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学术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胡适渐渐重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便是对先秦名学的整理，而且《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使得他暴得大名，也使得他必然要从专业学术的立场正视中国学研究的世界地位与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他回国之后，世界汉学的研究成果带给他的冲击必然使得他对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与前景，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理解。

1917年7月，胡适在由美归国的途中写下日记，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关于“中国学”的论文深加赞赏：

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

而且胡适对桑原文中的“整理”观念，亦认为“极当”。桑原这篇在《新青年》上转载的文章，提出对中国古籍，应先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再以科学方法研究之，这一说法对当时的胡适应有深刻之印象，也为他后来倡导“整理国故”准备了基础。由此推之，桑原的文章对当时其他中国学者也应有广泛的影响，虽然当时中国的学者很少对桑原的文章表示直接推崇。

桑原的文章之所以给胡适深刻印象，不仅在于他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古籍，而且在于该文介绍了欧美中国学的研究成绩，颇令胡适眼界大开，胡适在日记里写下：

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之一大发明也。

表现出了他对当时外国的中国学成绩发自内心的赞赏，这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学术的追求和认识。

1921年10月5日胡适日记见载：

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送我两本《东洋学报》（十一，1～2），中有饭岛忠夫一篇长文，……此君从历法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

几个月后，胡适又在日记记录：

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文稿影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

越多地了解世界国学研究的成绩，胡适应该越能了解国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在世界学术界的意义、前途，以及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与世界的差距。由于对日本中国学研究成绩的逐步了解，1922年8月，胡适在日记中甚至表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 在这些表达下面，可以看到胡适作为一个中国学术研究者所感到了学术压力。事实上，国学研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对照下所显现出来的窘况，是当时中国学者相当普遍的感受。

次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其中说：“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 这里所说的日本史学，还不是整个的日本史学界，不包括日本学者对日本史、朝鲜史的研究，乃专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当然，胡适也了解，“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 。总之，当时世界范围的中国学研究，不仅不同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研究，也不同于晚清章太炎等的国学研究，而是采用从欧洲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历史语言文化加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欧洲、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为国人的国学研究确立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尤令得胡适这样的中国学者钦慕和赞佩，并激发了胡适等沿此方向发展国学研究的志愿，即让中国的国学研究走向“完全科学的时代”。 1gOA5D/rObWDRFUxI1o75CGhwToEczWupxYmgTSY32pTRNH1+8v4GaW7PXyRuC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