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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是艺术的专门史。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说，有艺术便有艺术史，不管是口口相传，还是形诸文字，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存或表达人们对往昔艺术的某种认识。之所以说是“某种认识”，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日益警醒于历史的多维乃至繁杂面貌，而不断关注历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反躬叙述者或写作者的方法、观念和目的，承认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另一方面，艺术史的对象是必须依赖主观感受的艺术品，无论史家多么谨慎，其判断及写作也只是基于特定视角的产物，史料来源、对象选择、品格判断、史脉梳理仍有见仁见智之处。正因如此，艺术史何以成立、如何书写，成为艺术史学的两个核心命题。
中国古代艺术史家对上述命题的探索，得益于古代史学志传结合、分类序目的传统，最晚在6世纪左右，常见的目录、品第、评传法已经走向成熟。仅以传世画史著作而论，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分等列叙名家时，就有意从魏晋画家开始，略去了史传有载而作品无征的案例，又以“六法”为准则，贯通“六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南陈姚最不满于他对顾恺之、陆探微等画家的品评，认为犯了“优劣舛错”之弊，便放弃等级法，以年代为序、以评传法叙述南朝名画家。及至裴孝源著《贞观公私画史》，面对298卷隋朝官本名画、47所寺观壁画的庞大对象，品第法难以奏效，故在品格和年代的基础上，代之以作品目录。显然，目录和编年一样，无法体现著述者的理论雄心；因此，李嗣真以“九等”、朱景玄借“四品”（神、妙、能、逸）重启品第法。不过，品第法是以不同程度地打乱艺术家历史顺序、放弃艺术史情境追问为代价的，它架设了艺术史的美学维度，却丢失了艺术史的史学理据。
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时，这些问题通过专题序论、分代评传、画作附目得到解决。借助方法的综合，以及远承经学而又依据艺术本体、兼顾整个艺术活动系统的理论概括，张彦远实现了通史、通论的雄心，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写作的里程碑。这种与官修史志相似的范式，在五代和宋代仍有延续，规模最大的便是《宣和画谱》，但它基本上是参照《历代名画记》而作的某种分门汇编。对宋代艺术史家来说，除了修断代画史，无需也很难再写一本与张彦远、宋御府一较高下的通史。这不仅是因为著述对象的数量、类型已积累至十分庞杂；而且是因为，自南朝以来，基于作品目历的写作已成史家共识，无论私藏观跋之风如何兴盛，个人目见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通史写作会略去作品及鉴赏时的细节，在作者、真伪、流传不清的情况下，即使悉数列录，也只是一个空泛的框架，无益于历史真相的抵达。
在此情境下，欧阳修、苏轼、米芾、黄庭坚、黄伯思等人的艺术类笔记，就成为一种新路径。笔记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文体，内容包罗万象，形式自由灵活。它往往形成于题跋或随记，既可记录感性经验，也可进行短篇理论思考，虽有零碎散乱之憾，但在放弃宏大叙事之际，恰好可以进入以往被忽略的细微领域：作品细节、艺术家心态、日常生活、艺术交游、藏品交易、装裱工艺及艺术家逸闻等。有些细节貌不相关，实则相互补足，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艺术史情境的理解。宋人艺术笔记对象集中，不似《西京杂记》《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旁涉多门；同时，个别著述虽为后人汇辑定名，但皆有所本，故文风统一，大多在严谨问学中伴随风趣幽默，体现作者及友朋的鲜活个性，读来饶有兴味。事实上，自北宋以降，艺术笔记成为大部分著述家最上手的写作形式，故其数量远多于通史、断代史。这个现象，并非写作雄心不再，而是学术语境、风气、对象和问题使然。
古人问学，讲究细大皆察，内外兼取，以求“致广大而尽精微”，精微不显，广大难彰，反之亦然。这在兼备书画创作、鉴赏与写作才能的米芾身上有集中体现。米芾善鉴，他分外注意纸张、墨痕、装裱、钤印等细微处，能从人物衣冠、勾染风格、避讳用字上分辨真伪和年代，钩沉史迹，重审旧说，生发新意，其要法在于微观细读；米芾好写，得古画法书、观古人风采，往往即兴挥毫，得意、喜色、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随手而成众多佳作，其魅力在于心志专一；米芾家资有限却嗜好收藏，一度藏晋唐古帖千轴，他深知“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故常常散去旧藏交易古帖，最终，“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画史》），其要诀在于去粗存精。细读、专心和存精，正是古人所说的“惟精惟一”，它使米芾的艺术著述，实现了审美品格与史家功夫的合一，成为北宋艺术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浩然女史的学术著作即以“米芾的艺术史微观叙事”为题，在米芾艺术著述上同样下了细读、专精的功夫。她既敏锐地把握了唐宋之际艺术史写作在视域、问题、语言及叙事方略上的转向问题，也能基于个案，对宋代文人基于个人经验的艺术史写作有纵横向的比较，对其情境、现象、原因、特征和价值作了深入阐发，是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尝试。作为现代学科概念，“微观叙事”来自西方当代史学，但正如上文所说，在史学实践上，微观史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群体心态、个体经验、日常交往等论题，正是笔记、稗史的核心，案例极为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能在习见现象中掘取新意，提炼真知，继而瞻望传统高山，心系发扬责任，通过历史的烟云，探寻中国古代艺术史学原有的厚度和深度，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浩然女史对此已沉浸数年，得尝甘甜，假以积累，将来必有新获，谨以期勉。
言恭达
壬寅年春于南京抱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