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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歷史人物及其作品，不能不瞭解他的生卒年代，只有掌握其生卒年，才能知世論人。有一件事，對我頗有感觸。我讀到文學家錢鍾書《宋詩選注》時，見其秦觀小傳中説：“晁補之和同時的徐積、郭祥正也許是歐陽修、蘇軾以後僅有的向李白學習的北宋詩人。”（第76頁）這一句話犯了時代先後混淆的錯誤。徐積（1028—1103）比蘇軾（1037—1101）大九歲、郭祥正（1035—1113）比蘇軾大二歲，怎麽能説他們是“蘇軾以後”的人呢？類似的情況，别的專家也時有發生，對這類現象，我們不應苛求，因爲人人都要在主攻方向以外，騰出許多時間去考證，確實比較困難，如果有專門的工具書，不僅可以節省時間，還能避免出現上述問題。
目前可供查檢宋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工具書，就數昌彼得、王德毅編的《宋人傳紀資料索引》了
。這部書本來不是專用於查閲生卒年的，而是爲研究宋代人物提供資料用的。它收的人數達二萬餘，幾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人物，而且每人多作一小傳，並儘量列出其生卒年。粗略統計，其中有生卒年（或只含生卒年中一項者）者約占五分之一，即四五千人。也正因爲它本非專查生卒年的書，不可能下工夫去作考證，只把一查即得的生卒年寫入。這樣，有些可以考出的，書中未考，有的已標明生卒年者，年份尚有問題。爲此，我在翻書之時，多加留意，漸漸地積累了許多資料。至2000年，已達700來條，2004年，曾選了部分考證成果，以《百名宋代詩人生卒年考》爲題在《學術論叢》（2期）上發表，事後主編告訴我説：社會反響良好。於是，下決心做下去，現在已增至1700餘人，我想，將它公諸於世，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多少會起點有益的作用。
《宋人傳紀資料索引》所列人物的生卒年，都是有墓誌或官方記載的，容易查到，而我這本書所考大多是缺乏墓誌等材料或墓誌和官方記載有失誤的，故雖人數不足二千，卻費去了十多年時間。這裏有必要談一下，我在考證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要正確考證宋代人物的生卒年，首先要正確鑒别資料的真僞、價值的高低，分清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哪些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般説，第一手材料可靠性最大，但這絶不意味着凡第一手材料都可靠，二手材料都不可靠，它們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在考證過程中，對於常用的基本史料接觸最多，感受也最深，故專談下述四類史料中存在的問題。
就查考人物生卒年而言，最可靠的材料自然是行狀、墓誌和神道碑了，但這並不意味着没有問題。
如大文學家曾鞏爲王安石之父王益所作墓誌，説道：“寶元元年（1038）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
據此，滿可以定其生卒爲993—1038年了。然而王安石卻有另外一種説法：“寶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
兩者相差整整一年，這兩種材料都屬第一手材料，都有權威性，但答案只能有一個，到底哪一種説法正確呢？琢磨了許久，才發現問題出在年號上，這“寶元”年號不是1038年正月改的，而是十一月才改的，也就是説，這一年正月到十月都稱景祐五年（1038），倘若真是這一年二月死的話，必然會寫景祐年號，唯有第二年二月死才可能書寶元年號，既然不存在寶元元年二月這一事實，曾鞏的記載當然就是錯的了，“寶元元年”必爲“寶元二年”之誤，其失誤的原因，不是作者的筆誤便是刻書時手民之誤，王益之生卒年當依其子安石所記爲994年至1039年。
又如汪應辰爲向子諲作墓誌稱：“紹興二十三年（1153）三月辛亥……向公以疾終於家，歲七月庚申葬……享年六十有八。”
索引即據此定其生卒年爲1086—1153。然而其卒年是有錯誤的，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並無“庚申”，唯有紹興二十二年（1152）七月才有庚申，即27日。墓誌銘一般都是根據行狀寫的，查胡宏《向侍郎行狀》就作紹興二十二年卒
，樓鑰《薌林居士文集序》：“生於元豐之乙丑（八年，1085）。”
下數六十八年，其卒也爲紹興二十二年。可知《文定集》之“紹興二十三年”原本作“二十二年”，是抄録或刊刻時將“二”誤録爲“三”，其生卒年必爲1085—1152年。
有些墓誌往往不寫卒年，需要從墓誌中尋找有關信息去考證。
如王安石爲李餘慶作墓誌，説：“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
没有提卒於何年。考咸淳《毗陵志》卷八“守臣題名”：“李餘慶，天聖七年（1029），國子博士，後卒於郡。”其後的二任爲胡士舉與李昭述。查《長編》卷一〇七：天聖七年四月乙卯（27日），“開封府推官、屯田員外郎李昭述知常州”。李餘慶和胡士舉知常州，必在這一年的正月至四月間，李之卒必在是年春。由此上推其生年應爲986年。
如王懷忠，其生平見於王令（1032—1059）所作的墓誌銘
，但文中只説他終年四十九，没有提生卒年，連年號也只涉及一個寶元，幾乎無從下手，我只好對文中所記之事，逐一考證，最後發現有兩事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一是他出任的第一個官職：“上即位，恩加奉職，監在京河南草場。”“上即位”，指仁宗即位，時在乾興元年（1022）二月，此時初任差遣，按宋代規定，至少十八歲。即其出生應在1005年或略早。二是寶元後的一段紀事：“用大享明堂恩，加左侍禁。用大臣薦，充泰州如皋等縣巡檢，加西頭供奉官，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大享明堂”事在皇祐二年（1050）
。京城開封是他故里，“卒於京師”，顯然是當泰州如皋等縣巡檢任滿後歸故里之事，按三年一任計，其歸故里應在皇祐五年（1053），其卒必在這一年或稍晚。而他的享年只有四十九歲，要滿足以上三個條件，只有1005年生至1053年卒了。假如把出生年往前移一年（1004），到1053年就成五十歲了。如果把卒年往後移一年（1054），則1022年初任職時僅十七歲，不符合任官的起碼年齡。
紀傳體的史書，主要有《宋史》、《東都事略》、《隆平集》，這是查考宋人生卒年的重要史料。它們多取材於官方記載或墓誌、碑銘，其可靠性比較高，但我們在使用時仍需比照其他材料，仔細考辨。
如《宋史》卷四五四《丁黼傳》説：卒於“嘉熙三年（1239）”，索引即據之定卒年爲1239。此説可靠嗎？查吴泳《褒忠廟碑》：“歳嘉熙丁酉（元年，1237）天子制詔：故成都守臣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謚立廟，謚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
既然嘉熙元年已旌死事並爲之立廟，其卒必在此年之前。考《昭忠録》記載，丙申（端平三年，1236）十月，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登城。二十日，丁黼死。可見其卒在端平三年，《宋史》之“嘉熙”乃“端平”之誤。《褒忠廟碑》又説：“公……生，又七十二年而廟食於此。”據此，知他是出生後七十二年得廟食，而其卒在修廟前一年，則享年爲七十一歲，可推知生年爲1166年。
如趙允升之卒年，《宋史》卷二四五、第8695頁《宗室傳》作“景祐二年（1035）卒”。按《宋會要》禮四一之八：“景祐元年（1034）正月十六日，太常禮院言：‘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卒。’”同書禮四一之一七：“景祐元年正月十八日，幸齊王宫，臨奠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喪。”《宋會要》是比《宋史》更原始的材料，既然景祐元年皇帝已親自登門去祭奠，可知《宋史》“景祐二年”當爲“景祐元年”之誤。
有時記載不太明確，如《宋史》卷二六七《張洎傳》：“至道二年（996）五月……（寇）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十餘日卒，年六十四。”這一段文字未提至道三年，自然會理解爲至道二年卒，故索引題作933—996年。事實並非如此，《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997）正月丙子（11日），“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
。過了十餘日後去世，則其卒應在正月中下旬。所以《宋會要》儀制一一之四説：“刑部侍郎張洎，至道三年正月……贈刑部尚書。”説明其生卒年應爲934—997年。
現在存世的編年體史書甚多，主要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太宗實録》、《宋史全文》、《十朝綱要》、《皇朝綱目備要》、《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宋季三朝政要》。大體説，前三種可信度較高。但有時也有自相矛盾之處。
如邵博的卒年，《要録》卷一五七作紹興十八年（1148）五月辛丑（14日），而同書卷一七九則説，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四月乙巳（16日）。兩説相差十年，怎麽判斷兩説的是非？只要查到紹興十八年五月以後邵博是否還有活動，就可以否定前一説。而《要録》卷一六三、第2663頁記載紹興二十二年七月辛亥（19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邵博罷”。可見紹興二十二年尚在世，則紹興十八年卒不能成立，邵博肯定卒於二十八年。但問題還不能就此爲止，《要録》是史學名著，爲什麽會收入前一條錯誤記載呢？我對邵博所署官銜與在此前後的官銜對比，發現並不符合，最後才弄清原來紹興十八年（1148）五月辛丑死的記載不是空穴來風，死者是邵博之兄邵溥，“博”與“溥”字形相近，原作並没有錯，是本書在流傳過程中被抄手將二人之名寫混了。這次考證可謂一舉兩得，既辨清了記載矛盾的問題，又解決了邵溥的卒年。
需要指出的是，綱目體史書雖然也屬編年體範疇，但編法有所不同，其細目爲了閲讀方便，多將同類事記入其中，近乎記事本末體。因此，細目中所記的人物生卒，不可簡單地按綱所在的時間來定。如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方臘反”的綱下，細目中羅列了方臘攻占歙州，殺郭師中；占杭州，殺趙約；占衢州，殺彭汝方；占處州，殺詹良臣等。切不可以爲郭、趙、彭、詹四人卒年都在宣和二年。事實上占歙、杭州在二年十二月，占衢州在三年（1121）正月；占處州，在三年二月
。也就是説：彭汝方和詹良臣卒年在宣和三年，而不是二年。
在以上史書之外，最值得重視的是《宋會要輯稿》了，可資利用的人物卒年，主要是“輟朝”和“臨奠”條，這是皇帝聽到大臣或皇親去世消息以後，立即采取的哀悼舉措。其精確度稍次於墓誌，這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年初或年末的記載，如王超，《宋會要》禮四一之五二“輟朝”記載“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並輟一日”。實際上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於老家真定，其子王德用護喪歸京師後，皇帝才輟朝的
，因此其生卒年應是951—1012年，而不能定爲952—1013年。
其次則是“追贈”條，其精確度略次於“輟朝”和“臨奠”。這是臣僚去世後，給予的待遇。一般是在去世後的當月。但也有一些政治上受打擊後來得到平反者，如元祐黨人和受到權相秦檜等人迫害者，則是過了若干年才贈官的，必須加以區分。如秦觀、黄庭堅、晁補之、張耒，建炎四年（1130）同時得到追贈
，實際上秦觀卒於元符三年（1100），黄庭堅卒於崇寧四年，晁補之卒於大觀四年（1110）。張耒卒於政和四年（1114）。也有不易分辨的，本書暫不采用。如《宋會要》儀制一一之一一“追贈”：“温州軍事推官吕諒卿，（紹興二年，1132）六月，贈宣教郎。”我最初予以采入，後來分析很可能是平反後的措施，不見得是死亡的年代，就删除了。
有許多宋人並無碑誌、傳紀者，如何考證他們的生卒年？這一問題很複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去解決，這裏只略記幾個可供參考的思路。
宋代一直提倡孝道，父親去世，稱爲丁憂，兒子需離職守喪。只要查得服喪時間，其父卒年就能解決。如權經的卒年，楊萬里爲其子權邦彦所撰墓誌銘中説：建炎三年（1129）以朝散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屬公丁父憂解官
。由此，知其父權經應卒於1129年。
有些人死在任上，地方志的州縣官題名中往往有記載。如鮑當（？—1038），嘉泰《吴興志》卷一四“守臣題名”：“鮑當，職方郎中。景祐四年八月視事，五年（1038）二月卒於郡治。”
如王陟臣的生年，王得臣《麈史》卷中：“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蓋生丁丑……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蔡確生於景祐四年（1037）丁丑，知陟臣即生於是年。
如亷布之生年，王明清《投轄録》“楚先覺”條：“亷宣仲布、吕安老祉二人同年生，且極厚善……宣仲雖以疾掛冠，今尚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矣。”按吕祉生卒年爲1092至1137年，布與之同年生，應生於1092年。
如葛邲的生卒年，王質《雪山集》卷一五《送徐聖可十首》“寶溪同社兩齊年”自注：“沈子壽編修與楚輔皆文溪爲命，今子壽尚棲遲。子壽於某長一月。”齊年有兩種解釋，一指同科進士，一指同年齡。王質爲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葛邲爲隆興元年（1163）進士
，則只能是指同齡人。從“子壽於某長一月”看，王質與沈子壽、葛邲都是同齡人。考王質生於1135年。葛邲也應生於是年。又據《宋史》卷三八五本傳：“薨，年六十六。”知其應卒於1200年。
如大書法家張即之的生卒年，明郁逄慶《宋張樗寮正書金剛經》：“寶祐元年（1253）七月十八日張即之……謹題，時年六十八歲。”
據此，1253年時六十八歲，則應生於1186年，《鄞縣志》：“即之字温夫，孝伯子，以恩官大中大夫，封歴陽縣開國子，壽八十一卒。”
知其應卒於1266年。
如劉芮之生卒年，楊萬里《順寧文集序》“子駒（芮之字）卒，年七十有一”，“子駒没後十有三年，余官於金陵”
。考萬里於紹熙元年（1190）十二月二十六日至金陵任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上推十三年，劉芮應卒於1178年，其生年則爲1108年。
楊國寶（應之）之卒年，吕本中《童蒙訓》卷下：“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考《蘇潁濱年表》，蘇子由知汝州在紹聖元年（1094）三月，則楊國寶之卒應在此年春。
李之純（端伯）之生卒年，程頤《祭李端伯文》：“子與劉質夫……爲外兄弟……半年之間，相繼以亡。”
劉質夫即劉絢（1045—1087），元祐二年（1087）六月卒於官。則之純應卒於元祐二年年底。《宋史》卷三四四、第10941頁本傳“卒，年七十五”，上推其生年應爲1013年。
關於詩人楊傑，郭祥正《楊次公侍講挽詞》：“纔趨王府講，已夢玉樓成。遺篋書千卷，招魂酒一觥。空餘淮上月，不到夜臺明。”
“王府講”指“徐王府侍講”，前二句之意是説，楊傑當上王府侍講，不久就去世了。考《長編》卷四六七元祐六年冬十月庚辰（25日）條載，楊傑爲徐王府侍講。而次年正月己酉（26日），“左朝請大夫魏廣爲徐王府侍講”
，則楊傑之卒應在此前幾天。“卒，年七十”
，上推其生年應爲1023年。
《壽親養老新書》卷四載鄒應博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曰：“八十三那裏暨，便和兒算，恰一百四十地。”這是説：其母八十三歲，他與母親年齡相加爲一百四十歲，他的年齡自然就是五十七歲了。應博知平江府在紹定四年（1231）九月至六年十一月
，由此推算其生年應在1175—1177年間，其母生於1149—1151年間。又考鄒應龍作壽伯母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曰：“共惟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逢乙巳春。”乙巳即淳祐五年（1245），此詞作於淳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官氏九十五壽辰時，故盼“重逢乙巳春，”據此，可更精確地推知上官氏生年爲1150年，應博之生年爲淳熙三年（1176）。
除上面説的幾個方面以外，還有更難找線索的人，需使用多種手段解決的，如南宋詞人盧祖皋，各家都説：生卒年不詳。考證他頗費一番周折，現在大致解決了。
戴栩爲他寫的挽詞中提及：“五十一迴春夢中，兄悲子哭愬東風……松颸九里凄歌薤，依舊西湖不負公。”
“五十一”當指其享年，時間不長，所以比作一場春夢。又《鄉祭盧直院文》：“謂此樂之終竟，罄交朋而來期。倐五十以嬗化，悼賀監之莫追。”（《浣川集》卷一〇）此“五十”顯然也是指其享年，祭文爲了對仗需要，取其整數，故只曰五十。其時兄祖岩尚在世，故稱“兄悲”。
《南宋館閣續録》卷八“著作郎”：“盧祖皋十四年十月除，十五年九月爲將作少監。”“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學士院權直盧祖皋草詔。”
據此，至遲在十一月已權直學士院，最早可能始於十月。考《宋會要》選舉二一之一八：（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二十五日，“將作少監、權直學士院盧祖皋……參詳”。其卒當在十六年春後。直學士院編制最多三人，十六年時直學士院者，除盧以外尚有陳貴誼
、徐鳳
。十七年（1224）三月徐鳳改知贛州，閏八月和九月陸續任命程珌、真德秀直學士院
，則其卒應在十七年三至八月間。依上面所考，享年五十一，推算其生年爲1174年。
凡提及宋代人物，一般都要在人名下列出公元生卒年，讀者可以一覽而知其年代的早晚，這就需要把年號换算成相應的公元紀年，這樣做，似乎並不難，因爲有《中國歷史紀年表》等工具書可以利用。但公元紀年和年號並不完全對應，尤其是十二月，换算成公元，往往到下一年去了。也許有人説：這也好辦，把它按到下一年的相應月日就行了。然而事情並不簡單。舉一個例子，2008年底，我到增城參加宋代名相崔與之學術討論會，會上有學者指出，崔與之是嘉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的，换算成公元應該是1240年1月19日，大家把他説成1239年卒是錯誤的。看起來，這一説法很在理，其實不然。這位學者的根據是《宋史》卷四二《理宗紀》的記載，但這是官方得到崔去世消息的時間，不是實際死亡的時間，崔實際死於嘉熙三年十一月，這有當時崔的門人温若春作的墓誌銘爲證
。换算成公元仍在1239年。
再舉一個實例，如范沖，《要録》卷一四三載其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婺州（今金華）。本來紹興十一年爲公元1141年，大概因爲卒於十二月，《全宋詩》册二二、第14755頁范沖小傳之卒年即作1142年。我以爲這樣處理，缺乏足够的證據。首先，無法確定這是實際死亡的時間，還是朝廷得到奏報的時間。退一步説，即使是實際死亡的月份，《要録》只説死於十二月，並没有日子。考這一年十二月一日，爲公元1141年12月30日，二日爲12月31日。如果死在這兩天，公元仍在1141年。如果《要録》所記是得到奏報的日子，婺州距杭州大約130多公里，按杜衍死訊的上報速度計
，十一天後朝廷才得到奏報。這樣，只要朝廷在12月13日之前得到范沖死訊，其實際死亡的時間仍在公元1141年之内。顯然《全宋詩》在未能確證范沖死亡的具體時間之前，書其卒年爲公元1142年，是欠妥的。
大體説，當時寫的墓誌或碑刻，其死亡時間比較可靠，官方的記載則是得到奏報的時間，不是實際死亡的時間。我研究過既有官方記載，又有墓誌或碑刻的許多宋人例子，希望從兩者的差距中，找到一些規律，以便做出正確的推算。
初步觀察，以北宋而言，在首都開封去世的，一部分人當天就報告給朝廷，有些人則晚一兩天，也有個别的晚四五天，如馮元、吕公弼
。但總的説來，上報與實際死亡時間差别不太大。
至於外地，差距就大了，而且没有規律可言。如死於洛陽的吴育，朝廷得到奏報時間比實際死亡時間晚九天
。中山（今河北定縣）距開封比洛陽到開封遠得多，但時間卻少用二天。如曹瑋
。
長安到開封和中山到開封距離差不多，但朝廷得到來自長安的死亡奏報卻要用三個多月，如李士衡和蘇耆
。看來，朝廷對官員死亡上報的時間没有作硬性的規定。
路途遠的，差距尤其大。如曹修古，死於興化軍（今福建莆田），過了近四個月，朝廷得到其死訊
。然而比他路近的死在代州（今山西代縣）的劉文質，路上花去了近六個月時間
。而北宋時日本高僧成尋從開封到代州只用了25天
。顯然，按路程的遠近，只能大致確定其路途需要的時間，但無法確定他實際到達的時間，因爲没有一個嚴格的上報制度，死者家屬或當地政府可以及時也可能延後上報，究竟會拖多長時間，没有規律。從官封宰相的崔與之死於廣州，一個多月後，杭州的朝廷即已得到消息看，對於高級官員，地方政府是不敢隨意耽擱的。
比較而言，《宋會要》、《太宗實録》、《宋史》本紀等基本上采取的是官方檔案材料，而史學家李燾《長編》、李心傳《要録》等著名史書，情況比較複雜，他們不僅采用官方記載，也兼采墓誌碑刻，前者與實際死亡時間有差距，後者則與實際死亡時間一致。更令人費解的是，還存在早於實際死亡時間的記載
。總之，在使用碑誌以外的材料時，要注意上報時間與實際時間的差異，在换算成公元時更要慎重對待，儘管這一差異只有幾天或幾個月。
爲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錯誤，本書在人物條下注公曆生卒年時，主要按與年號對應的年份填寫，如死在十二月的，另在文中注明相當於公元的年月日。但目前無法確定這是官方得到消息的時間，還是實際死亡的時間。因此只在文中加按：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庚戌已爲公元1150年1月2日。在條目上仍作“王賞（望之，約1087—1149）”。
1．本書所收宋人，均按筆畫順序編排，爲便於與《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對照使用，每條前注明該索引的册、頁。筆畫的計算與當今時行的計算法略有不同，如成、吕均爲七畫，盛十二畫、閭十五畫。草字頭以四畫計，如董、萬、葉、葛均爲十三畫。阝算三畫，如陳、陸十一畫，都十二畫，鄒十三畫。
2．爲節省篇幅，一般只舉證據，不詳列思辨過程。
3．常用書，概用簡稱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要録》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宋會要》
4．書後附録三種：
生卒年索引：列姓名、字號、生卒年。同姓名難於區别者，則於人名後附注籍貫或官職。
字號索引。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