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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与艺术史的微观叙事

艺术史是艺术的专门史。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说,有艺术便有艺术史,不管是口口相传,还是形诸文字,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存或表达人们对往昔艺术的某种认识。之所以说是“某种认识”,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日益警醒于历史的多维乃至繁杂面貌,而不断关注历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反躬叙述者或写作者的方法、观念和目的,承认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另一方面,艺术史的对象是必须依赖主观感受的艺术品,无论史家多么谨慎,其判断及写作也只是基于特定视角的产物,史料来源、对象选择、品格判断、史脉梳理仍有见仁见智之处。正因如此,艺术史何以成立、如何书写,成为艺术史学的两个核心命题。

中国古代艺术史家对上述命题的探索,得益于古代史学志传结合、分类序目的传统,最晚在6世纪左右,常见的目录、品第、评传法已经走向成熟。仅以传世画史著作而论,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分等列叙名家时,就有意从魏晋画家开始,略去了史传有载而作品无征的案例,又以“六法”为准则,贯通“六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南陈姚最不满于他对顾恺之、陆探微等画家的品评,认为犯了“优劣舛错”之弊,便放弃等级法,以年代为序、以评传法叙述南朝名画家。及至裴孝源著《贞观公私画史》,面对298卷隋朝官本名画、47所寺观壁画的庞大对象,品第法难以奏效,故在品格和年代的基础上,代之以作品目录。显然,目录和编年一样,无法体现著述者的理论雄心;因此,李嗣真以“九等”、朱景玄借“四品”(神、妙、能、逸)重启品第法。不过,品第法是以不同程度地打乱艺术家历史顺序、放弃艺术史情境追问为代价的,它架设了艺术史的美学维度,却丢失了艺术史的史学理据。

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时,这些问题通过专题序论、分代评传、画作附目得到解决。借助方法的综合,以及远承经学而又依据艺术本体、兼顾整个艺术活动系统的理论概括,张彦远实现了通史、通论的雄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写作的里程碑。这种与官修史志相似的范式,在五代和宋代仍有延续,规模最大的便是《宣和画谱》,但它基本上是参照《历代名画记》而作的某种分门汇编。对宋代艺术史家来说,除了修断代画史,无需也很难再写一本与张彦远、宋御府一较高下的通史。这不仅是因为著述对象的数量、类型已积累至十分庞杂;而且是因为,自南朝以来,基于作品目历的写作已成史家共识,无论私藏观跋之风如何兴盛,个人目见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通史写作会略去作品及鉴赏时的细节,在作者、真伪、流传不清的情况下,即使悉数列录,也只是一个空泛的框架,无益于历史真相的抵达。

在此情境下,欧阳修、苏轼、米芾、黄庭坚、黄伯思等人的艺术类笔记,就成为一种新路径。笔记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文体,内容包罗万象,形式自由灵活。它往往形成于题跋或随记,既可记录感性经验,也可进行短篇理论思考,虽有零碎散乱之憾,但在放弃宏大叙事之际,恰好可以进入以往被忽略的细微领域:作品细节、艺术家心态、日常生活、艺术交游、藏品交易、装裱工艺及艺术家逸闻等。有些细节貌不相关,实则相互补足,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艺术史情境的理解。宋人艺术笔记对象集中,不似《西京杂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旁涉多门;同时,个别著述虽为后人汇辑定名,但皆有所本,故文风统一,大多在严谨问学中伴随风趣幽默,体现作者及友朋的鲜活个性,读来饶有兴味。事实上,自北宋以降,艺术笔记成为大部分著述家最上手的写作形式,故其数量远多于通史、断代史。这个现象,并非写作雄心不再,而是学术语境、风气、对象和问题使然。

古人问学,讲究细大皆察,内外兼取,以求“致广大而尽精微”,精微不显,广大难彰,反之亦然。这在兼备书画创作、鉴赏与写作才能的米芾身上有集中体现。米芾善鉴,他分外注意纸张、墨痕、装裱、钤印等细微处,能从人物衣冠、勾染风格、避讳用字上分辨真伪和年代,钩沉史迹,重审旧说,生发新意,其要法在于微观细读;米芾好写,得古画法书、观古人风采,往往即兴挥毫,得意、喜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随手而成众多佳作,其魅力在于心志专一;米芾家资有限却嗜好收藏,一度藏晋唐古帖千轴,他深知“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故常常散去旧藏交易古帖,最终,“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画史》),其要诀在于去粗存精。细读、专心和存精,正是古人所说的“惟精惟一”,它使米芾的艺术著述,实现了审美品格与史家功夫的合一,成为北宋艺术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浩然女史的学术著作即以“米芾的艺术史微观叙事”为题,在米芾艺术著述上同样下了细读、专精的功夫。她既敏锐地把握了唐宋之际艺术史写作在视域、问题、语言及叙事方略上的转向问题,也能基于个案,对宋代文人基于个人经验的艺术史写作有纵横向的比较,对其情境、现象、原因、特征和价值作了深入阐发,是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尝试。作为现代学科概念,“微观叙事”来自西方当代史学,但正如上文所说,在史学实践上,微观史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群体心态、个体经验、日常交往等论题,正是笔记、稗史的核心,案例极为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能在习见现象中掘取新意,提炼真知,继而瞻望传统高山,心系发扬责任,通过历史的烟云,探寻中国古代艺术史学原有的厚度和深度,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浩然女史对此已沉浸数年,得尝甘甜,假以积累,将来必有新获,谨以期勉。

言恭达
壬寅年春于南京抱云堂 UzePzCLWfPm6epN3RyXM9/PA0LZz1M2eU0BiEAhkztndsjqqy7lV3xgGYkQxan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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