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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儒家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这个观点，盖基于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之现象，沿袭近两千年封建经学的习惯，似是而实非。它主要是从政治伦理的观点出发，而削弱了哲学的其它更主要组成部分——如形上学、知识论及方法论等，这就将哲学史狭义化，因而造成严重的偏颇。如果抛开历史的和学派的成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哲学发展史，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一系列以道家思想为主干，道、儒、墨、法诸家互补发展的历史，而绝不是像一些学者所描述的主要是一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
中国哲学的系统发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这同时也是古希腊及印度等地的哲学发生的时期。因此，德国哲学家雅斯培曾称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二世纪的几百年间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从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周天子在政治及文化上都失去了统治权威，作为统治基础及象征的礼乐系统已趋于崩溃，整个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当时一部分掌握知识的人们，基于“救时之弊”的动机，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使当时的思想界呈现出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一种多元的文化状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及标准。以地域言之，有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学派言之，则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关于先秦诸子学派之分，后人虽有详略之别，如司马谈只列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则增纵横、杂、农、小说四者而为十家，其中去小说家，又称“九流”。但人们几乎一致认为，道家和儒家在诸子中影响最大，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最高，如《刘子·九流》云：“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今人金春峰先生更将先秦诸家归结为儒道两大家，他说：“在先秦，按传统的说法有六家，即儒、道、墨、名、法、阴阳。然而按最基本的思想体系来区分，本文认为只有两大家，即儒家和道家……在先秦，各家思想的对立，主要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对立。”
从历史上来看，在先秦及两汉，学者们就曾探讨过谁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这个问题，只不过当时这问题是以哪家学说更全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此问题，学者们的意见是不同的，或以为孔子儒家经纬天地，或以为道家学术范围宇宙。前说的代表可推战国末的荀子，后说的代表则是西汉的司马谈。
荀子学本儒家、宗孔子，曾作《非十二子》、《天论》、《解蔽》诸篇，于诸子多有批评而独尊孔学。司马谈学本黄老，曾著《论六家要指》，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皆有评说，其中除道家外，余五家皆有可有不可。“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唯有道家，司马谈以为已兼具众家之长，最为全面，“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论六家要指》）。如此之道家，非只为诸家中之最全面者，且直可以取诸家而代之了。
武帝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道家等则居在野地位。在历史上，儒家和道家更有分别成为官方思想和民间思想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和道家究竟谁更根本之讨论自然是无法公开进行与继续下去了。但是，问题只是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一俟儒学独尊之情形发生改变，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被人们重新提起。在现代，这种情况果然出现了。
一方面，仍旧有人承继荀子的说法，以儒学为中国哲学的主要部分，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都持此说，曾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代表。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始于孔子，终于廖平的经学；一部中国哲学史竟变成了一部儒家思想发展史”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影响甚大，一直到现在的大部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都沿袭他的框架。
但是，司马谈的说法也有新的表述者。本来，在儒家的独尊地位失去之后，就有一种高举其余诸子的倾向，道家作为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当然更在人们重视之列。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以老子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者，鲁迅亦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的说法。而吕思勉则表达得更清楚明显，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指出：“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
并批评《汉书·艺文志》列道家于儒家之下。
就目前大陆学界而言，关于中国哲学史主干问题的讨论，仍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大概说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仍以儒家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持此说者甚多，李泽厚可为一代表。在谈及其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时，李泽厚曾说：“本书着重讲了孔子和儒家，以其作为主轴”、“儒家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或代表”。第二种意见以为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道的地位有所变化而已。持此说者有方克立、张智彦、赵吉惠等，他们批评仅以儒家为中国文化主流的观点“多少有些偏狭”
。事实上，儒家和道家在先秦以后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都对构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三种意见以道家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持此说者较少，《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发表的周玉燕、吴德勤的文章《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可为代表，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表层结构看，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说；从深层结构看，则是道家的哲学框架”。其具体表现就是道家思想既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且其直觉的认识方法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不同于西方思维的特色。
以道家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在古代、现代及当代都有持此说者，可惜都没有充分地论证。本文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发展及比较哲学这两个方面来说明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
1.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形上学体系。其学说对先秦诸子有广泛影响。
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学先于孔学，这在唐代以前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史实，在先秦及两汉的典籍中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明确记载。然自唐儒韩愈起，开始怀疑“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后经清儒汪中、崔述及今人梁启超、冯友兰等的论断，竟以问礼之事为非，而以为孔子早于老子。这种说法在现代虽影响甚大，但其论据却十分薄弱，我在《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中曾辨此说为非，此不赘言。
老子和孔子哪一位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是直接与以道家还是儒家为中国哲学史主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韩愈怀疑“老居孔前”固然是尊儒心切、排斥佛老所致，冯友兰主张“孔在老前”也是出于以儒家为中国哲学史主干的需要。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老子摆在孔子后，并不是基于历史的实际，而是依据先在的动机，他后来曾说：“我当时写孔丘，有一目的，要证明孔丘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以私人资格提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第一个创立一学派的人……因为要给孔丘这三个‘第一’，这就需要把与孔丘同时的别的讲学立说的人都说成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以道家思想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就必须把被颠倒了的先秦学术顺序再颠倒过来，还老子以中国第一位哲学家的本来面目。
但是，严格说来，确立老子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对于以道家为中国哲学史主干的主张并不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我们的考察就不能停留于此，而应主要集中到老子哲学本身上去。
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系统哲学，老子哲学的全面与深刻是许多同时及后代的哲学所不及的，将其与先秦两大显学——儒家和墨家的创始者孔子与墨子的学说作一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老子哲学既有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又有对社会人生的洞察；既有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又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则是政治道德说教，孔子“罕言天道”，形上学思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孔学中既无系统性的认识论，也无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墨子本人的思想关怀范围亦主要限于人生领域，这从其学说重心——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等即可看出。就思想之深刻性而言，老子以自然无为之道来贯通天、地、人，视宇宙为一整体，取消人格性的上帝及天之存在，这较孔子之天命、墨子之天志无疑要进步得多。现代儒家代表人物亦不得不承认此点，如钱穆说：“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实质，而老独玄妙。”但钱氏由此得出“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
的结论，则未免太囿于学派成见了。
老子为先秦诸子中第一人，其学说对诸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就道家系统而言，由老子直接发展出了杨朱、列子、庄子、稷下道家及《易传》学派。而儒家创始者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其“无为而治”的观点即来自于老子，“天何言哉”亦合老子“无言”之旨。《论语·宪问》谈到“以德报怨”时，还直接引用《老子》六十三章的文句。孔子以后儒家两大分支——思孟学派的天道观以及荀子的自然观都受到老学的深刻影响。至于法家，其与老子的关系更为明显，“《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同传，则法家与道家，关系极密也”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学说中“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即源于老子。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观念于名家亦有深刻影响，故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称名、法二家相通，而皆不与道家相背（“法因名立，名出于形，形原于理，理一于道，故名法之学，仍不能与道相背也”）。金春峰亦以名家和道家同属一大系统，道家巨擘庄子与名家代表惠施相喜或可为此说法之一注脚。兵家与老学亦有密切关系，《老子》书曾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事实虽未必如此，但老子因任自然、守约、以静制动等观念，确为兵家所采纳而为用兵之法，此点前人已多有述及
。
总之，老子作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哲学体系。诸子之学虽不能说皆出于老学，但受到老学的深刻影响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以此功绩，老子足以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
2.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多出于道家，道家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深刻影响。
哲学概念和范畴是构成一个哲学体系的最基本成分，纵观中国哲学史，大部分形上学概念、范畴，如先秦哲学讨论的“道”和“德”，魏晋玄学讨论的“有”和“无”，宋明理学讨论的“理”、“气”、“太极”、“无极”、“心”、“性”等，都为道家首创，而这些概念及范畴正是各阶段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和范畴。
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哲学体系的建立，始于老子，而博大精深于庄子。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其哲学意境的高超性和思想内涵的多样性、丰富性及艺术性而言，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庄学的影响，不仅限于哲学史，它在文学史、艺术史和美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其它任何一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哲学始于先秦诸子，最初呈多元横面并起之局势，但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域中发生的多种思想，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形。所以，自战国中后期始，中国哲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汇合、融会各家的过程，而哲学史上每一重大阶段或学派莫不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例如：
（1）战国“稷下学派”。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阴阳等各家之学，成为芸萃各派并逐渐形成一定倾向的学派，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稷下道家学派。《史记·田齐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其中，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所以郭沫若说：“（稷下学宫）派别可以说是很复杂，或者也就是很自由，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
荀子其时曾任“稷下先生”，其天道观即来自于早期道家。
（2）《易传》学派。先秦哲学可以说有两大高峰，一为庄子学派，一为《易传》学派。庄子学派属道家自不待言，说《易传》学派为道家之学却很难令人接受，因为它向来被视为儒门典籍，有人还视之为孔子亲作。但以《易传》为儒家之说仅仅注意到了或者过分重视其伦理道德方面，却忽视了其理论构架、思维方式、基本范畴及主要命题，而这些方面都是属于道家的或受道家影响的。关于这点，我在《〈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已作过详细论证
。
（3）《吕氏春秋》。战国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以网罗百家、“集腋成裘”为旨，辑合百家学说编成此书。全书以“无为”为纲纪，道家的影响十分突出。
（4）黄老学派。发源于战国晚期而兴盛于汉初的黄老学说，体现了当时道法合流的趋势，而以道家无为及辩证法思想为其理论基础。
（5）《淮南子》学派。《淮南子》集汉初新道家之大成，采先秦各家之长而以道家为主。
（6）《论衡》作《问孔》、《刺孟》，“伐孔子之说”的王充，是东汉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是依道家而立论，“虽违儒家之说，然合黄老之义”。他的《论衡》强调“疾虚妄”，“重效验”，尖锐批判儒生所迷信的谶纬神学及“天人感应”的目的论。他以早期道家的自然观及气论为思想武器，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套有系统的批判哲学。
（7）魏晋玄学。这一思潮有人称为“魏晋新道家”，主要借《易》、《老》、《庄》来发挥己见。其思想以道家为主，承袭老庄，是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的。
（8）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显示了佛学传入后道家的接引之功。在老庄及玄学的影响下，首先产生了般若学，而庄、禅是相通的，两者在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方面，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9）宋明理学。以程朱及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是先秦以后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它曾被称为“新儒家”。但究其实，则宋明理学并不是纯粹的儒家，它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理学固然是主要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
，但从思辨哲学方面来看，则理学与道、佛二家更为接近。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极”、“太极”、“无”、“有”、“道”、“器”、“动”、“静”、“虚”、“实”、“常”、“变”、“天”、“理”、“气”、“性”、“命”、“心”、“情”、“欲”等，大都来自于道家的传统，如周敦颐所用“无极”一词，即首出老子，而后庄子亦常加使用（见《老子》二十八章，《庄子·在宥》）。后来陆九渊即指出周子言无极出于老氏，而黄绾亦持此说，且奉老子“无名天地之始”以证之
。又如被程颢认为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范畴，最早却是见于《庄子·养生主》。而程朱论天理，更与老庄论道无大殊异，如朱熹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文集》卷七十）。此段前句似老子，后句则类庄子
。又朱子云：“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语类》卷一）此颇似老子论道之旨。故王廷相云：“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故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雅述》上篇）他还批评理学家讲“理一而不变”为“庄、老之绪余也”（同上）。颜元著《朱子语类评》，于朱子之援道、佛者辨之甚详，认为其“参于禅老庄列者深矣”。
不惟一些重要概念如此，就是宋儒的一些具体说法，亦与老庄相类，如程颢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之说，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而“天地中如洪炉，何物不消铄了”（《遗书》卷十五）语，与庄子所谓“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更是何其相似
！这表明程朱思想确实受到道家的重大影响，所以后人才有“朱子道”的说法。
与“朱子道”相对，还有一句是“陆子禅”，讥讽陆九渊的儒学实际上已禅学化了，实则程、陆俱受禅学的重大影响。此点前人早有述及，如明代黄绾称：“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全祖望指出：“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鲒埼亭集外编·真西山集》）陈建则谓：陆王心学乃“阳儒阴释”（《学蔀通辨》后编卷上）。顾炎武亦云：“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只不过陆子以言心为主，故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庄禅的相通，几为儒学公认，甚至更有学者以为禅即庄。如此，则心学便不能不与庄学相关。即以其“心”之概念而言，就有不少庄学的成分。如庄子常用“灵府”、“灵台”来形容虚静之心，而王阳明亦以为人心只是一个灵明（见《传习录》下，《全书》卷三）；庄子以“灵府”、“灵台”喻心，一方面用以表达心体作用之奥妙，另一方面亦形容心镜含藏之丰富，而阳明以“灵明”言心，亦兼具此两种意义。即此一端，已足见庄学于心学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见，宋明理学在理论构架方面受道家（及佛学）的侵染颇深，前人有称之为“外儒内佛老”者，就思辨哲学方面言之，亦非为无据。所以，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亦称：“宋儒的世界观与佛老的世界观接近，这是不容讳言的。”
总之，就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虽然自战国以后就形成道、儒、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相互渗透的局面，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道家。即便某些体系因其伦理道德方面明显的儒家倾向而被学者们视为属于儒家的，如《易传》学派及宋明理学，但构成其伦理道德学说基础的理论构架、思维方式等仍然是由道家所确立的。这种情形更能说明道家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
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实居于主干地位。那么，从世界其它地区的哲学——比如说西方哲学——的观点来看，情形又是如何的呢？
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韦伯曾说：“哲学是对自然界的全部的研究，是期望对事物作一个普遍性的解释。”韦伯这里显然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来规定哲学的。韦伯还提到希腊哲学“从自然主义出发”。依据韦伯的意见，则孔子的学说既不能被称为哲学，更不能被当作哲学的开端。然而老子的学说则不然，老子贯通天、地、人的道，无疑正是对宇宙人生的“普遍性的解释”，而其“法自然”的观念亦与“自然主义”之旨相通。所以，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但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也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
。
另一方面，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主流一直是形上学与知识论，而政治伦理学只是其中的枝节部分。这样，自西方哲学的观点视之，则以政治伦理学为主体的儒家显然不能正当地担起哲学之名。但道家则不然，它既有自己系统的形上学——道论，又有自己以直觉（“玄览”）和静观为特点的认识学说（这两点是任何其它一个学派所不具备的），这就足以使道家思想处于与西方哲学同等且对立的层面上，而被西方的思想家们视为真正的哲学，并且认它为中国文化及哲学的主干。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经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是形上学或思辨哲学，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玄学。本文就主要是从思辨哲学即玄学的意义上进行讨论的。就人生哲学方面来看，个人也以为老庄无论是在思想的开阔性，还是在意境的深刻性上都胜于孔孟。
确立道家思想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并不是要贬低或抹煞其余诸家的历史作用，而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一部道家思想发展史。事实上，战国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一直是诸子百家互相融合的过程，只不过道家思想在这种融合中起主导作用而已。
诸子百家，无论道儒墨法，皆有长有短，此为客观之事实，古人亦多有言及者。如《庄子·天下》云“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汉书·艺文志》亦言九流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喜……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庄子》及《汉志》皆指明诸子相反相成、对立互补之性质，故呼吁“舍短取长”，和合百家。此等认识及呼吁实基于其时各家已互相融合之事实。各家融合之一显例，可称黄老之学。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此处道家实指兴起于战国末而流行于两汉初的黄老之学，王充《论衡·自然》云：“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顾名思义，则黄老之学当与老学有极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老子的虚无无形的道正构成了黄老之学的理论基础，但是，黄老之学最大的理论特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它虽以老子之道论为理论基础，却又如司马谈所说，兼采了诸家之长，并冶之为一炉，成为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其受儒家影响者，如《黄老帛书·十六经》中表达的“受命于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德积者昌、殃积者亡”，“优未（惠）爱民，与天同道”，“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等观念；而“兼爱无私，则民亲上”（《经法·君正》）则是墨家影响的表现；“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经法·道德》），“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等则是采纳了法家的主张。此外，名家的“审名”观念及阴阳家的阴阳刑德理论，也都被黄老之学所吸收而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黄老之学之融合各家思想，并不是机械拼凑，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来贯穿各家的，“其因大顺也好，采撮善要也好，都是把各家理论主张采入道家理论体系之中，都置于最高的‘道’的统率之下”
。黄老之学的这种特点正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以道家为主干，道、儒、墨、法诸家多元互补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先秦的庄子学派就已经融合了名家、阴阳家及儒、墨等各家，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而黄老之后的《淮南子》，也继承了庄学博采众家的传统。从庄子到《淮南子》，可以看出道家表现着广大涵容性的特色。
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当是各家互补，未来新文化的建设也应该是如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绝不能限于一家一派，而应该从现实的观点出发，对诸学派尤其是影响较大的道、儒、墨、法各家给以新的解释，取其长，去其短，在诸家多元互补的基础上来创造现代文化。
儒家在历史上是最为保守的一派。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它由诸子百家中之一家而变为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一直与封建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意义上的儒学，与现代生活的冲突最大，阻力也最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原始儒家那里抽象地继承很多优良的人文传统，例如积极救世的心怀，民贵君轻的观念，以及重视教育、重视个人品操、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
墨家站在“农医工肆之人”的立场上，维护“万民之利”，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在各家中最具有利群观念，“兼爱”的主张，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墨派勤俭刻苦的投入精神，在今天读来仍是很激动人心的。墨子批评儒家的“亲亲政治”—指责血缘之亲“无故而富贵”，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严复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传统文化中，道家的自由度最广，“民主性”也以道墨两家为最浓。在思想的格局上，儒家是主张“天无二日”和“君子思不出位”的，而道家的庄子却相反地主张可以出很多太阳（“十日并出”），千百种不同的声音可以同时表达（“吹万不同”）。道家的自然无为及其不干涉主义，对于专制政体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它的叛逆精神及其“一切价值重估”的观念，对于僵固思想具有极大的激荡力。
法家固然在箝制言论等方面有很多缺点，但在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反对贵族特权，鼓励发展生产，强调因时适世的变革等方面，以及其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雄心，在今天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认为，各家的长短可以互相补足。儒、法、墨积极入世，顽强奋斗的精神，可以补道家无为之不足；而道家的艺术心态可调剂法家的泛政治主义与儒家的伦理绝对主义；道家的开放性心灵和主体性的觉醒可冲破儒家封闭式的人际关系，培育真诚互爱的道德意识；道家天道自然的观点，也可用来纠正儒家的天命论和墨家的天志论……总之，从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的需要出发，只有取各家长而补各家短，才能创造出全面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意识形态。
（本文原刊于《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