吗？”
我的妻子一脸迷茫地看着他。
“委员会的观点是，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哈罗德说，“人的所有行为，是大脑从外界受到刺激，经由神经元网络的一系列运算，最后输出反应的结果。人‘看’不到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更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我们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可能是大脑构造或者化学环境异常所致，也可能是个人的创伤经历、教育缺失或者恶劣的生长环境所致，又或许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论适用于我们观察到的绝大多数犯罪行为。委员会的工作，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和纳米微电极重塑罪犯的异常脑区以及部分记忆、重新设计神经元网络算法，把罪犯改造成一个‘正常’的人，从根本上杜绝他再次犯罪的可能……”
哈罗德的声音有一种令人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的魔力。我看到妻子的目光黏在他薄薄的、上下开合的嘴唇上，她的脸颊上泛起不自然的红色。
“自由意志的屁话！”我粗鲁地打断他，“按照你们的思路，所有人都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你们不惩罚罪犯，而是把他打造成一个天使一样的新人，再放归社会。哈！我都快被你感动得哭了！”娜奥米在餐桌下掐我的大腿，但我不为所动，“那你怎么解释安东尼奥？那个变态不是也被改造过吗？”
“安东尼奥是不是做了那些事，这还只是个猜想。”哈罗德僵着脸，“不过我承认，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认识还很有限。”
“哈！有限！说得可真轻巧—”
“哈罗德，我家老贝爱冲动，我看啊，他的‘算法’也有缺陷—”娜奥米伸出手在餐桌下拧我的大腿，“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他。”我狠狠地剜了妻子一眼，我的意思很明确：亲爱的，你喝多了吧？
这时，哈罗德忽然笑了，他说：“贝利亚警探爱冲动？这我可没看出来。”
娜奥米调皮地眨巴着眼睛，说：“这个傻瓜我没和你说过吗—”
她没能说下去。是老家伙们的起哄把我从尴尬之境救了出来。他们鼓动我和娜奥米接吻，交换信物。满是酒精味的接吻之后，我送给妻子一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吊坠耳环，而她则送给我……
（贝利亚深深地吸气，鼻腔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娜奥米送给我一段录音。当着所有人的面，她对我的手机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小贝利亚，娜奥米永远爱你。”然后在众人的嘘声和掌声中，她把这段录音设置成了我的手机铃声。在余光中，我看到哈罗德的脸再次变得苍白……
聚餐结束之后，我主动要求送哈罗德回他的公寓，并没有给他拒绝的余地。钻到车里以后，我由着AI驾驶车辆，自己以一种醉酒的懒散姿势瘫在驾驶座上。车轮开始转动，碾过路面上一个又一个陈旧的井盖。太阳忽而躲进一片烟灰色的、肮脏的云朵背后。又要下雨了。
“你最好小心点儿。”我说。
哈罗德转头看着我。
“你勾引女人的手段并不高明。”我冷冷地回头看着他，“你离我老婆远点儿。”
他垂下眼睑，沉默片刻，再次与我的目光相接，“你在演戏—你们在演戏。”
“你说—什么？”
“你们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相爱，”哈罗德的低音在我的耳廓里嗡嗡作响，“难道不是吗？”
我握紧了拳头，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心虚。
贝利亚的视线绕过李靖波，像是在与他身后的黑暗无声交流。
“你没事吧？”半晌之后，李靖波问。
他摇了摇头，“娜奥米是个好女人。我们虽然没有孩子，但始终相信能够填满彼此的灵魂和余生。”
“我很抱歉。”
“那天她确实有点儿喝多了—那天我们都有点儿喝多了。”贝利亚“哼”了一声，“否则我们不会那么口无遮拦。”
“比如，她说你爱冲动？”
贝利亚似笑非笑地看着李靖波，“看来你确实做了一点儿功课，嗯哼？”
后者尴尬地笑了笑。
“我曾经把一个恋童癖揍了个半死。”贝利亚说，“正是那一次鲁莽的举动断送了我在警局的大好前途。但冲动只此一回。后来我对哈罗德做的事—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李靖波沉默着，像是在掂量下一个问题的分量。
“你没有反驳古德森。”他说，“你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对吗？”
贝利亚干笑一声，“没错，我曾对娜奥米不忠，为此她一直都不肯原谅我。我当然可以这样宣称：我爱的只有我的妻子，那些放浪形骸，那些鲁莽冲动，以委员会的逻辑，不过是一套不受我的意愿控制的生物算法……但娜奥米不会这么想。人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付出代价，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一致。”
死刑犯顿了顿，忽然话锋一转，“李警官，你知道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吗？”
李靖波愣了一下，继而摇头。
“平衡—婚姻的本质是平衡。要维持一段婚姻，你要平衡工作与家庭、苛责与包容、责任与权利……具体一点儿，假设当婚姻中的一方做了不好的事情，而另一方无论如何无法原谅时，要么长痛不如短痛—把已经血肉交融的两个人鲜血淋漓地撕开；要么……”贝利亚的嘴角扬起一个莫测的笑，“要么婚姻中的另一方也做些不好的事情，与之平衡。无论如何，这比两个相爱的人失去彼此要好。”
李靖波咽了口唾沫。
“你会理解这一切。”贝利亚的嗓音疲沓，“毕竟你坐在这里听我絮叨，想听到些卷宗上没有的东西，不是吗？”
那场聚会之后，一切都回归正轨。我们继续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接一个地排查乔伊娜班里的男生。已经查到第十四个男生了，我们仍一无所获。这时哈罗德来找我，说他有了新的想法。
“你知道李娅是一个‘博主’吗？”
我说我知道。那个女人在视频共享平台上放了很多自己的视频，无非是一个人对着镜头絮絮叨叨讲段子。
“你听过吗？”哈罗德问我。
我点了点头，但仍不解地看着他。他在我的电脑里调出了两段视频：一段是李娅讲段子；一段是乔伊娜十二岁生日派对的视频。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听。”
我注意到了哈罗德的用词。他说“听”。于是在看视频时，我把主要的注意力便放在了听觉上—这一次，我明白了。
“她们的声音很像。”我说。
哈罗德点了点头，“凶手害怕乔伊娜讲出他的秘密，于是她的每一次开口都成了他的梦魇。他惧怕她的声音，那声音变成了他潜意识中的怪兽……”
“所以他把她的嘴‘缝’上，不光是为了让她闭嘴，还因为这象征着她再也无法发出声音。”我接了他的话，“而当他偶然间听到李娅的声音，杀戮的欲望便被再次唤醒……”
“这么一来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不是吗？”哈罗德说。
是啊，一切都豁然开朗。但是，为什么我的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那个，”哈罗德依然站在我身边，“我有一个问题。”
我挑着眉毛看他。
哈罗德的脸绷着，“那天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什么话？”
“你不相信脑区再造能把罪犯变成一个‘新人’。”
我扭过转椅，挑衅似的看着他，“你相信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李靖波在塑料椅子上局促地扭了扭身子，“这么说，古德森曾向你暗示过？”
“如果你把这称为暗示的话—对，他曾向我暗示过。”
“这样我就越发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了。”
贝利亚的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响，“我猜上帝在制造他时采用了一套高深莫测的算法。”
心理侧写师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贝利亚将手肘拄在桌上，“那时我已经有了怀疑，但我不肯相信。”
“你被古德森迷惑了。”
他摇了摇头，“不，我是被自己迷惑了。”
最后一个男生名叫约书亚·佩鲁佐。在调查他时，我们遇到了一点儿困难：据他的一位任课老师说，他在小学六年级时随父母去了西雅图，而当时全国联网数据库并没有对我们警局开放，这意味着我们要穿过大半个美国去找他。我有种强烈的直觉，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或者与其说是直觉，倒不如说是愿望。这个男孩是我们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线头，如果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思路彻底错了。
在飞往西雅图的途中，我反复查看虚拟视觉里这个男孩留给我们的唯一影像：在班级的合照中，他静静立在一隅，矮小、瘦弱。他的脸有些虚焦，无论如何放大，细节总是一片模糊。唯一清楚的，或许就是他黑色的头发和心不在焉的神态。
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我打了个寒噤，随即制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严重的睡眠不足使我耳鸣如雷，甚至盖过了飞机的引擎声。我的眼皮发沉，很快就漂浮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之中。
下飞机之后，我径直前往约书亚的登记住址。然而就在他的家门口，我吃了一记闭门羹。
“约书亚—他已经死了。”打开一半的门后，一个脸上沟壑纵横的男人说。我猜他应该是约书亚的父亲。
“死了？”我的心空跳一拍，“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那个男人盯着我，凝重的目光里有疑惧，有厌恶，有—深深的寒意。“恐怕—你得问他本人了。”他说。
门被猛地摔上了。男人的残影留在我的视网膜上：一个散发着血腥味的笑容。
（贝利亚皱了皱鼻子）
随后，我前往西雅图警局。在那里，我发现事实和老头子的“胡言乱语”竟然差不离。约书亚·佩鲁佐在十六岁时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死者是他的继母、老头子的第二任妻子—被判刑，在服刑的第二年，所有的官方档案中都不再有他的名字。没有人再见过他，他仿佛在监狱中凭空消失了……
（“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凭空消失，更何况是在一座监狱里。”李靖波的眉头蹙着，“除非……”）
除非他也参与到了那项实验里。以下是我从语焉不详的官方记录里得到的答案：作为一个具有明显行为偏差的少年犯，约书亚·佩鲁佐参与了西雅图市的脑区再造试点项目。和安东尼奥那个时代的半吊子做法不同，约书亚被打造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新的记忆、新的身份、新的名字、经过轻微整容的新面孔。他的鳏夫父亲被告知，为了他的孩子能摆脱暴力的过去，他必须接受他已“死”的事实—其实，我想在约书亚父亲的心中，他早就被草草埋葬了……
（“关于脑区再造的文件里没有提过这些。”李靖波说。）
我所说的一切，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密。为了保证约书亚“愈后”的生存质量，为了保证他不会遭遇任何就业或者生活上的歧视，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之前的身份—除非你恰巧认识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正好可以进入脑区再造项目的核心数据库，就像他之前在调查安东尼奥时做的那样……
（“通过你的老同学，你查到了约书亚的新身份。”李靖波说。“这需要时间。”贝利亚摇了摇头，“而在这场分秒必争的比赛中，时间就是一切。”）
我刚到西雅图时，娜奥米曾打来电话。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她很担心我。
“别胡思乱想。”我的口气很不耐烦。
“向我保证，你不会胡来。”
“你什么意思？”
我被娜奥米的言外之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被自以为从她的话中听出的言外之意激怒了。是啊，我曾经在办案过程中情绪失控，也曾经偷了那么几次腥，我们两个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于是，那段时期中所有的歉疚、不满和猜忌如沉滓般泛起。我口气很冲地回敬了她几句，暗暗希望能把这次谈话升级成一次争吵—然而我失败了。娜奥米在电话那头沉默着，长时间地沉默着。最后，是我不堪忍受沉默的重负，挂断了电话。
（李靖波的手指在桌面的信息窗口上滑动，“8个小时后，你接到了古德森的电话。”）
他建议我搭最近的一趟航班回来，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时我正在西雅图警察局，自以为抓住了真相的藤蔓。我对他说，我讨厌别人说话含含糊糊，有什么事，我希望他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费解的话：“贝利亚，你是对的。”
“你说什么？”我问道。
但那边已经挂了电话。
“5个小时后你赶回了家。”李靖波说，“这是你在得知古德森的真实身份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
“所以说，你已经察觉到了？”
贝利亚苦笑道：“这已经不重要了。我没有听从哈罗德的建议，搭最近的那趟航班—我回家晚了。”
“也就是说—”一个长长的停顿，“古德森其实是希望你能救下—呃—你的妻子？”
“我不知道他希望什么。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贝利亚语气阴冷，李靖波的目光与他轻微擦碰，迅即逃开，“大脑是大自然最精妙的造物，而就凭着一点浅薄的认识，我们竟然妄图把它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中—这是天真，还是愚蠢？”
李靖波咽下一口唾沫。
家里是那么安静，安静得令我汗毛直竖。我一边轻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一边查看各个房间。一切似乎与平常无异：清冷的月光从窗子里渗到走廊上、挂钟不知疲倦的“嗒嗒”声、栀子花的香气……然而，我的手指却贴在手枪的扳机上。你可以说这是警察的直觉，但我更倾向于，这是丈夫的直觉……我走上二楼，一手握枪，用另一只手推开卫生间—这是整栋房子里唯一亮着灯的房间—的门，我看到了……
（贝利亚以双手覆脸，久久不说话）
咳，不好意思。我看到娜奥米双手、双脚被玻璃绳捆着，一丝不挂地蜷缩在浴缸里。她那双半张的蓝色眼睛在迷茫地看着我……在她的身下，血已经漫溢成深红色的沼泽……我抱着她已经冷却的身体，无声地哀号……
（贝利亚闭着眼睛，牙关紧咬，腮部鼓起成条的肌肉。片刻之后，他摆了摆手，像是在驱逐某种无形的东西）
“对不起。”从我的身后传来声音。我回过头，一个身影在泪眼中漂浮。黑发、黑眼、水草的气味。
“娜奥米的声音……让我控制不了自己。”那个声音继续说，低沉、极富穿透力，“我也不希望这样……”
我转身，举枪，将黑眼置于准星正中。
哈罗德静静地看着我，忽然，他笑了。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看到，他手中攥着一支黑色的记号笔。
“可以让我把工作完成吗？”
我扣动扳机。
“你本可以把他一枪打死。”李靖波说。
贝利亚轻轻摇了摇头，“娜奥米不希望我被自己的冲动控制。”
心理侧写师没有说话。
“几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贝利亚说，“约书亚·佩鲁佐的新身份就是哈罗德·古德森。”
……
“哈罗德交代了一切，他像倒垃圾一样把他的罪恶全倒给了我们。”
李靖波的目光下降到信息窗口，他的鼻子厌恶地皱了起来。
“他们说人是身不由己的。”沉默了一会儿，贝利亚重新开口，“作为一名警探，我目睹过太多罪恶，你无法想象的罪恶……绝少有罪犯真心忏悔，相反，他们很享受作恶带给他们的快感……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相信，人并不是身不由己。人有选择的自由，即使上帝给了他一颗异乎寻常的大脑，即使他的过去是一坨狗屎。”
“这是你对古德森的看法？”李靖波小心翼翼地问。
贝利亚翻起眼睛看着他，然后，收起嘴角的弧度。
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哈罗德坐在我对面。照理说，我不能进入审讯室。但这一次会面出于我和哈罗德的共同意愿，我的那些老同事们也乐得送一个顺水人情。
他的表情很放松—说实话，我以前从未见他如此放松过。那些我期待能在他眼神里看到的东西：忏悔、疯狂、恐惧或者迷离，一样也无法寻见。
哈罗德眼里只有平静。
他邀请我与他一起抽烟，我拒绝了。
“你为什么不打死我？”哈罗德用右手揉了揉左肩，那是他被子弹击中的地方。
“我已经被你牵着鼻子走得太久了。”我说。
他呵呵一笑，随即脸沉了下来。“我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切。”他说，“我试过。但我被过去和心中翻滚的欲望纠缠着，走不出来。”
“你接受过再造，”我努力平抑着话音中的颤动，“但是你并没有忘。”
哈罗德直视着我，“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在医院醒来。有人告诉我，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活了下来，但是由于头部受伤，我失去了很多记忆。是啊，我的过去一片迷蒙，我只能相信他们告诉我的：我是谁，我有怎样的过去，为什么孤身一人……一切似乎都很合理。在别人口中被塑形的记忆，嵌入了我脑中那些形状模糊的空缺……于是我就这样生活着：我是哈罗德·古德森，一个对犯罪心理颇感兴趣的高中生，我在学校的成绩不错，轻轻松松地考取了州立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依然是‘他们’—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基金会，资助了我。毕业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警局，成了一名犯罪心理侧写师；不久之后，我又受到了委员会的召唤……在当时的我看来，人生是如此顺利，顺利得令人感到乏味……”
他又咂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烟雾。“直到有一天，我偶然间听到了一个声音—对，就是那个叫作李娅的博主。至今我仍无法准确形容听到她的声音时的那种感觉：头皮发麻、血液里似乎滚动着冰碴，我满心羞耻，却惊恐地发觉身体中翻涌着一种类似性冲动的快感……情绪被重建，随之而来的便是记忆。正如我们所知，记忆从不被会存储到特定脑区。当某个编码了记忆的神经元集群被激活，便会引发连锁反应：离子通道开启、电信号流动、更多的离子通道开启、原有的联结模式被重新建构……于是，死去的记忆复活。透过层层迷雾，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一个羞涩的男孩，有时会在放学之后被他的数学老师留在办公室。那个肮脏的男人命令他脱光自己的衣服，如同一枚去了壳的荔枝……”
“咳—乔伊娜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是？”
“我们被她撞见了。”哈罗德的黑眼里掠过一丝不安，“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我和她看见了彼此。虽然门只被短暂推开又被轻轻掩上，但就在那一瞬，我捕捉到了她的目光。后来，我对乔伊娜做出了一点儿小小的威胁，但这并无法缓解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焦虑—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已经一起分析过了。”
我点了点头。
“后来我随父母去了西雅图。”哈罗德说，“很难回想起那时我的所思所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青春期的躁动和那段经历的共同作用下，我变得冲动、暴戾，还干了一些不怎么好的事……”
他探身向前，压低嗓门：“你知道吗，我的继母是这场献祭的第一个牺牲品。她也许曾经把‘母亲’这个角色演得很好—我记起自己曾经把在学校的遭遇告诉了她，而她则叫我不要声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她认为把精力投入到和学校扯皮中实在得不偿失，毕竟我不是从她的子宫里蹦出来的。当然，她说这都是为了我好，而我也天真地相信了。”
有一股寒意从他的眼睛里渗了出来，我仿佛听到四周的空气在“噼噼啪啪”地结冰。
“他们抹去了一些东西，”哈罗德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但真正‘重要’的一直在这里。当记忆重新涌现，我不断回到杀戮开启的时刻：那是一个午后，只有我和继母在家。我们因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似乎占据优势的一直是我，直到她骂出一句‘小杂种’……在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被背叛了。趁她转身的时候，我从刀架里抽出一把‘双立人’，把这个自称为我的母亲的女人捅成了马蜂窝。”
审讯室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歪过头，清嗓子，但无论如何都清不掉那该死的异物感。
“当你回想起这一切，咳，便着手策划了一连串的杀戮—杀安东尼奥是为了复仇，杀乔伊娜是为了驱赶少年时代的梦魇……那么李娅呢？还有……”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喉咙里滚动，仿佛一口浓痰，“还有娜奥米呢？”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明明知道答案。”
“不，我不知道。”
“你不想知道？”哈罗德的眉尾翘了起来，“你不想知道自己的妻子只是死于纯粹的消遣，就像一个孩子用手指捻死甲虫—只是出于无聊。”
“够了！”我俯身越过桌面，掐住他的脖子，“够了！”
哈罗德的脸涨得紫红。我听见背后电动门滑开的声音。有几双手扣住了我的手臂，把我向后扳开。那张紫红色的脸在几次剧烈的喘息之后，绽出一个笑容。
“我很想结束这一切，‘咳咳’，真的。”那张脸说，“当我来到你身边时，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我渐渐发现，那种行走在危险边缘的感觉很美妙。我知道你已经对我有所怀疑，我一直纳闷你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妻子的声音和那两个死者很像—我给了你很多提示，每一次提示都把自己向悬崖边又推了一把，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欲罢不能。娜奥米是个好女人。当我打电话骗她说我怀疑办案的压力使你的精神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需要和她商讨对策时，她毫不犹豫地邀请我去你家。一个独居的女人邀请一个单身男人，这很不符合常理—或者说，这很符合常理，对吗？当娜奥米对我做出种种暧昧的暗示时，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个女人是想报复你。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曾经对她不忠。你们那副相爱的样子，不过是演戏给自己看罢了……不得不说，娜奥米真是个好女人，连出轨的对象都要选择你的同事……”
我如困兽般挣扎着，发出嘶哑的哀号。
“咳，请你不要误会，我对那档子事没什么兴趣。”那张脸继续说，“比起做爱和嗑药，杀死她的感觉更妙。”
“浑蛋。”
半晌之后，李靖波低低吐出这两个字。
贝利亚“哼”了一声，他手中的可乐罐已经被捏成了薄饼。“哈罗德是想故意激怒我。”他说，“他很清楚，自己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我不明白……”
“对哈罗德的脑区再造是一场失败。如果委员会就此放弃哈罗德，那就意味着承认了这一点。”
“所以还会有另一次再造—”李靖波说，“你们两个都很清楚这一点。”
“错误是真理最好的试金石，不是吗？”
心理侧写师若有所思。
“后来，据我的老同学说，委员会对哈罗德做了一系列的标准测试。”贝利亚用手指摆弄着被捏扁的可乐罐，“海尔量表、基因测序、额叶皮质构造分析、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检测、记忆解析……他们的结论是，哈罗德没有变态人格—他的问题始终出在记忆上。这一次，他们会更加小心地清除他的记忆，确保那个潜伏在他灵魂中的恶魔永远不再苏醒。”
李靖波用手指挠了挠鼻翼，“我表示怀疑。”
贝利亚耸了耸肩。
再次见到哈罗德，是三年以后。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他这时的名字叫龚一杰，在一家酒吧当服务生。除了依然是黑发、黑眼外，他已然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听到他的声音，我也会认为他只是一个陌生人。
（“当然，我那位老同学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贝利亚压低声音，“我希望这句话不会出现在记录里。”“放心，我现在的身份相当于神父。”李靖波说，“神父是不能泄露告解内容的。”“谢谢。”贝利亚说。）
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哈罗德显然被我看毛了。“我们，”他的眼神里充满拘谨的笑意，“以前认识吗？”
我撤回自己的目光，“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我一直等到他下班。在凌晨三点的街头，我尾随着他，如同一个无形的幽灵。
—我等待着。
终于，他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巷子。这是动手的绝妙地点。我急速向他靠近，待他回头时，我已经揪住他的领子，把枪管抵上他的额头。
“求求你—”他浑身颤抖，“我可以—我可以把所有的钱……”
“哈罗德。”我说，“哈罗德·古德森。”
“我不明白……”他的双手在耳边打开，像两只巨大的招风耳，“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约书亚·佩鲁佐。”
“求你。”
“看着我。”我命令道。
于是，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到他的眸子—那里面除了恐惧，空无一物。
我松开了手。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后蹭几步，似乎吃不准是该立刻转身跑掉，还是站在原地等待我的发落。疲倦在这一刻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我摆了摆手中的枪，“你走吧……”
于是，他转身而去。
“等等！”
我掏出手机，“我想让你听听这个。”
他的表情介于哭泣与崩溃之间。
手机开始发声：“亲爱的小贝利亚，娜奥米永远爱你。”
几秒之后，他的眼睛瞪圆了。
“亲爱的小贝利亚，娜奥米永远爱你。”
他的脸变得苍白。一种和刚才频率不同的战栗在他周身漾开。
“亲爱的小贝利亚，娜奥米永远爱你。”
似有什么东西从他的眼睛里浮现出来—恐惧、哀愁、喜悦。哈罗德·古德森从龚一杰的身体里浮了出来。
“嗨，贝利亚。”一段近乎永恒的时间过后，他的嘴角翘了起来，我的周身滚过阵阵寒潮。
我把枪的准星置于他的双眼之间。
“不要让我失望。”他说。
他闭上了眼睛。
我再次对他扣动了扳机。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我毕竟杀了人。”告解人直视着对面的心理侧写师，“我拒绝了委员会的‘好意’。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作为一个死硬的刑罚主义者，如果我逃避死刑，那就是背弃自己的理念。”
“但人类终有一天会放弃刑罚，”李靖波叹了口气，“你不能扭转时代的走向。”
“我知道。”贝利亚淡然地笑了笑，“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和我无关了，不是吗？”
李靖波看了他好一会儿，“我明白了。与其说你是在贯彻理念，倒不如说你是在寻求解脱。”
“有什么区别吗？”
李靖波苦涩地笑了笑。摇头。
在注射完第一支药物后，犯人陷入昏迷。这是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痛苦。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李靖波心想。一切都出于人道—用另一种死亡欺骗一个一心求死的人。出于人道。
第二支药物被注入颅骨之下。那是数以亿计能够自主移动的智能纳米微电极，它们黏附在犯人的大脑皮层之上，扫描、反馈、解析，勾勒他大脑的基本结构、为他的神经元活动模式建模……它们没有发现犯人大脑的结构异常或者病变，但却在大片大片的神经元集群中发现了一些特殊编码，一些……负面的东西。尽管记忆的机制并未被完全破解，但至少，清除这些“脏东西”是委员会力所能及的。大规模的试验证明，记忆移除对重塑人格是十分有效的—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
清除开始。电信号流过神经元丛林，激发传递着激发。那些突触连接被重置，曾经的有序退化为一片混沌。
混沌，然后是一个天使一样的新人。
李靖波看着观察玻璃后的贝利亚。后者的表情是那么安详，和所有那些厌弃了人的世界，从而能够坦然接受死亡的殉道者一样。
他忽然很想在“天使”前加上一个修饰词。
浑蛋。
“我们以前，”对面的人问，眼里盛满拘谨的笑意，“在哪里见过？”
李靖波撤回目光。公交车站可不是个叙旧的好地方。“抱歉，你让我想起了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
“不瞒你说，我是个丢失过记忆的人。”那人笑了笑，“所以如果我们以前真的认识，我不介意能在你这里听到一两个故事。”
李靖波摇了摇头，“没有故事，只是一些无用的回忆罢了。”
那人盯了他一会儿，然后起身，“我的车来了。再见。”
他冲他挥了挥手。
再见，警探贝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