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

当初《简·萨默斯日记1：好邻居日记》（以下简称《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

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联想与标签的囚笼之中，我希望摆脱这个囚笼。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标签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

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

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

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个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论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

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

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出版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

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守多久就守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

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

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

我们——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 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 ！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是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见上文）

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跌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 800本，英国1 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与回味。

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

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

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

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是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

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

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

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道，“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

“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

“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

“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版面的。”

“《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版面，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

“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

多丽丝·莱辛
198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