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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三千年传播接受史上，孔子一身三任，分别成为《诗经》三部历史的终结者、奠基者和开创者。
第一，孔子是《诗三百》文本的最终整理者，提供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精校本”。《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的这段话，历来聚讼纷纭。一来孔子之前《诗》已存在。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乐工演奏各章顺序，从《周南》、《召南》到《雅》、《颂》，与今本流行的《诗》基本相似，算来那时孔子才八岁。二来“《诗》三百”说法多见于《论语》。《论语·为政》有“《诗》三百，思无邪”之说，《论语·子路》有“诵《诗》三百”之论。如何理解司马迁的话？孔子以“六艺”教人，尤重《诗》，所谓“兴于诗”。但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东迁以后，礼崩乐坏，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
这当然不利于教学。孔子有鉴于此，便留心搜集各种《诗》的抄本与版本，诗篇总数大概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三千余篇”。然后，他又参照各个抄本，对《诗》进行精心的校勘调整：一是删汰重复的篇章，即司马迁所说的“去其重”；二是按乐曲调整篇章，即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季札观乐的顺序是否依据当时流行的某种版本所记述，已不得而知；孔子精心整理并为后人提供了一部《诗三百》的“精校本”，则无可置疑。
第二，孔子是《诗三百》诗旨的最初阐释者，奠定了《诗三百》三千年的阐释基调。《论语·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鲁颂·駉》结句：“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駉》赞赏鲁公养马众多，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亦被视为咏马诗之祖。“思无邪”三字，意即马儿沿着大道奔驰而不偏斜，孔子借以论《诗》，赋予了新的含义。“思无邪”的理解，讨论极多。程子说：“‘思无邪’者，诚也。”着眼于《诗》作者“修辞立其诚”的真诚态度和真性情。清人郑浩《论语集注述要》由此出发，作了进一步阐释：“古义邪即徐也。……无虚徐，即心无他骛。……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真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
换言之，真心诚意的“思无邪”，是“诗言志”的主体要求，包括《关雎》在内的《诗》三百，具有“兴观群怨”的审美意义，发挥“事父事君”的文化功能，正出于诗人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千古如照的“至情流溢”。
第三，孔子又是《关雎》的“第一读者”，开创了《关雎》的阐释史，从而使《关雎》成为“三百篇”中、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接受史持续最长的作品。这是最值得关注，也是本文需要细论的问题。所谓“第一读者”，并非指第一个接触作品的那位读者，而是指以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调、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从此，“第一读者”的理解和阐释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视，并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得到丰富和深化。作品的历史意义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得以确证，作品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影响也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得以发挥。孔子作为《关雎》“第一读者”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概而言之，把《关雎》置于“三百篇”之首的开篇意义、审美风格的中和之美以及乐调声韵的盈耳之乐，孔子从诗旨、诗风、诗乐诸方面奠定了《关雎》的阐释基调，指引着《关雎》2500年来的接受史。
首先，孔子为什么把《关雎》置于“三百篇”之首，《关雎》的首篇之义究竟何在？夫子无言，留下无穷悬念，引发后人种种揣测。《韩诗外传》借子夏与孔子的问答，作了颇具神秘意味的解释：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虽神龙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韩诗外传》念兹在兹的“《关雎》之人”、“《关雎》之事”和“《关雎》之道”，究何所指，始终云罩雾绕，隐而未发。点明此意的，当是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说：“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伦之大道也。”
《齐诗》传人匡衡作进一步发挥：“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汉书·匡衡传》）原来如此！在司马迁和匡衡看来，“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的“《关雎》之道”，实质就是“夫妇之道”。为什么？司马迁从“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之禽也淫于褒姒”的经验教训中发现，“夫妇之道”乃人伦之大道，君王“夫妇之道”的正与邪，关乎一国的盛衰兴亡。毋怪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其实，把“夫妇之道”或“两性之情”置于著作之首，不只见于中国典籍，也普遍见于其他民族的典籍。例如，《圣经·旧约》中的亚当与夏娃，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坎道列斯与他的“美丽妻子”，日本《古事记》中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等等，无不如此。差别在于对这类叙事的解释：或伦理道德的、或宗教神学的、或民族起源的。两汉至清代，中国对“《关雎》之道”的解释，始终是政治伦理的。明代章潢的“四始说”可见一斑：“《风》首《关雎》，而夫妇之伦正；《小雅》首《鹿鸣》，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颂》首《清庙》，而幽明之感孚。”
其次，孔子对《关雎》美感情调的概括，奠定了《关雎》审美阐释的基调，并成为华夏美学影响深远的美学原则。《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对《关雎》最直接、最经典的阐释。《关雎》表现“君子”追求“淑女”，并最后成婚的过程。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作品的美感情调到普遍的美学原则，至少可以分四个层次来理解。一是情节过程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见到“淑女”，一见钟情，乐在心中，经历了“寤寐求之”的追求和“辗转反侧”的相思，“琴瑟友之”的相爱和“钟鼓乐之”的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诗境生动表现了先民对美好爱情执着追求和幸福婚姻的如愿实现。二是“君子”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中的男子是一位典型的古代青年“君子”形象。他面对心仪的“窈窕淑女”，由衷爱慕，执着追求，“求之不得”而“寤寐思服”，神魂颠倒而“辗转反侧”。然而，长夜的相思之苦，并没有让他失去理智，依然遵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文明规范；经过情感的炼狱，终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实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愿望，他同样没有喜乐无度，癫狂失态，依然温柔敦厚，举止得体。三是儒家“诗教”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记·经解》论孔子“诗教”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可以说，“温柔敦厚”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性形态，这种人性形态正是诗教的化育成果。“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孔子诗教的“三部曲”，简言之，即以礼节情，融理于情：“理知不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情感，更重要的是，要求将理知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之中，使情感本身例如快乐得到一种真正是人的而非动物本能的宣泄。”
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人性的“温柔敦厚”，可谓一体两面，诗教则是一座桥梁。四是美学原则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便是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和美学上的“中和之美”。“中庸”即“中和庸常”之道，也即执其两端而叩其中；通过执其两端叩其中而达到“和”，在美学上就是让对立的两种因素在审美对象中达到和谐统一。《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中和之美”的体现，“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也是“中和之美”的体现，古典戏曲中的“大团圆”同样是“中和之美”的体现。
歌德在1808年的一封书信中曾说：“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
经典作品蕴含着美学原理，这是一个精辟的见解。孔子从《关雎》中概括出来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命题，不仅奠定了《关雎》接受史的阐释基调，并成为华夏美学的普遍原则，代表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圆融的审美理想，对中国的审美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孔子对《关雎》盈耳之乐的赞叹，不断激发诗评家对《关雎》乐调声韵之美的探讨。《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师挚是鲁国的乐师，“始”是乐曲的开始，“乱”是乐曲结束时的合奏。孔子说，从音乐大师挚开始演奏，到以《关雎》篇合奏结尾，美妙的音乐充满耳朵啊！孔子的一声赞叹，足以引发人们对当年诗乐演奏情境和美妙效果的丰富想象。《关雎》风格恬静温和，结构有头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被派作“乱”之用，是十分合适的。《关雎》的音乐不再，诗篇的声韵尚存。今天吟诵《关雎》，诗篇的声韵节奏，依然能够给人强烈的美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上的“重章之循序渐进”。重章叠节是《诗经》基本结构特点，可细分两类，即“重章之易词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
。《关雎》的二、四、五节，均以“参差荇菜”开头，又以“求之”、“友之”、“乐之”递进，故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整齐短促的句式，反复重叠的章节，循序渐进的情境，形成明快的节奏，和谐的旋律，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洋洋乎盈耳。二是诗语上的双声叠韵连绵字。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些词语或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或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或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等等，莫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极大地增强了描写人物情境的生动性和声韵音调的和谐美。今人扬之水说：《关雎》之好，“第一好在音乐”
。诚哉斯言！
《论语》评《诗》，除《关雎》外，尚有《淇奥》、《硕人》、《駉》以及古诗“唐棣之华”等等，孔子同样是这些诗篇的“第一读者”。但是，孔子评《关雎》是从文本出发，对作品本身作多角度的美学阐释，对其他作品或“断章取义”，或借端引申，故其影响远不如对《关雎》接受史那么大。同时，从孔子对《关雎》的美学阐释看，孔子的读《诗》态度是“整体性阅读”，既重视其艺术性，又重视其思想性，而不是“《诗》作经解”。孔子以六艺教人，《诗》、《书》、《礼》、《乐》、《易》、《春秋》，各具不同的职责和功能。《论语·阳货》论《诗》：“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细析之，此章揭示了诗的三种功能和三重意义：《诗》可以“兴、观、群、怨”，是审美文化意义；《诗》有助于“事父”、“事君”，是伦理道德意义；《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名物知识意义。孔子读《诗》的态度是开放的，强调《诗》的多种审美文化功能。全面认识孔子“整体性阅读”的读《诗》态度，有助于正确理解《关雎》接受史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