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记得那个时代。对我，对别人都一个样。我们至今还反反复复说起共同经历的那些事件的细节，不管是自己说还是听别人说，都仿佛要表示：“你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吗？那情况肯定就是这样了，不错，事情就是如此，毫无疑问，我并没有胡编乱造。”我们互相进行着细节上的印证或争论，就像人们在一次旅行中见到什么奇异的动物之后通常所做的那样：“你见到那条大蓝鱼了吗？真的吗？你见的那条是黄的！”但我们去过的是同一片大海。在那段漫长的、紧张不安的时期终结之前，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情况都相同，城市里更小的单元——几条街道、一片楼群、一座旅馆，与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和整个大陆……都没有什么不同。没错，我同意就我们谈及事件的性质而言，拿稀奇罕见的鱼、海洋等做比喻未免过于夸张。可在这里用来讨论我们每个人回顾一生中某一时期的方式，也许还算适当。回顾那些事件，会发现我们能够比当初事件发生时感觉到更多内涵，即便这些事件令人丧气得如同假日后公共草地上遗留的垃圾。人们会彼此比较，仿佛希望或期待将事件本身某些尚未得到认可的东西确认下来。远不止这些，他们似乎要将某些东西完全排除在外。是快乐吗？在我的一生中，我也偶尔关注这个词，观察它，但我从未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种意义，还是一种目的？不管怎么说，在心智框架内回顾往事，似乎会沉浸在一种毫不相干的物质之中，与经历无关。那怎么可能是真实的记忆？是怀旧吗？不是。我没有谈这个。也不是渴求呀懊悔呀这一类毒害人的热望。我们每个人都想给自己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往事增添重要性，我们会说：“你知道，我就在那儿。我亲眼所见。”但这里说的也不是这个问题。

正因为我们有这个倾向，也许我就可以使用天马行空的比喻了。我当时真的在那片大海里见过鱼，就好像鲸呀海豚呀自己想好了要以绯红和翠绿现身。可我当时并未弄明白看到的情景，当然也就无从知晓我的个人经历有多少是众所周知，又有多少能与别人共享：回顾往事，我们首先承认的是彼此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

现在我们大家周知的一件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我们每个人都私下里认为那是深藏于自己心智中的独特性的证据，都觉得那是以非官方方式进行的。我们对新闻广播、报刊，以及声明、公告都习以为常，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们，我们就变得沮丧、焦虑，原因当然在于你必须看到官方的印戳才放心，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时期——事情的进展全部出乎意料。而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非官方渠道的某一点上，意识到我们获知的真相与舆论宣传的非常不同。成串的词语把事件具体化成一幅图景，几乎就是一段描述：“然后事情就发生了，某某人当时说……”但在更多情况下，词语在漫不经心的对话中脱口而出，甚至可能是你的自言自语。“是的，当然啦！”你会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我还没有耳闻，我之前不明白……”

对当局，即对作为宾语和主语的“他们”（Them and They）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矛盾，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当然情况并非如此，哪儿都看不到什么异样。也许到后面再来阐述这个问题要更好一些，这里只是想说：“它”（it）这个词的用法一直是危机和公众忧虑的信号。“他们怎么就这么不称职！”“上帝呀，情况糟透了！”上面两句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像“情况糟透了”与“这儿也开始了”或“对此，你又听说些什么”的区别。

在我们讨论“它”之前，我要把情况描述一下。我们仍旧处于总体上的不安定阶段。情况不怎么好，甚至是相当糟。许多方面的情况都很糟：功能瘫痪，看不到希望，或者用新闻广播可能采用的字眼，事态“令人恐慌”。但就某种意义而言，“它”让人感觉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紧迫的威胁。真的不可避免。

我住在一幢公寓楼中，是几幢相仿的公寓楼中的一幢。我住在底层，贴着地面。在这里的感觉与那些高层住家不能同日而语；在他们那里，鸟儿在窗与窗之间沿着无形的固定路线飞来飞去，飞翔的鸟群投来好奇和思索的目光，道路交通和尘世远远地在下面。我不是这样，我属于那种总要仰望、想象高处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在高处，窗户通风要好得多，前门通向公用电梯，然后往下，往下，然后就听到了交通的喧嚣，闻到了化学制品、植物……以及大街的味道。这些公寓不是由市议会建造的，市议会建造的公寓楼外墙上满是涂鸦，电梯里有尿迹，入口大厅的墙上有粪便的污迹。这些公寓不是直接建在穷人的街区，而是由私人出资建造，很厚重，很宽敞地建在昂贵的地皮上——以前挺昂贵的地皮。房子的墙很厚，因为这里的住户有钱为他们不受干扰的独处付费。一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铺了地毯，甚至还有几个花台。虽是人造花，却也够好看的了。有一个看门人。这些公寓楼是这类房屋应有的坚固和体面的典范。

可在那个时候，由于许多人都离开了城市，住在这些公寓楼里的家庭并不都属于原先这里典型住户所属的那个阶层。几年来，正像穷人遍布他们侵入的街道，空出来的房屋也被擅自占房者占据，住进了单个家庭或多个家庭组成的群体，久而久之，我们都不能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是我们同类的居住区。同样，在这些曾经只住过富人、专业人士和生意人的楼房里，现在居住着穷人家庭或家族。也就是说，公寓、楼房已属于那些有胆量搬进来住的人。在我住的楼房的走廊和门厅里，就像在大街上或市场里那样，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一位教授、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走廊另一头与我相似的套间里；我楼上住着一家有许多亲戚和孩子的印度人。我特意提到这两个住户，是因为他们最靠近我，因为我想表示在……开始之前，我并非对墙后面和天花板上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是什么开始之前呢？对此很难表达，因为没有什么可供我准确地描述，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现在我并不是在谈论社会压力和公共事件，我们将它们归纳到作为宾语和主语的“他们”“它”之类的词语，但我个人的发现在当时却变得如此迫切，对我一直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能说：“在这样的一天，我知道在墙的后面正过着某种类型的生活。”我甚至都不能说：“是在那年的春天里……”不是这样的，察觉到在离我那么近的地方展开的、我无法看见的别人的生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确实要归入我们用“领悟”这个词进行描述的认识范畴，带有“逐步达到理解”的含义。这样一种渐进过程也许需要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好几年。当然你能“知道”某些东西，却不能“认识”别人的生活。（你也会知道了，然后忘掉！）回顾过去，我可以确定地说，那面墙背后的别人生活或状态的进展，早在我“领悟”到这一切之前，就在我内心的背阴处存在，那是我先前倾听的内容和倾听的目的。但我无法记下具体的日期或时间。当然这种内心的成见要先于公开的观点，即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希望不要把这随便就看作“它”。

即便愚钝如我，我也知道我渐渐要察觉到的、已处于“领悟”边缘的东西，与我周围的实际情况性质不同。不同于我头顶上那些印度人（我想他们来自肯尼亚）活跃、忙碌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同于我听到的隔壁房间怀特教授和他家人的生活——他家厨房与我家的只隔一面墙。尽管那是一面厚墙，但两边都能听得真切。

没等我“领悟”，没等我去弄个明白，我客厅墙背后就有异样发生——这个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客厅外面是一条走廊。准确地说，我不可能听到多少东西。来自走廊的声音，即便是经常有人走动的走廊，声音也都是有限的。总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然后转到另一个地方：人们单独、成对、成群地从走廊里走过，有时说话，有时不说话。这条走廊通向大楼的前厅，先经过我家的门，然后是怀特家的门，接着绕到大楼底层东边的公寓。沿着走廊行走的有教授、他的家人和他家的来客、我自己和我的来客，还有东边两个住家和他们的来客。因此，走廊里总是有人走动。隔着坚固的墙，你常常辨认得出那些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会对自己说：“这肯定是教授吧？他今天可是够早的。”或者“听动静像是珍妮特放学了。”

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时刻，我竟然容忍了在那面墙背后存在一个房间的想法，也许不止存在一个房间，甚至是一套房子，它或它们与走廊占据同一个空间，与走廊相重叠。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确信自己要离开这城市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听到的声音非常敏感，我还强烈意识到自己早就知道那种异常情况的存在。至于离开这个城市，当然每个人都一直有这种感觉。感觉到我们必须离开的，并非只有我一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前面说过的话：一个想法同时进入每个人的内心，而且当局的干预完全无效。也就是说，这并非由权威人士公开宣布，也不是来自公共讲堂、报纸、电台或电视。上帝知道各种消息，言论仍在不断地发布出来——但民众不接受这些东西，而是接受那种另类信息。总的来看，人们倾向于忽视当局的言论，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公开的信息依旧引起人们讨论、争吵和抱怨，但公开的信息拥有的是另一种影响力。假如我说公开的信息差不多被当成一种消遣？不，这么说也不准确。人们不按他们听到的做，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不按听到的做，除非当局强迫。但这种另类信息没人知道来自何方，这消息“流传着”，大家都付诸行动。举个例子，在官方宣布实行某种基本食品配给制之前几个星期，我在大楼前厅撞见梅塔先生和他妻子，这老两口都当爷爷奶奶了，他们正合力把一口袋土豆拖进门。我也囤了不少土豆。我们点头微笑，互相恭维彼此的预见。类似的情况还有：我记得自己和怀特夫人在主门前平坦的路面上互问早安。她相当不经意地说：“咱们没必要留太久的东西。”而我的回答是：“还有几个月吧，不过我同意我们该做点准备了。”我们谈论的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即我们得离开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公开的提示说人们应该离开。在这一点上，市政部门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城市正在变空。可能在前面提到了，其他征兆也好，别的短暂现象也好，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促使人们离开的理由不是单一的。我们得知南方和东方的各种公共服务已经停止，而且这种事态正在向我们蔓延。我们得知人们都已离开国家的那些地区，只留下成群结伙的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靠自己能找到的食物生活，诸如留在地里未收割的庄稼，以及各种设施停止运转之前逃脱了屠宰的动物。这些团伙或帮派刚开始并没有对少数不愿离开的居民施以特别的暴力和伤害。正像新闻广播所说，他们甚至与执法、治安人员合作。后来，食物变得更加匮乏，而且一旦有危险临近，便会立即引起人们逃亡。到了那个时候，这些团伙就会变得很危险。当他们穿越我们城市的郊区时，人们便往城里涌，避开他们可能经过的地方。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了。警告先是来自谣传，然后通过新闻渠道，说那些团伙在迁移中通过某个地区，那里的居民都紧锁房门躲在家里，直到危险过去；还说新的团伙正在接近这个或那个地带，那里的人们被忠告要照顾好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另一个以前很危险的区域，现在又安全了——诸如此类的警告成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我住的地方在城市北部，南部郊区有团伙频频光顾很久以后，我们这里的街道还没有成为他们迁移的通道。甚至在城市部分地区对混乱状态已习以为常时，北边的我们还谈着和想着我们对危险具有免疫性。麻烦会自己消除、瓦解，离我们而去……这便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优越感，最先的两三个团伙在我们北部郊区露面似乎只是孤立事件，像是不会再重演。渐渐地，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和平、正常时期，相对于洗劫、争斗连连的日子而言，快要变得不同寻常了。

因此，我们肯定要搬走。不错，我们要走。虽然还不那么紧迫，但不用多久就必须如此了，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此时此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正在发生的神秘现象的前景，被照亮的区域（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神秘现象已经在“别的地方”显现了很长时间。我越来越感到我平常的白天生活无关紧要。一点都不重要。那面墙对我来说，（可我要怎么解释？）我要说的是，它变成了“无法摆脱的意念”。这个短语意味着我准备要对这面墙（它所代表的东西）不忠，预备将它纳入病理学的地带？或者我有时因自己对它表现出兴趣而感到不安？不是，我感觉就像是生命的重心被移动了，平衡力移到了某个地方，我开始相信（可是心里不舒服）在墙背后进行的一切（即便破旧、单调），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我那整洁、舒适的日常生活。我会站在客厅里——那里的色彩主要有奶油色、黄色、白色，或者这些色彩至少足以让人感觉，走进房间就如同走进阳光里——我会在那里等待，不出声地看着这面墙。坚固。平常。一面没有门没有窗的墙：通向公寓门厅的门开在房间的侧墙上。有一个壁炉，但不位于这面墙的中间，而是偏向一边，致使宽大的墙面空空荡荡：我没有在上面挂画片或别的什么。墙面原先的“白色”已经发暗，除非阳光直接照射到上面，墙面本身无法释放多少光线。墙面上一度贴过墙纸，虽然后来用涂料刷过，但花朵、树叶和鸟类的图案仍然可以看见。每当清晨的阳光照在部分墙上，被草草涂掉的图案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使人内心在这些树木和花园的暗示作用下，相信波动的阳光正在制造色彩——绿叶色、黄色、某种透明贝类的粉红色。这面墙并不很高：房间的天花板处于让人感觉适宜的高度。

正像你能看到的，有关这面墙，没有任何让我感觉不同寻常的地方。可当我站在那里看着它的时候，当我做着公寓里别的事情却想到它的时候，心里总是能感觉到它，触摸到它，就仿佛托着一只快要孵化的鸡蛋贴近耳边。那暖暖的光滑外壳在你的手掌上颤动。尽管那蛋壳易碎，一不小心就会在你的两指间破裂，但这薄薄的外壳却是神圣的，因为它对小鸡孵化来说是那么必需。精准的时刻决定了小鸡何时摆脱黑暗的牢狱；在它的里面，好像有沉重的东西在重新分配重量，犹如胎儿在子宫中变换位置。外面是最脆弱的瓦罐，而里面呢，头缩在翅膀下的小鸡，正啄着自己的出口，蛋壳上一点点产生了极细小的石灰碎片，到了某个时刻，第一个星星般的黑孔将在蛋壳上出现。我甚至发现自己将耳朵贴在那面墙上，如同将能孵化的鸡蛋贴在耳朵上，倾听着，等待着。不是为了听怀特夫人或教授本人的动静。他们可能刚刚出去或刚刚进来，走廊里可能确实有那些平常的动静。不，我正倾听的声音来自别的地方。不过这些声音本身也很平常：搬动家具的声音，从极远的地方传来的说话声，一个孩子的哭声。隐隐约约。但这些声音是那么熟悉，我一生中总是听到这些声音。

一天早餐后，我站在那里抽烟——我一天里只允许自己实实在在抽一支烟——透过盘旋的蓝色烟雾，看那发黄的阳光如何在像是缩短了的长方形墙面上扩展，使得这面墙看上去中间比两端高。我看着黄色光线的闪耀和搏动，看得很专注，仿佛在倾听，仿佛在思考随着季节的更迭，思考这一片清晨的阳光如何在形状、长度和位置上发生变化。然后，我就穿过了墙，去看看那后面有什么。一开始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那后面有一整套房子。那些房间曾住过人，此时则闲置了。可能已经很多年没人住了吧。房间里没有家具。墙上好些地方涂料都剥落了，小块的碎片落在地板上，地板上还有纸屑、死苍蝇和灰尘。我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中间的边缘地带，前后是两个世界——我熟悉的公寓和无声无息、一直等着人发现的这些房间。我站着，看着，用眼睛来摄取。

我感觉到极强烈的期待和渴望：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东西，我知道它在那里——哦，是的，它是我整整一生、整整一生所等待的。在我真正亲自用眼睛获取这个地方的信息之前，我就了解这个地方了，认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的墙比我的公寓高许多，开了许多窗和门，这是一套宽敞、明亮、通风、讨人喜欢的公寓，也可能是一幢楼房。在远一点的房间里，我瞥见一架粉刷工的梯子。这时，一块云遮住了太阳，正当阳光在我的墙上渐渐淡去时，我看见有人穿着粉刷工的那种白色连身工作服，正在用滚筒给失去光泽和布满污迹的墙面刷抹白涂料。

我把发生的这一切忘掉了。我继续做着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事情，虽意识到墙后还有另一种生活，却记不起自己曾到过那里。一直到几天后，半晌午的时候，我又站在那里，手指夹着香烟，透过飘浮的烟雾看着落在墙上的阳光，我心里想：嘿！我穿墙去过那边，我肯定去过。我怎么会忘呢？那面墙再一次没了踪影，我穿了过去。那里有比我第一次觉察到的更多的房间。我强烈感觉到那里有更多的房间，尽管我看不到那个空间的全部。此时我也没见到穿工作服的男人或女人。房间都空空荡荡。要让这些房间能够住人，需要做多少事情啊！不错，我看得出这样的工作要花上几星期、几个月……我站在那里估量着该做的事：掉落的灰泥、带着潮斑和污迹的天花板角落，或者损坏的墙壁。可就在那个上午，当我开始明白有多少工作需要做的时候，只是在一刹那，我看见了什么？简直都没法说。也许那更多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真正看见了什么。无疑是一种快感——一种愉悦，一种安慰。也许我确实看到了一张脸，或一个人的身影。这张脸（我后来清晰看到了）我很熟悉，不过这张脸也可能如同逝去的一切那样，在这个地方，在第二次走访时，从我记忆里浮现出来：它返照出自身，不再需要利用寄生的东西或镜子，而是通过一种愉悦的期待的情感，通常带着渴求的基调。这是墙背后的房间的合法住户。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对此我都没有怀疑过。这个“被流放的”住户，在那冷冰冰、空荡荡、满是污迹、空气污浊的建筑里，她肯定无法居住，她怎么可能在这里住过呢？

当我再度发现自己站在家里的客厅，一支香烟已燃烧过半时，留给我的是对一个许诺的坚信，无论以后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和那些隐藏的房间里，情况变得多么艰难，这种坚信都不会离开我。

那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留给我的。当时我在厨房里，听到有响动，就走进客厅，见那里站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半大的女孩。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走上前去想澄清可能的误会，心里想着：我一定是忘记关门了。他们转过脸来看我。我记得自己当即被女孩脸上欢快、坚硬、神经质的笑容打动。那个中年男人衣着平常，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他说：“就是这个孩子。”他已准备往外走了，把手按在她肩膀上，对她笑笑，点点头，转身要离开。

我说：“一定是……”

“不，没有搞错。你要对她担起责任。”

他已走到了门口。

“可是等一会儿……”

“她叫艾米莉·卡特赖特。请照顾她。”说完，他就走了。

我和那个孩子，我们站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我记得有阳光在房间里流动，时间还是上午。我纳闷这两个人是怎么进来的，但这个问题似乎已无关紧要，因为那男人已经走了。此时，我跑到窗口：眼前是一条街，沿着人行道有几棵树；公交车站上有一队经常在那里苦苦等候的人；对面宽阔人行道上的树下，来自楼上梅塔家的几个孩子在玩球。这些男孩和女孩肤色发黑，都穿着炫目的白衬衫，还有粉色和蓝色的新外套，他们牙齿洁白，头发闪着光。但我要找的那个男人，已无影无踪。

我朝孩子转过身。现在我得慢慢来了，我琢磨着该说什么，如何介绍自己，如何对待她——我自己界定为小技巧和小花招的种种做法都显得那么可悲。她在细细地观察我。我脑袋里冒出的想法是：这是囚犯观察新入狱的人才可能有的那种专家式评估。我的心已沉甸甸：焦虑不安！我的头脑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艾米莉吗？”我试探地问，希望她能澄清我内心的疑问。

“艾米莉·玛丽·卡特赖特。”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和脸上的微笑都欢快而无动于衷。态度有点冒失？反正是一副费解的、上了瓷漆般的神情。我试着不把这个放在心上，或避开；我意识到自己在急于传递信号——微笑也好，手势也罢，这样或许能进入她冷冰冰的防御背后较为柔和、温暖的地带。

“那么，你坐下好吗？要么，我为你做点什么吃的？喝点茶？我这儿有好茶，可当然……”

她说：“请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她自己没怎么意识到，此刻她的眼睛里带着恳求。她需要，非常需要知道，将像毛毯一样可以围绕她、给她安慰的是什么样的墙壁，什么样的避难所。

“哦，”我说，“我还没想到呢，我不是那么……我必须……”

她的脸似乎有点皱缩，可仍保持着鲜明的不肯罢休的姿态。“你看，”我接着说，“我没想到……让我们现在看看怎么办。”她在等待。她固执地等待着。她认定将跟我一起过。她认定这是她的避难所，这是呵护她的四壁，她的窝，这里有一个属于她的、她可以爬进去的小小空间。“倒是有闲置房间，”我说，“我这么称呼它。可它不是非常……”不过我还是往那里走了，我记得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忧郁，我走进公寓小小的前厅，穿过它到了那间闲置房间。

这套公寓位于大楼的前部靠南边。客厅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宽敞的客厅正是我住进这套公寓的原因。从门厅一直走到底就是厨房，它位于大楼的一角，你必须穿过客厅才能到那里。厨房相当大，有食品橱、碗橱，有贮存东西的空间，用餐也在那里。门厅开了两扇门，一扇通向客厅，一扇通向我所谓的闲置房间。这个房间与浴室相连。我的卧室在大楼前部，可以从客厅走进去。我的卧室并不大，浴室、门厅和闲置房间占据了和它同样大的空间。因此你会明白闲置房间非常狭小。它有一个开得很高的小窗户。那房间通风不好。它实在没什么可吸引人。除了存放东西或有朋友留宿，我不会用这个房间。有朋友留宿时，我得说上一通表示抱歉的话。

“真对不起，这房间这么小，这么暗……也许我们应该……”

“不，不，我不在乎。”她用欢快且冷冰冰的语调说，她总是这样的态度。不过她带着渴望看着那张床，我明白她已找到了避难所，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她自己的地方。“这房间太好了。”她说，“哦，是的，你不会相信，你不知道我曾经……”我以为她要解释她曾经经历过什么，但她闭口不谈了，她等待着，浑身上下都表露出她是多么想要我离开这个房间。

“我们得共用一个浴室了。”我说。

“啊，我会非常注意整洁，”她向我保证，“我真的会非常注意。你知道，我不会弄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会。”

我当时的感觉是：假如我不住在这套公寓里，假如她不认为自己必须行为得体，她就会露宿街头，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人世。

“我不做邋遢鬼，”她向我保证，“我一定打扫干净，尽快打扫干净。”

我离开她，到客厅里去等她。我先站在窗前往外看，心里疑惑是否有新的奇事要出现。然后，我坐下来，更准确地说是我开始想象，摆出“思想者”那种专心致志的模样。

不错，这太不同寻常了。不错，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最终我接受了这种“不可思议”。我与它共处同行。为了自己的内在世界，我已经抛弃了对寻常事物的所有期待，我真实的生活就在内在世界之中。至于公共事务，那个外在世界，长久以来一直提供寻常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描绘成“不同寻常的日常状态”？读者在这里不该感到费解：这些话语是对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的描绘。（描绘了众生相吗？可能吧，但这样想并不会有多大帮助。）

但这些话语却充分传达了艾米莉被带到我家时事态的氛围。当整个社会组织以及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再运作，我们经过一番调整继续过我们的日子，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为过日常生活而做的努力是多么坚定，多么顽固，体现了多么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这一切真令人诧异。而当我们已经习惯的（十年前甚至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荡然无存，或所存无几时，我们的言谈举止却没有丝毫改变，仿佛仍旧拥有那些东西。说实在的，我们都知道，旧时代的食品供应、娱乐消遣，甚至奢侈豪华的作风，确实依然在社会高层存在，不过享用这些东西的人自己当然不会去关心这些。生活秩序也可能存在于孤立的地区，从空间和时间上说，可能存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区域。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内，人们还像原来那样生活、谈论，甚至还像原来那样思考问题，就好像什么都不曾改变。当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时，比如当一个地区遭到蹂躏，人们会搬出去一些日子，比如几个星期，去亲戚或朋友家住，然后再搬回到也许已历经洗劫的住处，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做他们的家务，回到他们原先的秩序之中。我们对任何情况都能习以为常，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也许你必须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才会知道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无论是什么情况，人们都能设法把它当作“日常生活”来对待。准确地说，正是这种能力给予那个时代一种特殊风味：怪异、忙乱、惊恐、威胁以及一种遭围困或战时的气氛，竟与惯例、常态甚至体面合为一体。

举个例子，新闻广播和报纸会好几天追踪报道一个儿童绑架的事件，这儿童可能是某个心怀不满的贫穷妇女从婴儿车里抱走的。警方会出动数百人在郊区和乡村搜寻，寻找孩子，追捕那位妇女，要将她绳之以法。但接着新闻短讯说的却是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的群体死亡。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希望自己相信，前一个报道代表了我们的愿望，即关注那个儿童，为了抓捕罪犯，甚至不惜让我们上百个警察辛辛苦苦花上几天、几星期的工夫。至于后一个报道，这类灾祸新闻总是说给那些并非真正处于那个恐怖地带的人们听的，只是一个不幸的、次要的，至少不是决定性的偶然事件，只是文明长河平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这就是我们接受的那种正常情况。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大家默许的游戏规则”在时间面前简直站不住脚：不真实的感觉会像反胃一般向我们袭来。犹如地面正在我们脚下消解——也许这种感觉是真正的敌人……或者我们相信它与我们为敌。或许我们的默契还算适度，至少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种默契产生，因为我们把“现实”当作敌人，它要我们自己去认识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感到赤裸裸、无力防卫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借口，每个人的借口，看起来都那么假模假样、荒唐古怪，却应该被视为值得称道的东西？或者，也许这一切是必要的？就像孩子玩游戏时表现的样子让人看不出他们实际的弱点。但人们一直以来越来越倾向于必须挫败需求，仅仅付之一笑。哦，远远算不上是善意的笑，更确切地说，是放肆的嘲笑。

再举一个例子。约有两百多的一大群人，或者说是一群流氓，蜂拥走过我们邻近的社区，从我的窗口望出去，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留下一具尸体，还有被砸碎的窗户、遭洗劫的店铺和燃烧过的篝火。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有一个自封为治安维持会的中年妇女组织，向警方提出正式抗议，但她们抗议的对象却是一个由一些年轻人创立的业余剧团。这个剧团编写并上演的一出戏，表现了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寓大楼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这个家庭收容了六七个来自东方国家的难民。（人在旅途，只要跟着迁徙的群落一起走就都是“流氓”，而当他们脱离出来，到某个家庭或住户那里寻找避难所，就是“难民”。）这家住户本来有五口人，一下增加到了十二口，由此造成的摩擦导致通奸，按照那些正派女士愤慨的描述，造成了“一个年轻女子去勾引足可当她祖父的男人”的事件。这家人特意组织了一次不那么正经八百的会议，议题关于“家庭生活的堕落”、“不道德”和“性放纵”。当然这是一出喜剧。不然的话就很悲哀。不然的话，就像我已提到的，这事情值得称道。因为这是一种信号，表明“日常生活”可悲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事件的混乱、无序和邪恶。

有关那些数不清的公民团体，我们知道的就是它们出于你能想到的任何道德或社会目的，自始至终存在着。它们的目的有：在货币正让位于物物交换的时候提高养老金；向上学的孩子供应维生素片；向出不了门的残疾人提供探视服务；让弃儿得到规范、合法的收养；禁止对任何暴力或“令人不快”的事件进行报道，以免这样的东西“侵蚀年轻人的头脑”；当流氓团伙在街上经过时，对他们进行劝阻，或者给他们一顿鞭子；到街上巡视，规劝人们“回归体面的性习惯”；一致同意不吃猫肉和狗肉，等等等等——真的是没完没了。简直是闹剧。分裂的民众犹如一群乌合之众，站在镜子前涂脂抹粉或正领带，自己房屋毁了也不闻不问；毫不提防地伸出助人为乐的手，如同国王和野蛮人握手，对方当然会弯下身子将你的手好好咬上一口……这些比喻涌上心头。当时各种比喻真可谓层出不穷，不用说，谈话时比喻是我们的开心果，职业喜剧演员最擅长运用比喻。

处于这样的氛围里，在出现上述情况的时代中，发生下面的事情实在不足为奇：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带了一个孩子到我家里，说我要对她担起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再没别的话。

艾米莉终于从她的卧室出来了。她换了衣服，脸上留着痛苦的泪水淌过的痕迹。她说：“房间对我和雨果来说有点小，但一点都没关系。”

我看见她的身旁有一条狗，不是一只猫。它是什么？反正是一只动物，有斗牛犬的个头儿，体形更像一条狗而不是一只猫，但它的脸则是猫的脸。 oMtJc485bJG2CaSoATKFr000xU/cNJadaKfn0RT3K8zlOUDcovbFPoqW9IsfZj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