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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显近代以来“国学”观念在不同语境的复杂性，以下从三个方面试图加以呈现，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相适应，这三个方面展开为三个阶段的发展。
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来至甲午战争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个别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外交的危机，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危机。这个总体性的危机就是在世界列强贪婪的攫取态势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让步后，有可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以后已经普遍地被当时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从而激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在此种形势下，对国学概念的思考与中华民族的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学”成为当时表达民族思想的一个方式，其代表即邓实与晚清国粹派。
如黄节提出，“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
。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国粹派人士认为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就此，他们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
同样，邓实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
，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学也者，政教礼俗之所出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
他还指出，欧洲人殖民主义的老谋深算：“其希望伟，其谋虑深，其亡人过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
黄节、邓实的这些提法凸显了他们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按照这个观点，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有国家而昌盛。
这种观点在当时为不少人所主张，许守微也说：“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
在这种说法里，亡国的迫切感更为突出，它表现出，面对国家的形势危急，当时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国亡已经难以避免，因此要学习明末顾炎武的想法，通过保学来避免永远亡国，用保学来期待再造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吸取了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保守固有文化，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对国学的如此深忧，反映了他们对亡国灭种的极大恐惧。这样的“国”与“学”的讨论，不能不影响到“国学”二字的理解和使用。
在这种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自觉之下，邓实说：
夫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
邓实特别强调国学与爱国心的关联，如他说“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
，认为一民族之文化是该民族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许之衡认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
。黄节更主张，“呜呼！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
。梁启超也认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也，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者爱国之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之矣”
。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国学就是本其爱国之心，为国家和民生伸张之学，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仁人志士倡导国家大义而影响民心。邓实、刘师培创办《国粹学报》，大意皆出于此，《国粹学报》发刊词便明确声明，“保种、爱国、存学”是该刊的志向。
邓实又指出：
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
爱学即是爱国，爱国所以爱国学。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都是建立近代“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
。所谓国学乃立国之根之论，皆当如此观之。可见，晚清国粹派“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主张实际是爱国主义文化观的体现。
桑兵指出，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及其使用，始于20世纪初，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学术变化的影响。
这是就语词的使用而言。而就观念意识来看，清末国学倡导者的言论，受到顾炎武文化意识的影响匪浅。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常被转换为亡国与亡国学的关联，盖顾炎武所谓天下，本是作为礼俗政教的文化而言。
可见，清末国学之名所起，并不是因反满而立，虽然邓实、黄节都是赞成反满革命的，这一时期国学保存论者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欲亡中国而言。他们的主张，不是强调“研究”国学，而是“保存”中国文化，以求促进国民的爱国心。可见此时国学概念之提出，主要是政治取向的，而不是学术取向的，国学说是当时救国论述的一部分。邓实说：
不知爱吾祖国之文明，发挥而光大之，徒知爱异国之文明，崇拜而歌舞之。呜呼，吾想不百年后，东洋之文明亡，文明亡而其发生出此文明三千余年之祖国亦亡。
我们必须知道，邓实和《国粹学报》的这些人绝不是主张排斥西方文明，而是主张两大文明之融合，所以他们注重保存国学，并不是针对欧化。这一点许守微说得最为明白：“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
章太炎也是一样，他从亡国的印度历史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
。他更提出著名的口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主办民报所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章太炎是革命党人，尽管革命党人也有倡导欧化、不主张保存国粹的，但他们同样是爱国忧国的人士，因此章太炎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也深有影响。
近代国学的观念，从20世纪初到1920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如上所说，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邓实、黄节在1905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心。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保国意识，即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国粹派虽然强调要保存国学、守护文化，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人都属于革命派的一翼。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对此有清楚的分析。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讨论东西文化，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其代表性仅从傅斯年为其文作附识、胡适写长信与之讨论便可见一斑。毛子水所讲的国故和清末人讲的国学意义相近，他的定义是“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
。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张珍视国学国故以为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是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
他更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
这种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所作的对于国学的评价，与晚清的关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
自然，在文化观念上，与这一时期主流的批判传统思潮不同的主张也同时存在，如毛子水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张煊的反驳文章回应，但毛子水的观点是一时的主流，是无可否认的。虽然新文化运动并非以国学为关键词，但其批判旧文化的锋芒，显示出国学仍是主要关切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论是启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要指出的是，重视保守中国文化的学者虽然强调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说他是去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反对“欧化”，并不拒绝、反对西方文化，正如晚清国粹派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革命一样。与《新青年》杂志文化观念不同的《东方杂志》同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文化融合，是人们所熟知的。1920年代前期《学衡》杂志出现，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接续《东方杂志》的方向，其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先是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正式名称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此后1924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研究院国学门，通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某一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19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与成立国学研究院所相关，这时的学术界出现了多种有关国学的定义。虽然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但这些定义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既不是强调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国学的观念在从晚清到1920年代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使命关系的认识。
1920年代，国学的关注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文化启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保守主义并非反对西方文化，而是承认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结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张并非容易击倒。启蒙阵营也分化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但在启蒙阵营，新文学观念与整理国故交杂纠葛，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了多数新派学人，把启蒙与国学对立起来（如吴稚晖），以为要启蒙就必须排斥国学。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真正开花结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学者。
不管如何，此时国学的概念已经与邓实时代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的概念了。“学术国学”论说之发展日渐明显，与邓实时的“爱国国学”论说已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