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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我发表《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提出“道家哲学主干说”,这个观点引了学界很大的关注,随之而来,出现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回应文章。以至于后来每当我参加学术会议及活动时,有些主持人介绍我时就会这样说:“陈鼓应先生主张中国文化的主干是道家。”我每次都要说明一下:“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是从专业哲学的角度来讲道家哲学是主干,并没有说中国文化的主干是道家。”

我的意思是,“道家哲学主干说”主要是从专业哲学方向进行讨论,并没有扩大到文化方面,专业哲学主要思考形上学的理论建构、思想方法的推衍以及重要概念的分析,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讨论的。

我认为,在文化方面,儒家是主导、主流;但在专业哲学方面,道家是主体、主根。

自从1990年提出“主干说”这一观点之后,我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从史论、概论和方法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论证,形成了现在的这本书,这是我多年来理性思维的结晶,我为此花了很多心血,下了很大功夫。

我觉得我们做学问的人,应该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是感性的同通。从理性思维而言,我在大学所接受的就是理性思维的训练,学士论文是《洛克知识论:观念与经验的评述》;研究生时期则主要研究尼采。尼采认为,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血液,还说到康德是“概念的木乃伊”。

从感性的同通而言,由于人生的际遇,我从尼采转向庄子。当读到《庄子·则阳》篇“旧国旧都,望之畅然”,便激起我浓厚的家国情怀;《庄子·徐无鬼》篇中的“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唤起我生命中最深沉的游子怀乡之情。

2018年4月23日,我在世界读书日——“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活动上做公开演讲,主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2019年春天,我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并刊登《我的文化传承从陈家村的“尊尊亲亲”开始》;同年秋天,在厦门筼筜书院发表《孔老对话的时代意义》;之后在世界哲学大会上提出《老子与孔子的“天下观”》(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三辑)。这些文章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写的,是感性的同通。这是我步入晚年时发生的转向,我更加倾向于在感性的同通方面去感受生命的生动与丰富,获得精神的滋养。

我越来越感受到,理性思维与感性同通是相辅相承、涵容互补的,两者是共存互养的关系。

就我个人而言,那个从福建长汀陈家村走出来的少年,家族血缘、宗亲乡情的儒家文化根植于生命,后来远离故乡出走大半生,以道家哲学研究为毕生志业,如今感性回归,乡情更浓,我越来越认可儒家和道家的和合相融,两者共同滋养了我,我想这正是我这一生真实的生命状态。

陈鼓应
2023年清明节
于北大哲学研究所 PnzsOH/o+Lu85TC/9XGl6THesjSHEtNN4vyvK2un3QsBQRJ7WidQIoxuvwnvz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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