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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古帝制時代的高峰之一爲唐代，而西明寺則是一座盛唐時期的皇家寺院。此寺的歷史承載著中古時期政教、社會、人文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要素。研究它的創生與演變史，有助於佛教學界深入瞭解此一人類歷史上最爲繁富的時期之一。
西明寺的舊基源自隋代。從一開始此寺就與達官顯貴及皇親國戚有了緊密的聯繫，並且也與殘酷凶險的政治鬥爭、叛亂等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後到了唐代，它依然經歷了爭奪儲位的失敗與勝利，最終以一位太子的名義並以“西明”之名創立，因此從一開始這座寺院就與隋唐政治密不可分。此後，這座皇家大寺與偉大的唐王朝一起載浮載沈。它在唐代的政治與宗教舞臺上有過自己的高光與沒落時刻，最終還是在唐末的戰亂之中毁於兵燹，與曾經無比輝煌的唐王朝一起隱入幽暗的歷史山洞。
本書的首章先對這座皇家大寺的歷史稍作介紹，以期讓本書的讀者先對這座寺院綿延數世紀的生命歷程有所瞭解，也對本書所展開的敘述有一大致的背景鋪墊。限於篇幅，本章自然不可能對這座寺院的歷史作事無巨細的紀錄，而衹會以若干重要的事件與人物爲線索，來大致梳理西明寺史的粗略輪廓。這些重要的事件與人物大體以歷史時序爲線索，包括隋代西明寺楊宅舊基，以及楊氏後人叛亂後此宅的命運；在高宗朝西明寺命運的輪轉與最終創立；西明寺在此時所承載的皇家大寺的權力，以及從慈恩寺到西明寺的權力交接；此寺最初的僧職人員與高僧大德；武后當政時期西明寺對於政治的參與；與皇家大寺權力交接相應的佛教義學之爭；安史亂中的西明寺僧；安史亂後西明寺的復興；隨著晚唐帝國國力的日漸衰微，西明寺也榮景不在，故西明寺僧人就見證了唐代最後一次佛指供養；最後是唐末五代動亂時期西明寺僧人的逃難與弘法經歷。
以下依次對西明寺歷史稍加勾勒。
西明寺之淵源，應該放在整個中古時期的大歷史之中加以理解。通過此寺的沿革與發展，可以發現諸多足以反映大時代背影之相關歷史事件。因此對其建寺歷史的溯源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該溯源對整個寺院源起與興建更具重要意義。因爲這是與此寺之主要宗教與政治職能、社會地位乃至今後的發展皆有密切關聯。以下就分兩節討論此寺建寺之前的歷史，以及創建的具體過程。
西明寺建立之前的形態，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越國公楊素（卒於606） [1] 的私宅，據唐韋述《兩京新記》中的記載：
次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
本隋尙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誅後沒官。武德初，爲萬春公主宅。貞觀中，以賜濮恭王泰。泰死後官市之立寺。寺內有楊素舊井。玄感被誅，家人以金投井，後人窺之，釣汲無所獲。今寺眾謂之靈井，在僧廚院內。
楊素的舊宅，是隋初他平定泉州人王國慶（卒於597）叛亂之後爲隋文帝楊堅（581—604）所賜。
對於此宅的建築時間，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材料支撑，但我們卻可以知道其規模非常巨大。因爲據載“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從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到西明寺最初原址規模的巨大，這也爲我們理解它以後的建築形制提供了基礎。
但至隋煬帝（604—618在位）時，楊素之子楊玄感（571—613）
於大業九年（613）起兵叛亂；同年內就旋卽落敗身死，隋煬帝在平定叛亂後旋卽籍沒了楊家。此時已經是隋末兵亂之際，對此宅的命運我們也並不清楚。衹是知道等到唐武德年間（618—626），唐高祖李淵（566—635，618—626在位）將之賜給了其女萬春公主（？—724）。其後萬春公主的封號改爲長沙公主。萬春公主的丈夫就是唐初豪族豆盧懷讓（卒於643年後），兩人亡故皆陪葬於昭陵。我們衹能猜測將楊宅賜給他們夫妻之時是在唐初二人結婚之時。
但到了太宗（626—649在位）之時，他將此宅又轉賜給了其四子李泰（618—652）；
其年代據說是在貞觀年間（627—649）。我們還可以將這個時間點作進一步的推測，因爲據《舊唐書》中的記載：
濮王［李］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貞觀］十年（636），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
［貞觀］十二年（638），司馬蘇勖（活躍於638—643）
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李］泰奏請撰《括地志》。［李］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558—654）、秘書郎顧胤（卒於663）、記室參軍蔣亞卿（活躍於7世紀上半葉）、功曹參軍謝偃（活躍於7世紀上半葉）等就府修撰。十四年（640），太宗幸［李］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李］泰府官僚帛有差。
唐代諸王自立王府是在15歲加冠就府。
故從上面李泰的經歷推算，有一定理由推測賜宅的李世民賜其宅第的時間點大致就是在他15歲（632）至636年他在府中設文學館之間。無論如何，賜李泰楊素舊府第的絕對下限是至貞觀十四年（640），史料中說該年唐太宗臨幸李泰府第，據此推測該年李泰府邸是在延康坊的楊素舊宅了。
還可以發現，早年深得李世民寵愛的李泰
與楊素一樣，非常喜歡擴建修整自己的府第。
因此，有理由相信此一時期的楊素舊宅至少在規模上也獲得了很大程度的恢復，這也爲之後奠定西明宏大的規模提供了基礎。
唐王室中有不少皆與佛教信仰存有聯繫，李泰也不例外。此一方面，目前存世的最爲重要的資料就是著名的《伊闕佛龕之碑》（或名褚遂良碑、三龕記）。此碑卽是在李泰生平達到頂峰的貞觀十五年（641）十一月刻於河南省洛陽龍門石窟壁賓陽洞內。此碑由岑文本（595—645）撰，褚遂良（596—658或659）書丹，碑文共三十二行，行五十二字。
李泰之母文德皇后長孫氏（601—636）於貞觀十年（636）去世後，李泰在龍門賓陽洞開鑿佛窟爲其母追薦冥福，落成後卽在洞中摩崖刊記。這件事本身，也是李泰爲了討取其父皇歡心，以爲爭奪儲位的手段之一。
此碑落成後，唐太宗就於這一年的十一月辛卯親自“大閱於伊闕”。
選擇了這一地點，也很明顯與這個與太宗感情深厚的妻子有聯繫的規模巨大的佛教建設工程有關。
然而，僅僅兩年之後李泰就因爲奪嫡失敗，卽在貞觀十七年（643）被李世民“降封東萊郡王。……改封［李］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之鄖鄕縣”。
徹底退出了大唐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但他的命運並非最差，因爲其父唐太宗對其一直比較掛念，甚至僅僅衹是四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一年（647）就再次將他進封爲濮王，而此時離太宗的生命盡頭已經衹剩下兩年了。在兩年後唐高宗（628—683，649—683在位）卽位之後，對這位過去的政敵也非常寬厚，但李泰還是於唐高宗卽位不久的永徽三年（652）就死於貶所均州。
我們現在並不清楚李泰在643年被貶至外地，一直到十年後的652年去世之間他在長安王府的情況。唯一知道的是在他去世之後，高宗朝將之買下來作爲寺院，衹是此時的寺名不彰，事跡也不顯。
在李泰去世並由官方將其故宅購下立寺之後的四年，也就是顯慶元年（656），西明寺終於以現在所知的寺名得以重建。 [2] 對此，在《慈恩傳》卷十有著詳細的記載：
顯慶三年（658）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玄奘］法師亦隨還。秋七月，再有勅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勅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爲皇太子（李弘，652—675）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淥水亙其間，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爲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驚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502—557）之同泰［寺］、魏（386—534）之永寧［寺］，所不能及也。
上面的記載非常清楚，這座以李泰故宅爲基礎爲李弘建寺、觀各一，並請玄奘來勘察地形。玄奘認爲此塊地域不足建兩座宗教建築，在獲得高宗李治允肯之後就獨建了這座西明寺。建造時間爲從顯慶元年八月，
直至顯慶三年夏六月，歷時約兩年的時間。其眞正的施工負責人是吳興人將作少監沈謙之（其他情況不明）。
這位沈謙之的生平與經歷皆遍尋未得，我們衹知道他似乎是出自吳興沈氏這個中古時期的望族，並且在唯一一處記載有“少監”頭銜，這一定是指“將作少監”，乃執掌宮室、陵寢等宮廷與政府土木建築的機構。由這樣的人來執掌西明寺的建造，也表明這座大寺的營建乃是皇家與政府行爲。
在寺院建成之後，還“遂賜田園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兩，絹布二千匹。”
也就是說，這就爲西明寺的日常運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對於這座寺院的名稱，在此也略說幾句，此寺的命名至今依然撲朔迷離。“西明”是否卽如有些學者猜測，是因爲佛法來自於“西方”的印度與西域，
抑或這裏的“西”是指西方淨土，其實都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我們在此似乎可以換一個思路，卽查找一下歷史之中是否還有與之有著類似名稱的寺觀。首先讓我們想到的就是與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生於344—350，卒於409—413）的譯經相關之地卽爲姚秦時長安的逍遙園與西明閣。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這是我們能夠查到的唐代以前與宗教場所相關的唯一一種“西明”命名，並且，至今我們也並不清楚這座“西明閣”命名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們還應注意到與西明寺同時所建的還有一座東明觀，《兩京新記》卷三中載：
次南曰普寧坊（南街西出通開遠門）。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
其地本長安故城南安門之外焉。
次東漢辟雍。
漢元始四年所立。
東南隅，東明觀。
明慶元年，孝敬升儲所立。規度擬西明之制。長廊廣殿，圖畫雕刻，道家館舍，無以爲比。
從上面明顯可以看到，並且前面也已經提到高宗曾讓玄奘去勘查李泰舊宅，以建寺觀各一座，但玄奘勘查之後覺得地幅不廣，不足建兩座宗教建築，就使得同一時間要建的道觀易址而建了。而此處則顯示此一同時所建之道觀名爲“東明”，恰好可與“西明”相映成趣。
這裏我們先要排除一種可能性，卽“西明寺”之得名乃是因爲它座落在長安中軸線朱雀大街之西，並且鄰近“大唐西市”之故。雖然這看起來是非常合理的解釋，並且在漢魏時洛陽城西也有一座“西明門”，而南朝首都建業（或稱建康）的西明門也在西方。但是，如果我們將唐長安西明寺與東明觀相比，就非常清楚“東明觀”甚至比“西明寺”的地理位置更要靠西，因爲它處在整個長安最西北角的普寧坊，而“西明寺”的位置在“東明觀”東邊的兩個街區，故而我們可以排除“西”或者“東”是指長安地理方位。考慮到唐代佛道二教對峙，以及這兩座寺院道觀同時建造的原因，我們基本可以猜想傳統將“西明”中的“西”理解爲西方（指印度與西域）的說法是大體可靠的，因此“西明”也卽“西方之明”（佛），而“東明”也就是“東方之明”（道），二者交相輝映，也正代表了大唐對於東西方文明的兼包並容。
唐高宗夫婦爲太子李弘
建立了這座西明寺。有意思的是，這位太子另在東都洛陽爲父母祈福而建了一座寺院，卽敬愛寺。
高宗替太子李弘立西明寺的因由是此年，原太子李忠（643—665）被廢，而李弘被新立爲皇太子，立寺正是爲此事慶祝並祈福，李弘也正是一直穩坐太子大位，一直到他自己充滿疑問地去世爲止。
這座大寺在顯慶三年六月建成之後，馬上成爲了大唐帝都中諸寺之冠。西明道宣這位當事人，在《集古今佛道論衡》
卷丁之中對於這座大寺落成之後的慶祝活動作了極其詳細的記錄。據其記載，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正式落成，當天整個寺院之中就已經僧俗雲集。到了第二天早晨，是一整天的慶祝活動。從皇城至西明寺十多里的大街上人們塞得水洩不通。這天早上，唐高宗親自登上皇城的西向的安福門上，
郡公僚佐皆列隊於下。然後從皇城中排出各種繡像長旛，整個遊行的隊伍卽出安福門朝南，通過西市，再往南卽爲西明寺。遊行至西明寺後，眾人纔散去。高宗尋卽下勅，宣僧道各七人進宮城中太極宮中的百福殿。內官請僧人站在東面，道士站在西邊。皇帝讓雙方共相辯論，一直到最後因爲天熱纔各回寺觀。而這天，玄奘法師因爲在西明寺中度僧，就沒有參與到佛道論衡之中。
玄奘法師當天的活動也得到其他文獻的證實，據載高宗爲了西明寺中的僧人，已經先讓有司挑選了高僧大德五十人，每人各有一位侍者來充西明寺僧。除此之外，還挑選了一百五十位童子，就在十三日僧道在百福殿辯論之際，於新建成的西明寺內度僧，高宗欽點玄奘法師看度。
之所以選擇六月的這幾天加以慶祝，我們還要看看另外一個關鍵性因素。據《舊唐書》卷二《唐太宗本紀》，高宗李治的出生日爲“六月庚寅”，
也卽六月十五（陽曆628年7月21日）。也就是說此寺之所以趕在“夏六月營造功畢”，是爲了搶在當朝皇帝的三十一歲（三十週歲）壽辰之前。而六月十二日落成，自十三日開始三天慶祝活動，直至六月十五的生辰正日爲止。過去學界有認爲唐代皇帝生日千秋節/天長節一般循例舉行僧道辯論實起源於玄宗朝，
不過，從西明寺的落成儀典來看，則至少還可以上溯到高宗之世。這種習俗在此後的兩百多年中，就逐漸形成定制，卽在帝誕之日以三教講論來助興，並且還會對優勝之僧人賜以封號，如“三教首座”或“僧錄”等虛實職銜。
但無論如何，高宗朝這種將一座特定的寺院落成，與帝國天子個人的生日聯繫在一起的作法也同樣體現了這座寺院本身的皇權與政治意味。至少在初唐之際，宗教與政治之間從來就密不可分。
一個月後的七月十四，則是極其正式的迎僧入寺的慶祝遊行。此時高宗還特下勅書，讓西明寺給玄奘法師一間上房，並讓剛剛新度的十名沙彌來充任玄奘的弟子。在西明寺建成的初期，高宗對於玄奘極其尊崇，據載“中使朝臣問慰無絕，
施綿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
這座寺院不僅規模巨大，它本身從一開始時，就是集結諸多藝術精英的所在。據張彥遠（815?—875?）《歷代名畫記》卷三記載：
西明寺
玄宗朝南熏殿學士劉子皋［
712
—
756
］書額。
入西門南壁，楊廷光（活躍於8世紀上半葉）畫《神》兩鋪，成色損。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讚》，褚遂良（596—658）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並歐陽通（卒於691）書。
此處所涉及的幾位重要藝術人物中，劉子皋除此處提到的信息外，其他事跡不詳。楊廷光則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佛教壁畫畫家，在同書同卷之中，還記載他畫了安國寺的“西廊南頭院西面堂內南北壁，並中三門外東西壁梵王、帝釋”以及“東北《涅槃變》”；道教開元觀的“西廊院天尊殿前《龍虎君》《明眞經變》及西壁”；咸宜觀的“殿外東頭東西二《神》，西頭東西壁”；東塔院的“門屋下內外面楊廷光白畫《鬼神》”；化度寺畫“《本生經變》”。
褚遂良是唐初最爲重要的書法家，但他是在西明寺落成當年去世，故此書當爲初落成之前所書。而歐陽通與其父歐陽詢（557—641）在書法史上並稱爲“大小歐陽”。另外中唐以降著名的書法家柳公權（778—865）也曾經在西明寺中撰寫了《金剛經》的石碑，並且是他最爲得意的作品之一。
這些名書與名畫，就成了點綴西明寺的藝術珍品，並且也提升了其整體藝術品味。
西明寺的改建與設備添置，在此後依然繼續進行，其中比較浩大的工程，比如就有麟德二年（665），皇太子李弘又爲高宗夫婦祈福，而在西明寺之中施鑄了一座一萬斤重的巨大銅鐘。
我們在後面還會提到，這口鐘此後就與此寺休戚與共，見證了西明寺在終唐一代的興衰。
從本節的歷史重構我們可以發現，西明寺爲隋代重臣楊素之故宅，規模巨大。其子楊玄感謀反失敗，此一宅第卽被沒官。唐初，高祖李淵將此隋代故宅賜給了其女萬春公主。而到了唐太宗繼位之後，他又將此宅又轉賜給了他極爲寵愛的四子李泰。這位皇子很快就因爲參與奪嫡失敗，而被流放在外。李泰在失意中去世之後，這座王宅又爲高宗買下。到了公元656年，高宗改立李弘爲皇太子，卽於同年下敕爲這位尙爲幼童的皇太子改建西明寺。這座寺院趕至658年夏天高宗生日前，竣工落成。從這座寺院的前史與興建，我們可以發現它自始至終都與皇權、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此寺的名字與高宗及後來早亡的太子李弘聯在了一起，這也就注定了它在未來數十年，乃至此後數個世紀之中的命運。
在建成之後，西明寺扮演了何種角色，它的宗教職能與其他社會功能在何種程度之上能夠獲得調和這是我們應該首要解決的問題。在此方面，我們一方面應該注意其作爲佛教寺院所天然承載的宗教要求。但除此之外，前文已及，西明寺從其故宅誕生之日起，就與整個隋唐皇族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麽，在這座皇家大寺建成之後，它又如何繼續扮演其在政治場域之中斡旋折衝的角色。所有這些，我們將用四小節來加以展開討論。
貞觀十九年（645）初，玄奘歷經千辛萬苦，回到長安，最先入住的是太宗在貞觀八年（634）爲自己的母親——高祖李淵（566—635，618—626在位）的皇后——太穆皇后竇氏（569—613）追福所建的弘福寺。
此時的弘福寺，可算是整個長安最爲重要的寺院，一時名僧雲集。
也就在同一年，時年五十歲的道宣也被召入弘福寺執掌綴文，參與譯經。
然而僅僅三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二年（648），當時的太子，以後的唐高宗李治（628—683，649—683在位）爲其母文德聖皇后長孫氏（601—636）祈福興建了大慈恩寺。
等到是年十月此寺落成之後，玄奘就充任此寺的首任上座。
是年的十二月，進行了盛大的、同時具有模式轉換意義的僧侶入住儀式。這個儀式，我們也可以在此後西明寺的落成儀式中看到。通過《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之中的記錄，我們得以窺見這個盛況的細節。
該年的十二月戊辰（卽農曆戊申年十二月廿二日，陽曆649年1月10日）唐廷派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600—653）帶領九部樂，
由長安城所轄的以朱雀大街爲分的長安、萬年二縣的縣令各率領縣內的樂隊，長安大寺之中各大寺院列出旗幡幢帳，在長安大街上莊嚴地遊行。
到了次日己巳日（1月11日）凌晨，整個隊伍從皇城西面的中門——安福門出發，
從整個長安的西北出發，迎像送僧前往東南方的晉昌坊的大慈恩寺。整個通衢之上，共有一千五百多乘馬車，帳蓋三百餘重。從宮城之中，共送出了絲織的佛菩薩像二百多軀、金銀像兩軀，以及金縷綾羅幡五百張。所有這些，以及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大量佛經、佛像、舍利等，都從弘福寺中運出來，安置於帳座及車上，緩緩地向新建成的大慈恩寺運去。另外還有五十輛車，坐著卽將住錫於慈恩寺中的高僧大德，而整個京城之中僧眾各執香花，在大街兩旁列隊相送。而文武百官各自帶著親隨的侍衛在兩邊陪從，道旁是九部樂與長安、萬年二縣的縣樂在列隊歡送。而作爲未來的高宗皇帝，這座寺院的功德主李治則率領東宮的兵一千多人充當整個儀式過程之中的勞力。唐太宗自己則率領太子與後宮在安福門樓上手執香爐目送。經像與眾僧至大慈恩寺門前時，太宗勅趙公長孫無忌（594—659）與英公李世勣（594—669）、中書褚遂良（596—658）這三位當朝職銜最高的朝臣親自執香爐引入寺中。將眾僧、經像等引入並安置在殿內，再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完畢以後纔回去。
兩天以後的14日（壬申），將欲度僧。此前的13日（辛未），皇太子與儀仗隊衛從皇宮出來，住到自己的舊宅之中。等到14日清晨，從寺南方列儀仗前來，由百官隨從。拜佛之後與駐寺的五十大德相見，並向他們介紹自己建寺的緣由，說到動情處，酸楚下淚。此後就剃度僧人並觀僧眾用齋，李治還至玄奘的僧房，並賦詩一首。此後纔回到皇宮之中。
從這個極其隆重的儀式，以及整個長安最爲重要的一些僧人皆由弘福寺向慈恩寺的轉移，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整個長安佛教界權力交接正式完成了。
我們也可以在西明寺落成之後看到同樣模式性的轉換。將這個儀式與前面談過的西明寺落成禮相比較就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太多共性：二者都是太子興建或者爲太子興建的，寺院的主角都是目前的儲君與未來理論上的皇帝（卽使是李弘也在死後被追封爲帝）；這兩座寺院都是爲了紀念逝去的母后而立；在寺院落成之時都有規模極其弘巨的儀式；皇帝與所有百官都會參與其中；都有由舊寺向新寺的經像、僧眾的轉移；甚至在細節上都有雷同：比如都是從內廷之中，經由安福門西出，再向南前往新的寺院等等。而且在這個儀式完成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座新建立的寺院就取代舊寺成爲了一座長安新的佛教學術與宗教中心。而在高宗晚期直至武周時期，這座西明寺，也正是承當了整個大唐最爲興盛時代的都城之中最爲重要寺院的角色。它不但成爲了唐王朝鼎盛時期佛教的象徵，更是整個中華帝制時代最爲興盛時期東亞漢傳佛教世界的最中心點！這座寺院因此就不僅承載了整個東亞的佛教文明，更是成爲了大唐各類政教勢力角逐的場域。對這座偉大寺院的研究，可以讓我們見微知著，以此來統攝七世紀東亞觀念世界的一個重要舞臺。
從前文可見，至西明寺落成之日始，整個長安的佛教中心就已經從大慈恩寺轉到了西明寺。這座寺院一直到武后時期，就成了整個長安佛教的原點。
在唐代西明寺歷史之中留下光輝名聲的高僧燦若群星，據一份在此寺落成後約半世紀左右的文獻——僧人懷信（卒年不詳）於700—704間編纂
的《釋門自鏡錄》記載：
明解字昭義。姓姚，吳興武康人也。童幼出家，住西京普光寺。爲性聰敏，少有文藻。琴書丹青，時無與競，頗種三絕。然矜名淺識，滯酒荒情。蓋爲文俠者所知，貞淳者所棄。每見無學問僧，多號之驢子。顯慶五年，天皇大帝造西明寺，搜集龍象以居之。其取一人，令弘福寺靈閏法師詳擇可否。時有僚宰數人，俱來閏所，共薦明解。閏曰：“公等國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舉酒客畫師，以當洪寄？”官等失色流汗，逡巡俯退。
姑且不提此事最後所引出來的神異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西明寺僧人的擇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宜，並且牽涉到了大量朝廷官員的私人引薦。這些具有各種影響力的高僧中絕大多數已然失去了記載，但西明道宣卻是對此寺留下最爲深刻印記的一位，
[3]
他對於此寺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可能是中國古代佛教史上最爲重要的一位——玄奘法師。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卽雖然我們知道玄奘自顯慶三年七月正式駐錫西明寺，有俗傳他是西明寺首任上座，甚至有重要的學者曾指出玄奘曾經作過西明寺的首任住持，
不用說此時的寺院並無住持這一說法，但其實玄奘在西明寺之中並無任何職銜。
玄奘法師旋卽就因爲需要翻譯六百卷的《大般若經》（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大正藏》第220號），而希望搬離因爲過於靠近權力中樞而雜事太多的西明寺。
在西明寺一年多的時間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玄奘一方面因爲年老力衰，一方面又因爲官私應酬太多，“中使朝臣，問慰無絕”
，故其譯經數量銳減。玄奘在西明寺總共一年多的時間中衹譯了三部十五卷經。
[4]
這個數量衹要比較一下他在玉華宮的翻譯情形就能明瞭。顯慶五年（660）正月初一他開始譯《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663）十月爲止譯完了這部六百卷的巨製，但在此期間玄奘還譯出了四十八卷小經論。
也就是說，在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內玄奘譯出了六百四十八卷，卽平均每月譯出十四卷！
正是感覺到了西明寺地理位置靠近朝廷中樞所帶來的擾攘，在西明寺待了一年零三個月後，玄奘於顯慶四年（659）十月離開了西明寺，前往玉華宮，並一直到664年初去世爲止都沒有離開過那裏。
卽使是在玄奘駐錫西明的一年多的不長時間之中，道宣也依然是西明寺最爲重要的僧人。西明寺落成之前，道宣卽已早早被敕召爲西明寺上座，與寺主神泰（活躍於7世紀中後葉）、
維那懷素（624—697）
等人成爲了此寺的僧執。
在中古時期的寺院僧執之中，以上座地位最尊，位列寺主、維那之上。
其實道宣綱維西明，亦與其律師身份有關。中古時期，乃至唐宋之際，僧官皆多從律師中出，此乃規律。
觀乎唐初長安大寺之中的上座選擇，亦爲如此。如前此提到的太宗朝所造弘福寺，首任上座智首（567—635）律師
正是道宣本人的師父；道宣從隋末到唐初都從學智首這位《四分律》大師。
唐初這種律師綱維僧團的習慣形成，以及與智首這位初唐僧界領袖的師承關係，都是道宣得以脫穎而出充任西明首任上座的原因。
在此次任命的三人之中，神泰與道宣都是在貞觀十九年玄奘剛剛回到長安時就進入了弘福寺的玄奘譯場，道宣任綴文，神泰任證義，而齒輩相對較年輕的懷素則也是在玄奘從西域回國後就跟隨他出家。
對於懷素任維那之事，在另外一種文獻之中還有不同的記載。卽在《集古今佛道論衡》之中還記載前面所指出的顯慶三年爲了給唐高宗慶壽以及爲慶祝西明寺落成而在皇宮內舉行的佛道論衡中，因爲慧立（惠立、子立，614—678以後）表現出色，唐高宗特意降旨讓其任西明寺的“都維那”。作爲此次事件參與者的道宣還記載慧立曾經想要推辭，卻最終沒有成功。
從馬上要提到的另外一種碑文中還可以看到另一種記錄；它也曾提到慧立曾任西明維那，故就史料來源的時間先後來看，慧立任都維那要比懷素更早。我們在另外的記載中還發現，慧立在顯慶五年之時，還被唐高宗特意從長安召至東都參與講論，
這也可以看出高宗對他的青眼有加。
在前引蘇頲（670—727）所撰的《唐長安西明寺塔碑》之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時立威儀，行則上首，舉爲左臂者：上座道宣、寺主神察（卒年不詳）、都維那智衍（卒於645年後）、子立（卽前揭惠立、慧立）；傳學：元則（卽玄則，卒於665後）；棲禪靜定持律：道成（卒於685年後）、懷素等人。
首先要注意蘇頲的生活年代要比玄奘與道宣的時代晚數十年。不過，卽使如此，也依然應該重視這份紀錄。這些人中，首先寺主神察是道宣自己也曾經有過紀錄的，
故而他不但曾任西明寺主，而且是在道宣去世之前。這位神察我們在稍後還會提到，他也同樣是玄奘譯經團隊的重要成員。事實上，很多下面要提到的西明寺的重要僧官也都與玄奘譯經團隊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西明寺的學術源流中的重要一個分枝直接上溯到弘福—慈恩譯經團隊。
此處提到的西明寺其他重要僧人，可以稍加考訂如下：
a．智衍，此人在《續高僧傳》卷十五中附於《靈潤傳》之末，靈潤（卒於645年後）爲隋唐際長安重要的僧人，曾在弘福寺建立之初就入寺助譯。但其弟子智衍，則事跡不彰。根據此傳中提到智衍“近住藍田之法池寺”，故懷疑在《續高僧傳》初稿完成的645年左右智衍仍駐錫於此，後纔與很多弘福寺、慈恩寺的高僧一起轉入了西明寺。
b．元則，當爲玄則（“玄”因避諱改爲“元”）。此人在《宋高僧傳》中附於《會隱傳》：
釋會隱（活躍於7世紀中葉），不詳何許人也。……麟德二年（665）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同與西明寺玄則等一十人，於一切經中略出精義玄文三十卷，號《禪林要鈔》。書成奏呈，勅藏秘閣。［會］隱亦嘗預翻譯，玄則頗聞著述，高宗朝，斯爲龍象之最焉。
玄則也是玄奘剛回到長安，進入弘福寺譯經的第一批大德中的一員，當時其所附寺院爲“洛州天宮寺”。
再加上玄奘法師整個翻譯生涯的終結——巨帙《大般若經》之中，總共十六會中的每一會之先，都存有玄則的序，因此，雖然不知玄則與玄奘法師的關係，但說他深受玄奘的影響則是沒有疑問的。從顯慶元年（656）開始，玄奘開譯另外一部大部頭的有部經院哲學巨著——《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Abhidharma Mahāvibhāṣā Śāstra
）。此論直至顯慶四年七月方纔譯完，其譯經團隊之中與這個名單相關的卽有“西明寺沙門慧立綴文，西明寺沙門玄則綴文……西明寺沙門神察執筆”
。
在《宋高僧傳》中提到玄則著述頗多。確實如此，此處提到會隱與玄則所抄的《禪林要鈔》，在《法苑珠林》之中也有記錄以及簡目，
不過，此書已失傳。除此之外，他還另著有《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一部，也同樣佚失不存了。
c．道成，也同樣爲京城長安之中弘揚《四分律》的律師，根據《續高僧傳》之中的記載，則他還曾是懷素本人的師父，故而此處將此二人並列。
總體而言，卽使是西明寺這樣的皇家大寺，在此後數百年中，其僧官記載的文獻往往散佚不存，除了後面還會提到的一些顯要人物之外，在碑刻銘文之中就衹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韋述（卒於757）於725年後所撰寫的《集賢注記》中就記載有一位卒於開元二十五年（737）以前的“西明寺上座智遠律師”。
上面簡單考訂一下西明寺初成之後重要的僧職人員。但對於西明寺歷史產生最爲重大影響的則還是道宣律師（詳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卽6.1］）。
前文已及，自從西明寺建立之後，整個長安實際上最爲重要的寺院已然變成了西明寺；相對而言，慈恩寺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道宣當然也就相應成爲了新的僧界領袖。故而前揭龍朔二年（662）“沙門拜君親”的爭論之中，整個僧團就是在西明寺上座道宣的領導之下，
並且在西明寺之中會商向唐政權的抗爭行動之中，道宣還以個人身份向當時的權貴遊說，以求施加影響。這些旣可以是由於玄奘對於政治的個人好尙所致（他的主要精力還是在於譯經本身），同時也是與整個慈恩寺與西明寺之間權力交接的完成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中，我們再來理解新羅僧西明圓測（613—696）與慈恩窺基之爭就更容易得其背後之意義。圓測過去一般被認爲是玄奘門下的異端叛逆，並且演化出諸多他盜取唯識、因明知識，並且與窺基爭衡的故事。
[5]
就目前其他資料來看，不但圓測本身與玄奘的直接師承關係之說猶有討論之餘地，在他身上的眾多負面故事也多爲後世所誤傳。
然而，卽使是虛構的史料，其背後的歷史背景則仍眞實。就歷史資料留下的線索來看，圓測與義淨相同，在實叉難陀譯《八十華嚴》之時曾經參與其中，
正如前述，《華嚴經》本身具有很強的政治意味。與此同時，他也撰寫了另外一部護國經典——《仁王般若經》的注疏（《大正藏》，33冊）。因此在武后一朝，圓測就特別受尊，甚至到了尊之如佛，談經之時必居其爲首的地步。
早年曾經跟隨玄奘譯經並且問學於玄奘，但後來隨著慈恩寺向西明寺的權力轉移，玄奘慢慢失去了其在當時的政治地位，而圓測與道宣等西明寺僧卻獲得了恩寵。玄奘的地位在唐中宗以後日隆；
另外，西明寺寺學也多受玄奘—窺基一脈之影響。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非常正常的慈恩寺向西明寺的權力交接，以及圓測本人的個人去就，就顯得非常突兀，而圓測本人的個人選擇就成爲了思想上的“背叛”，因此就成了對於玄奘個人遭際深感不平之人的宣洩對象。在這種背景之下來重新理解圓測，我們可能會更加逼近當時的現實，並且也可以從中看出一座寺院的興衰對於其中僧人的影響。
在西明寺大興土木後，唐王朝特意選擇了658年高宗生日前竣工落成。盛大的落成典禮持續了數日，尤其値得注意的是這場由皇帝與所有百官參與其中的重要盛典之中，有從大慈恩寺向西明寺的經像、僧眾轉移儀式。羅列儀仗的遊行隊伍從皇宮出發，皇帝與皇后親自送行。這表明它已經取代大慈恩寺成爲了大唐帝國的佛教學術與宗教中心。落成後，玄奘、道宣等五十位高僧入駐，並由道宣出任上座。這些西明寺的僧人積極參與此時期之內的諸多宗教與政治活動，唯識學派的慈恩系與西明系之爭，也可以從這兩座寺院在高宗朝佛教權力的交接這一政教背景之中加以理解。
正如佛教所言，萬事皆有成住壞空，這座曾經與鼎盛時期的大唐一樣無比輝煌的寺院最終也沈入了幽暗的歷史海底之中。它的命運與整個唐帝國的盛衰休戚與共，一方面可以大時代的變遷爲參照系，來觀察這座捲入唐代宏大歷史畫卷之中的寺院；另一方面，可以從這個微觀的視角，來反觀大唐以及整個東亞政治的變局。西明寺的衰亡，並非衹是一座寺院歷史的終結，與之一同走向末路的，還有整個中古時期的貴族政治與都市佛教。而隨著這座寺院的毁滅，它所佇立數百年的關中平原，也漸漸失去了此前一直處在中華文明核心的顯要位置。此後不僅是佛教，整個關隴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都日益讓位於華東與華南。中華文明的重心，也再次劇烈地向南傾斜，那個屬於黃河文明的過去日益被長江與珠江橫亙的南方文明所掩蓋。中華帝制時期，也就此邁入了近世的門檻。在本節之中，我會分三部分來討論安史之亂以後西明寺與唐代佛教的命運。
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其在佛教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佛教發展的重心在此後逐漸由城市轉向了山林，由精英化加速轉向世俗化；在佛教制度層面上，度僧制度的變化導致了大量平民加入僧人群體，與整個帝國經濟文化的去中心化一致，佛教也加速從關中與關東地區開始向過去的邊緣地帶——江南、河西、四川等地擴散。以上乃就宏觀層面而言，而對於僧人與佛教徒個體而言，安史之亂則是短暫一生中的一次關乎生死的重要事件。整個天寶（742—756）末年，與其他長安大寺一樣，西明寺的僧眾也逃散各地。曇曠因安史之亂而從西明寺逃到了河西，這並非是個例。另外一個例子則是西明寺乘恩（活躍於8世紀中末期）。
面對戰爭，曇曠與乘恩都是西明寺僧人中向邊緣安全地帶逃難的代表。我們大體可以假定，這大槪是面臨巨大災難來襲之時大多數西明寺僧人的選擇。但還是有一些僧人會繼續停留在長安這座佛教中心之中，或者至少是短期逃離之後，沒有像曇曠與乘恩那樣長期逗留在兩京之外，而是很快選擇回到了帝國的兩個政治中心之中，由此參與到了這個在大唐王朝、同時也是整個中國中古歷史之中最爲重要的事件。在此，我想舉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在唐代宗（726—779）（762—779在位）永泰元年（765）任西明寺上座的懷感（活躍於8世紀中後期），
以及在安史之亂以及隨後的戰爭之中，依然留在西明寺的僧眾。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之中看到在唐代走向衰落之時的西明寺及西明寺僧所扮演的角色。唐代宗的父親肅宗（711—762）（756—762在位）在安史亂起時匆匆卽位，在戰亂將平前夕去世。雖然代宗登基次年，安史之亂卽告平息，但河北之地有終唐之世一直難解的藩鎭割據，西方與北方又有強敵壓境。河西地區及以西以後基本就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管轄，代宗卽位次年的廣德元年（763年），吐蕃甚至曾攻下了長安。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來就有佛教信仰的唐代宗就更加乞靈於佛教了。
據《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載：
（永泰元年，765）九月辛卯，太白經天。丁酉，僕固懷恩（？—765）
死於靈州之鳴沙縣。時［僕固］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客將尙品息贊磨、尙悉東贊等寇奉天、醴泉，党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時以星變，羌虜入寇，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
僕固懷恩之亂，乃是因爲代宗廣德元年（763）他奉使送回紇可汗回漠北。但當時的監軍宦官駱奉先（約卒於779年）誤信當時執掌權柄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雲京（713—768）的謠言，向代宗誣告懷恩與回紇私相勾結，懷恩自辯無力，故被逼而反。此後在廣德二年（764）和永泰元年（765）兩次引數十萬吐蕃、回紇大軍進攻長安，遂使唐朝在剛剛平息安史之亂後又遇到了巨大的危機。
從《舊唐書》中的記錄，我們可以發現，篤信佛教的唐代宗從宮廷大內中運出來兩乘輿的《仁王經》，將這些佛經送到長安資聖寺與西明寺之中，並在此二寺中建置百尺高座講經說法。這種以講經來祈福，以求卻敵之效的行爲一直到戰火逼近到京城長安爲止纔停歇。
外典之中的這條記錄也可以得到佛教資料之中的印證。《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一詳細記載了此事的前情與經過，尤其是記載了主譯《仁王經》的不空以及領銜的西明寺僧懷感等參與新譯經典，以及此後的慶祝活動。在本書的第三章，我們根據此重要內典文獻，對西明寺仁王會的盛況作了復原。爲免重複，這裏擇要槪述如次。
永泰元年（765）四月，不空認爲之前所翻譯的《仁王般若經》義理不足，希望能依梵文重譯，獲得批准後至四月十五日重翻完畢，到永泰元年八月八日，大安國寺乘如上書，希望能依經所說置百座，請百法師共講《仁王般若經》。代宗批覆，於八月二十三日在資聖、西明二寺依經儀軌建立仁王法會，因雨延期爲九月一日開啓，至九月十六日結束，西明寺沙門懷感上書感謝皇恩。如上所述，法會期間，僕固懷恩謀反，九月十七日西明寺的百座法師趕赴資聖寺繼續進行仁王法會，平定叛亂後，閏十月二十二日設無遮大會。
此次仁王會開啓之時，主要儀式爲僧俗迎經。迎經動用了大量官屬部門，使得此次盛會不僅是一個佛教儀式，更帶有強烈的國家色彩。在代宗所遭遇的這次空前危機之中，代宗以及諸多朝臣在幾乎絕望之餘方纔寄望於佛教，其中卽以資聖寺與西明寺爲主要寺院空間，而以不空與西明寺懷感、乘如等僧人爲依託。對於這次事件的具體過程的追溯性研究，就有助於更好理解唐帝國在遭遇安史之亂以及隨後空前的政治與軍事危機之際，政治與佛教之間的有效互動。
過去對於代宗一朝宰輔，如前面所提到的元載、王縉與杜鴻漸等的“佞佛”行爲，早在五代時所編纂的《舊唐書》中就有記載，並屢有微詞。
但是，如果能夠回到那個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之中，可能會對當時的奉佛背景有所理解吧。
安史亂後，除了短時間的中興之外，唐帝國大體上走日薄西山的路上。但西明寺在這段時間還是出現了相對的復興。在前節所討論的永泰元年的空前危機之中，其實還有一位參與者，卽當時題名爲“大安國寺上座臨壇大德沙門乘如”的僧人；乘如早在是年（765）八月八日就上書請求按照《仁王經》中的儀軌要求來爲國祈福。他同時也是西明寺的上座，在《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二中收有“《翻經臨壇大德西明安國兩寺上座乘如集》三卷”。
從不空廣德二年（764）的一條記錄中，我們得知此年他的題名還是“東都敬愛寺僧乘如”；
也就是說在永泰元年時，他剛剛從東都來到了長安。從另外一份他給皇帝的上書中結銜“大安國寺上座內外臨壇大德乘如”來看，乘如任大安國寺上座的時間，則至少一直到大曆十一年（776）。在這份上書之中，他懇請皇帝下旨讓全國僧尼誦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爲國祈福。但就其他材料來看，他也同時兼任兩寺的上座之職。
關於乘如，我們在內典之中所得卽如上引，但在外典之中，則另有吉光片羽的留存。在著名的唐代詩人，號稱“詩佛”的王維（699—761）著作集之中，我們就發現有他在734—735年間撰寫的詩歌——《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從這份材料我們可以知道乘如的家庭情況，以及他與詩人王維的交往。
尤其是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份關於乘如的重要碑刻銘文——德宗建中元年（780）二月刻寫的《唐故臨壇大德乘如和尙靈塔銘》：
大師號乘如，姓蕭，梁武帝六代
下缺
皇朝太子洗馬。大師神龍年中，七
下缺
以律藏爲生□□□□□□子
下缺
學□大□長老人算得而知
下缺
故□□□餒實甚。□身有□。時服
下缺
門居臨壇之□卌八年
下缺
恩詔追赴上都。□安□西明寺
下缺
代宗多可其奏。行年八十一。大曆
下缺
巳□夏六十有一。門人哀
下缺
於嵩嶽寺中□□□兄曰時和
下缺
矣。歎曰，大師捨我而下缺秉律大師。□達
下缺
法忍之資。大師
下缺
。
從這份材料之中，我們不但可以證實了乘如姓蕭的事實，而且知道他是來自南方有奉佛傳統的蕭梁皇室。這個家族的成員，進入唐代之後不但繼續保持了高貴的士族身份，而且也依然以奉佛而知名。
大約是在開元二十八年（740）玄宗親自下詔進入長安西明寺，此時距離他與王維這位同樣是出自北方奉佛高門中方外朋友交往後不久。我們大體可以猜測，也正是這種家族關係，與唐代講求門第與家族信仰傳統等多重原因，使他成爲了此一時期皇帝眷顧的對象，并親自下旨召其進京。在此後，通過碑銘材料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又受到了唐代宗的信任，直至大曆年間（766—779），具體去世的年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縮小到大曆十一年（776）至大曆十四年（779）之間。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時間來推導出其出生年代是在696—699之間。
與此約略同時，還有另一位重要的西明寺學問僧圓照（？—799後）。
據《宋高僧傳》的記載，他早年皈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開元年間（713—741）始參與譯經。至“代宗大曆十三年（778），承詔兩街臨壇大德一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所謂新、舊二疏，是指唐相州日光寺法礪的《四分律疏》十卷，此爲舊疏；與師承西太原寺懷素（前西明寺僧）的《開四分律宗記》十卷，此爲新疏。二疏有巨大的矛盾，故需從中加以調解定奪。圓照卽是其中的首倡，此時他所隸籍的寺院爲“保壽寺”，這次的成果卽爲《僉定四分律疏》十卷，此疏一直到唐德宗（742—805，779—805在位）建中元年（780）時纔完成。德宗下令由圓照領銜完成抄寫並進呈皇帝，而圓照以此奠定了他在此時的律宗領袖地位。圓照在中國佛教文獻史上之所以重要，還與他辛勤的著述有關。僅《宋高僧傳》中所收錄的，卽共有二十一種，七十三卷。
圓照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首先就是他所編纂的巨著——《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此錄共收經1258部，五千三百九十卷；比起《開元釋教錄》所收多出了182部，三百四十二卷。西明寺自道宣起，其一切經的收藏與整理就名滿長安，以後遂成系統。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下啓了此後西明寺慧琳的《一切經音義》的編纂。可以說，圓照其實是一位上承道宣、道世，又下啓慧琳的西明寺佛教文獻編纂史上的巨匠。
圓照除了其經錄上的貢獻使我們能夠對於開元年間以後的譯經情況有所瞭解之外，更爲巨大的功勞在於對當時大量僧人與朝廷，也包括與皇室溝通的文獻加以蒐集與整理。比如《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六卷，不僅對研究不空本人意義重大，也對此一時期政教間的互動有著極其直觀的重要意義。
在圓照眾多著述之中，還有一部特別有意義的著作，卽他於795年左右所撰的《悟空入竺記》（又名《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十力經序》等）。
此記的內容爲西行求法僧——章敬寺沙門悟空（俗名車朝奉）西行求法的記行。
悟空於751年隨張韜光（活躍於8世紀中葉）出使罽賓，因病留在中亞的犍陀羅地區，於757年剃度出家，獲法號達摩馱都（法界）。在中亞學習梵語並且遍歷印度聖地，親禮八塔，最後求得梵文經典三部與舍利一枚。在回程路上，他在龜茲蓮華寺與人共譯《十力經》。790年，他回到長安，將佛經與佛舍利獻給唐德宗，安置於章敬寺，並且改號“悟空”，後於812年圓寂。如果不是圓照極爲完整地記錄了此人的信息，他就可能完全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貞元年間非常活躍的西明寺學問僧還有慧琳（737—820）。
慧琳爲西域疏勒國（現新疆喀什）人，本姓裴氏，故其先可能亦是外族。
這種西域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他爲什麽對於譯經、音義等特別感興趣了。
慧琳的傳承來自開元三大士的不空。據載他曾經“爲室灑”，卽不空三藏的侍者，照料他生活起居。他也得以從早年就參與了不空的譯經事業。這種梵語與密教的學術訓練對慧琳影響很大，故而對於音韻訓詁之學特別專精。雖然早年從學於不空，但其題名爲“西明寺僧”。
再加上他的初稿《慧琳音義》就貯藏在西明寺的大藏經之中，故可假定，在不空774年去世之後，他可能就直接轉到了西明寺，並一直在此終老。
今存《慧琳音義》（《大正藏》，第54冊）共一百卷，可謂是中國古代大藏經音義的巓峰之作。全書共收錄了佛典一千三百部，共五千七百餘卷。但是，應該注意此書也與中國古代書籍編纂的體例類似，對前人有所藉鑒。比如共有約三百多種是對《玄應音義》的抄錄。另外，對於當時其他的一些音義類書籍也都有藉鑒與改編。從今存的《慧琳音義》本身來看，也確實反映了作者廣博的內外典知識以及精湛的語言學素養。這大體符合景審對他的評價“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
後文還將提及，西明寺的藏經是唐代長安佛教文化的巨大寶藏，並且對於唐代佛教的演進發生過深遠的影響。慧琳這部《慧琳音義》就是在西明寺之中撰寫完成。其收經的情況，經過與《貞元錄》的《入藏錄》加以比較，則可以發現《慧琳音義》是在後者的基礎上稍加取捨而成。
而這種加以取捨的根據，非常可能就是依據了西明寺一切經的實際情況。此部音義所反應的佛經情形，大體上就反映了中唐時入藏佛經的槪貌。
慧琳所錄數量遠超道宣所錄，是因西明藏的編修並非一時之功，如在貞元十四年（798）圓照就“用恩賜物，奉爲皇帝聖化無窮，太子諸王福延萬葉，文武百官恆居祿位。伏願先師考妣上品往生，法界有情，同沾斯益，手自書寫此新譯經，塡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
。唐宋之際是佛經翻譯活動的活躍時間，此時的一切經與大藏經都處在變動不居的情態之中，因此雖然我們可能相信在理論上《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是很多藏經與佛經音義類編纂的標準，但這種標準也往往衹是一個用以取捨的基礎。而西明寺本身豐富的藏經資料，就爲圓照這種總括性的巨著編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進入九世紀，大唐的國力日漸衰微，武宗（814—846，840—846在位）會昌五年（845）開始毁佛。至少其書面上的緣由，還是佛教對於物質生產的脫離，並且也以夷夏之別來爲自己的行爲提供理論支持。無論如何，這次毁佛對於佛教，尤其是對都市佛教的打擊無比巨大。據《舊唐書》之中的記載，共拆毁全國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五百人，折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土地數千萬頃，收奴婢十五萬人。
其實據日本旅華僧人的記載，則早在會昌二年（842），對於僧尼的還俗令就已經開始了，
至會昌三年，“向前有敕，焚燒內裏佛經，又埋佛菩薩、天王像等”。
同時還禁止在民間非常流行且重要的聖地巡禮活動與在家人向僧尼布施的行爲，這樣就在經濟上斷除了寺院的日常生活來源，
所有這些都是爲五年的最終禁絕作了準備。會昌毁佛後次年（846），武宗駕崩，唐宣宗（810—859，846—859在位）於登基兩個月後就弛禁，並敕令恢復佛寺。但此時雖有所謂“大中之治”的說法，但其實整個朝政已風雨飄搖。繼任的唐懿宗（833—873，859—873在位）篤信佛教。在他的統治期間，佛教得到了一定的恢復。據《宋高僧傳》卷三十《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跡傳》：
咸通三年（863）用賓於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先是唐恆夫（？—881）嘗作鎭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恆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眞身。
整個唐代，法門寺佛指的供養有過很多次，但這次卻成爲了整個大唐最後的一次供養，而這位西明寺的僧人也參與了進來。對於這次供養，正史之中提供了相當詳細的記錄。據載咸通十四年的佛誕日四月初八，佛骨從鳳翔迎到了長安。從開遠門到安福門，兩邊搭滿了彩棚，念佛之音震地。唐懿宗還是與過去一樣，登上前面提到過的安福門，親自迎入內道場供養三日。再出於京城的大寺之中，引起了整個長安城的轟動，唐懿宗爲此還大赦天下。
他可能並不知道，這次佛指也是此後一千多年之中最後一次，要到1981年之後，這些埋藏在地下的秘密纔再次爲人們所知。
懿宗的虔誠，也根本無法輓回大唐帝國的衰亡命運，他的下任唐僖宗李儇（862—888，873—888在位），很快就迎來了最爲迷亂的帝國餘暉。黃巢之亂（875—884）幾乎整個貫穿了僖宗統治時期。帝國前僕後繼的叛亂者四處鋒起，朝廷完全疲於招架，整個國家都處在戰亂之中。尤其是在881年攻入了帝都長安，並大肆殺戮，所謂“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整個唐帝國經此一役，已然病入膏肓。對於這段慘痛的經歷，我們可以以另外一位法號名叫慧則（835—908）的西明寺僧人的遭際來略加說明。
這位慧則，姓糜氏，是南方的吳郡崑山人。很小的時候就受過儒家的啓蒙教育；大中七年（853）到長安西明寺出家。此時正剛剛經歷了武宗毁佛之後不到十年，長安的佛教正在慢慢恢復之中。855年他受具足戒，860年已經開始替知名的法師來覆講，並且獲得了朝廷的僧官封號。到咸通三年（862），佛法大暢，他開講《俱舍論》和其他儒家經典，慢慢獲得僧俗兩界的認可。但廣明元年臘月（881），黃巢攻破了潼關要塞，直抵長安。慧則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二年（882）又逃難至淮南。高駢（821—887）召慧則於法雲寺。講經完畢，他回到了故鄕吳郡。
到了故鄕之後，他繼續南游，到了著名的天台山國清寺掛錫。乾寧元年（894）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錢鏐，852—932）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908）去世。
長安被攻破，西明寺的情況不甚了了。但在《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有以下記載；從中可略窺西明寺在寇亂之後的遭遇：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閴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錘鏨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別寺，見寺鐘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鐘者抱錘鏨，儼然坐於其間，卽已乾枯矣。
西明寺的這口大鐘就是此寺剛剛建成不久的麟德二年（665），由皇太子李弘爲高宗與武則天祈福，而在西明寺之中施鑄的一座重達一萬斤的巨大銅鐘。
但到了末世，整個西明寺的僧人都已經流散了，整個寺院也荒涼無人，故有流民每天帶著工具去敲敲打打，敲下來一塊後，就去賣錢。此事人人皆知，但到了兵荒馬亂的年代，連官府也不再禁止這種偷盜行爲。我們想象一下就彷彿可以聽見那“七珍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偃獸疑驚”的唐代佛教最爲輝煌時代的見證，如今就衹是發出殘破的聲音，一座大鐘的命運也正是西明寺、大唐佛教與整個帝國的殘影。
在整個西明寺都已然荒廢之際，慧則就一路南逃，他先是逃到了長江下游的吳郡，然後依然感到威脅，就進一步進入了江南。在以杭州爲中心的吳越國（893—978），是五代時期佛教的避難所，在北方持續動蕩與改朝換代之際，本地統制者一直給予佛教以一個將近百年的安全棲身之所。慧則的身後，留下了殘破鐘聲回蕩的西明寺；在他的前面，則迎來了中國佛教重心的全面南移。那個屬於長安，以及偉大長安中的寺院的時代已經隨著大唐帝國一起徐徐落幕。而一個屬於南方的，更爲精緻的佛教文化，其帷幕正徐徐拉開。西明寺的鐘聲，也是整個中古舊式大都市佛教的輓鐘。那個開放而絢爛的文明，將被另外一種更爲內斂、自省、實際的現實主義考量所替代；都市轉換成爲山林鄕村，與自耕農經濟相關聯的禪宗崛起的趨勢已然不可阻擋。
中國佛教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玄宗末年安史之亂是整個中古時期具有分水嶺性質的重要事件。戰爭爆發之後，長安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時間內被叛軍及異族佔領。位於長安宮城旁邊的西明寺也備受衝擊，寺僧四處星散。這些倉皇出逃的僧人中，有不少就逃到了相對和平豐饒的河西地區。這些來自西明寺的高僧，就不但將此寺的佛教學術傳統，包括律學、唯識學與因明帶到了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帶，但在僧官制度層面上，他們也對河西地區產生過重大影響。在安史亂後的動蕩時局之中，作爲皇家大寺的西明寺，其僧眾也同樣會開展佛教的護法活動，以期爲風雨飄搖的國運祈福，這座佛教寺院與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就再次得以體現。
在亂後短暫的和平時期中，西明寺的傳統慢慢得以恢復，也湧現出了數位重要的高僧，特別是精於文獻整理的圓照與慧琳，他們繼承了道宣與道世的傳統，並對佛教文獻編纂史做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雖然如此，隨著大唐的日益衰微與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武宗會昌毁佛，西明寺雖然得以幸存，但整個佛教早已衰敗不堪。此後隨著宣宗、懿宗日益乞靈於佛教，長安的寺院稍得恢復，而西明寺僧也參與了此後再未有過的佛指舍利供奉。但隨著黃巢攻陷長安，西明寺也終於隨大唐一起最終走向了滅亡之路。而在晚唐夕照之中，西明寺僧向西南逃逸，也將西明寺的學術傳統帶到了華南。漢傳佛教的重心就再次南傾，南方佛教，尤其是屬於禪宗的時代終於來臨。
唐代佛教是中國佛教本土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就社會學而言，它也是中古時期一個具有分水嶺性質的節點。之所以需要研究西明寺，除了這座寺院本身所能帶給我們的啓發之外，還因爲它旣是整個絲綢之路起點之城（長安）的佛教中心，也是唐代佛教與社會的縮影。衹要槪覽一下西明寺的歷史，就可以大致知道漢傳佛教在傳入中國半個千年之後呈現出怎樣一種形態，以及它在此後又將沿著何種軌跡前行。
簡單回顧一下西明寺的歷史，卽可以發現如下一些重要特徵。作爲皇家大寺，其本身就在歷史上與隋唐政治力量的分合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幾乎在此寺尙未興建之前就已然深藏於其基因之中，這座寺院的原址先是被捲入了隋末的叛亂之中，唐初一位爭儲失勢的皇子又曾托身在此。它最終以一名成功上位的年幼太子的名義擴建成型，並最終採用了“西明”之名，這本身就帶有太多的政治意味。此後的二百餘年，此寺也總是與唐代皇室政治與全國局勢聯繫緊密。隨著皇帝的更替，此寺旋卽不再是長安城最爲重要的“一座寺院”，而成爲眾多大寺之一。當整個王朝陷入危機之時，西明寺的僧人也會主動承擔起利用佛教的神秘力量來拯救大唐的職責，無論是開法會祈福，還是翻譯護國經典，都是西明寺僧人參與政治活動的基本方式。作爲皇家供養的大寺，它本身當然難免依附於某種政治力量，但就西明寺史所呈現的內容來看，則又往往超越於此。
除了折射出唐代政教關係的變遷之外，西明寺的漫長歷史還可以反射出唐代佛教的若干重要特徵及其演進。比如，唐代佛教的密教化，就可以從西明寺僧人譯經的偏好，以及西明寺僧的個人信仰之中得其端倪。衹要翻檢曾駐錫西明寺的兩位著名西行求法譯經僧對於印度的記錄，就可以發現在他們時代印度密教的發展現狀。並且，如果通過這兩位偉大的譯經師，以及此後在西明寺中譯出佛經的內容紀錄來看，也可以發現密教正慢慢在皇家大寺之中蓄勢待發，並成爲盛、中唐以後廣泛滲透到漢傳佛教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徵之一。密教的逐漸興盛，與護國思想的盛行，皆可從西明寺歷史之中找到蛛絲馬跡。而安史之亂，乃至晚唐時期的戰爭與局勢動蕩對於長安佛教的衝擊，如果追索西明寺僧人的歷史記錄，就可以把握大時代的脈動以及這些社會變動對這座長安寺院的影響。對這座佛寺歷史的觀照，也就可以爲宏觀的唐代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一個難得的縱向切面。
[1] 楊素的正史傳記見（唐）魏徵、（唐）令狐德棻撰《隋書》卷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281—92頁。其墓誌曾在三十年前發現，見梁建邦《楊素墓誌的發現與價値》，《渭南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1期，第94—98頁。楊素的英文研究簡介見Victor Cunrui Xio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dieval China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9）, p. 609。
[2] 關於整個西明寺的建立過程，先行研究可參Wang Xiang, Ximing Monastery: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 Saarbrück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5, pp.30-41; Dorothy C. Wong,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pp.10-16。
[3] 對道宣的現代研究，最重要的還是藤善眞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年。在英文世界，最爲系統與集中的研究出自篠原亨一（Kōichi Shinohara）。其相關研究至少有：Kōichi Shinohara,“Dao-Xuan’s Collection of Miracle Stories About ‘ Supernatural Monks’（ Shenseng gantong lu ）: An Analysis of Its Sources,”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3（1990）: 313-359；Kōichi Shinohara, “The Kasaya Robe of the Past Buddha Kasyapa in the Miraculous Instruction Given to the Vinaya Master Daoxuan（596-667）,”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2000）, pp.299-367; Kōichi Shinohara, “The Moment of Death in Daoxuan’s Vinaya Commentary,” in The Buddhist Dead , pp. 105-13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7．篠原的門生陳金華也在其研究中觸及了道宣容易爲人忽視的一個側面，具體見Jinhua Chen,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Meditation Tradition in China: Medita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Daoxuan（596-667）,” T’oung Pao 88，no. Fasc. 4/5（2002）: 332-395.
[4]
玄奘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所譯的經典，據查則有：
至顯慶三年十月譯完了《入阿毗達磨論》二卷。參《開元釋教錄》卷八：“顯慶三年十月八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三日畢”（（唐）智昇撰，富世平點校《開元釋教錄》，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498頁）。此處地點錯誤，時間正確，又參楊廷福《玄奘年譜》，第272頁；
顯慶四年四月譯《不空羂索神呪心經》一卷。參《開元釋教錄》卷八：“《不空羂索神呪心經》一卷……顯慶四年四月十九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沙門大乘光筆受”（第492頁）；
七月至九月譯《法蘊足論》十二卷。參《開元釋教錄》卷八：“《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十二卷。見《內典錄》，大采菽氏造。顯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九月十四日畢，沙門大乘光等筆受”（第496頁）。以上二譯也同樣時間正確，地點錯誤，皆爲在西明寺中所譯。
[5]
圓測本人，毫無疑問是西明寺非常重要的義學僧，也曾廣泛參與到了譯經的事業之中，并且廣泛的著述，其弟子門人也眾多。除了零散的文獻記錄，如圓測本人於永隆元年（680）所撰《佛說造塔功德經記》（［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九百十二《圓測·造塔功德經序》，中華書局，1983年，第9505—9506頁；以及《佛說造塔功德經序》卷一，收於《大正藏》第699號，第16冊，第800下欄第21行—801頁上欄第7行）、佚名於長壽二年（693）撰《佛說寶雨經題記》（《佛說寶雨經》卷二，《大正藏》第660號，第16冊，第292頁中欄第19行）等諸多材料之外，就其歷史生平而言，最具影響力的傳記爲《宋高僧傳》卷四中的《唐京師西明寺圓測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9頁）。其中記錄了不少其負面的事跡，如賄賂門衛偷聽講經，再次盜聽唯識等。另外同書卷四的《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有更爲詳細的有關盜聽的負面記錄：“無何西明寺［圓］測法師亦俊朗之器，於唯識論講場，得計於閽者，賂之以金，潛隱厥形，聽尋聯綴，亦疏通論旨。猶數座方畢，［圓］測於西明寺鳴椎集僧，稱講此論。［窺］基聞之，慚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疏，未達因明。’遂爲講陳那之論，［窺］基大善三支，縱橫立破，述義命章，前無與比。又云：‘請奘師唯爲己講瑜伽論，還被測公同前盜聽先講。’奘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則否。’”（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4頁）關於圓測的生平資料，提供另一敘述的則有新羅崔致遠（858—?）的《故翻經證義大德圓測和尙諱日文》以及宋復（活躍於1115年）所撰《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并序》，見《卍續藏》第1651號，第88冊，第384中欄第12行—385頁上欄第4行。此銘全文，又收於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一百四十六冊，卷三一四五，《宋復·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3—94頁。關於此銘，另可參李慧主編《陝西石刻文獻目錄集存·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第266頁載其著錄情況如下：
原題“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又名“興教寺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宋政和五年（1115）刻。宋復撰文並正書。原在咸寧縣。石高二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三十六行，行二十四字。全文見：清王昶《金石萃編》（民國八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卷一四六、葉九至一〇。著錄見：（清）孫星衍、邢澍編纂《寰宇訪碑錄》（清嘉慶七年朱氏槐廬家熟刻本）卷八、葉二一；武樹善《陝西金石志》（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卷二三、葉一六至一七；宋伯魯等《續修陝西通志稿》（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卷一五七、葉一六至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