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生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卒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享年六十六岁。美成是北宋后期著名文人，尤以词名世，在词史上具有集其大成、承前启后的崇高地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等所载著述，仅存后人辑佚的少量诗歌文赋，传世的主要是单行词集，如宋版陈元龙详注《片玉集》、明朝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片玉词》。

一

周邦彦其人其词，是词学研究的“显学”之一。周邦彦生前，其诗已经开始被评说，如受到苏门文人晁补之、张耒等人的褒扬，其词影响更大。南宋以来词选、笔记都热衷辑录其词，纷纷记录本事与评论。南宋特别是宋末，美成词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如有注释与唱法专书：曹杓《注〈清真词〉》二卷（已佚）、陈元龙《详注周美成片玉集》、杨缵《圈法美成词》（已佚）；有专人专集唱和美成词：杨泽民、方千里和清真词结为《三英集》行世（已佚），陈允平有《西麓继周集》；其词还成为晚宋两种词学专论即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的主要评判对象或重点举证的词人，被推为“下字运意，皆有法度” “负一代词名” 的宗匠。需要说明的是，元人陆辅之的词学专论《词旨》与《乐府指迷》《词源》，同被视为宋朝词学，为方便叙述，以下统归为晚宋词学。

明清时期周清真词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首先是其词作别集的整理校勘。继明毛晋《宋六十名家》刊印《片玉词》、方千里《和〈清真词〉》之后，王鹏运四印斋校刻仿元巾箱本《清真集》、朱孝臧《彊村丛书》校刻毛氏嘉定刻本陈元龙详注《片玉集》，郑文焯校刻毛晋《片玉词》（更名《清真集》），毛晋、王鹏运、朱孝臧的词集序跋，郑文焯的《〈清真词〉校后录要》都对周词版本源流进行了梳理与概述。另外，周词在《天机余锦》《历代诗余》《词综》《宋四家词选》《宋七家词选》等选本中具有重中之重的位置。其次是在词选基础上的评注、序论从理论层面深度阐释清真词。特别是清代从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风气转移之后，周邦彦被提升至宋词四大家之一，并以“还清真之浑化” 作为宋词登峰造极的标志。清代以来，其词在法度方面结束北宋、开创南宋的价值意义成为公共认知。周济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 陈廷焯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 周济谓董晋卿“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 。郑文焯说：“昔人称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吾谓读者亦当不放过清真一字，清真固词中之老杜也。”

近代周邦彦研究中，有荜路蓝缕之功、并且著有扛鼎力作的是王国维（字静安）《清真先生遗事》（简称《遗事》。分为事迹一、著述二、尚论三、年表四），“著述二”中首次为周氏诗文赋等辑佚：“今遗文尚存者，则有《汴都赋》（《宋文鉴》）、《重进汴都赋表》（《挥麈余话》）、《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严陵集》）。遗诗则钱塘丁立中重刻《汴都赋》附录。除录《宋诗纪事》外，尚有补辑。其目为：《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一首、《凤凰台》一首、《仙杏山》一首（出《景定建康志》）、《曝日》一首（出《齐东野语》）、《天赐白》一首（出陈郁《藏一话腴》）、《春帖子》一首（出《合璧事类》）、《春雨》一首（出后村《千家诗》）、《赠常熟贺公叔隐士》一首（出《琴川志》）、《竹城》一首（出《江宁志》）、《投子山》一首、《宿灵仙观》一首、《芝术歌》一首（均出《茅山志》）。而陈元靓《岁时广记》中，尚有《内制》《春帖子》诗二断句，为丁氏所未录。” 王氏在钱塘丁立中辑佚之外，辑《内制》《春帖子》诗二断句。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著述》条序宋版六种，并且对王鹏运、朱孝臧版本考有所驳疑。王氏给予清真的词史定位也拟之于唐朝杜甫：“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陈匪石赞誉美成有开启南宋之功：“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 “若律以读词之眼光，清真包括一切，绝后空前，实奄有南宋各家之长。姜、史、吴、王、张诸人，固皆得清真之一体，自名其家。” 吴世昌也指出：“清真在北宋之末，入南宋之大门也。入清真之门，然后可读白石、梅溪、梦窗、碧山诸家。学得清真之各种手法，然后读南宋诸家皆有来历，无所遁形矣。清真范围广，门户多，长调小令，皆自成楼阁，绝不相似。如游阿房之宫，五步一亭，十步一阁，莫可诘究，他人无此才力也。” 陈思《清真居士年谱》（简称陈思《年谱》）继王国维《遗事》之后，考证方面有重要开拓，但与《遗事》多有分歧，如谱主游荆州的时间与身份，陈氏与王氏观点迥异，后人左袒右袒，论争纷起。

基于周邦彦的崇高地位，除“文革”特殊时期外，现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万川汇聚，成就卓著，略可分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整理、笺释、考证类成果。笺校诗词文赋方面的论著主要有三类。一是罗忼烈先生《周邦彦清真集笺》（简称罗笺），不仅对周邦彦词集进行了笺证，又在丁立中、王国维辑佚基础上，共辑录佚诗34首、佚文12篇，一并加以系年笺注（唐圭璋先生《周清真佚诗补辑》后又补入佚诗8首），首次以编年与词风变化为序，兼为诗文赋编年。二是蒋哲伦先生《周邦彦集》（简称蒋集）是诗词文赋的合编，共计有佚诗42首、断句3，佚文12篇，另有两篇方志所载佚文存目。三是词集校点本。有吴则虞《清真集》，其中《版本考辨》考得宋元本十三种，经眼既多，条序分明，对前述清朝及近代诸家版本考述多有针对性释疑。校注笺释本有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附〈清真事迹新证〉）》（简称孙校《新证》），薛瑞生师的《新证》是继王国维《遗事》、陈思《年谱》之后有重大突破的成果。选注本则有杨铁夫《清真词选笺释》（简称杨笺）、刘斯奋《周邦彦词选》，张斌荣选注《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周邦彦》（宽泛编年41首），孙虹、任翌选注《周邦彦词选》（编年体，简称孙选）。薛瑞生《周邦彦别传：周邦彦生平事迹新证》（简称《周邦彦别传》）是整理笺校基础上的考证专著。另有孙安邦、孙翰钺解评《周邦彦集（附年谱简编）》，谭新红、李烨含编著《周邦彦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编年体，多按孙选编年）。

考证类最为重要的论文有罗忼烈先生《周清真词时地考略》。还有刘永翔先生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净德集》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发现吕陶撰写的周邦彦父亲周原墓志《周居士墓志铭》，并撰写《周邦彦家世发覆》一文，通过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揭除了周邦彦家世的蔽障。马莎《北宋党争与周邦彦外放关系考》《刘昺举周邦彦自代考》等也是考证专文。

源于王国维《遗事》与陈思《年谱》对周邦彦在荆州、入长安时间等观点的分歧，考证类论文中薛瑞生师、笔者与路成文之间出现针锋相对的观点。相关论文有薛瑞生《周邦彦两入长安考》《周邦彦并未“流落十年”考辨》《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孙虹《周邦彦年青时期荆州、长安词考补正》《周邦彦知河中府春秋两入长安及离任归期词考证》《陈思〈清真居士年谱〉庐州、溧水系年词补考——兼论罗忼烈〈周清真词时地考略〉中的“溧水之什”》《周邦彦四过扬州以及曾为睦州地方官词考证》《周邦彦曾居官睦州、并在睦州任上两至越州诗词考证》《周邦彦四过扬州词以及扬州歌妓即岳楚云考证》《琴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周邦彦寄内系列词编年考证》《眉黛不须张敞画　天教入鬓长——周邦彦赠妓系列词考证》《周邦彦与他的三任妻子》《周邦彦在长安的游学与游宦》等论文，与薛瑞生师所作都是在兼及诗词文赋及身世背景基础上的考证。路成文不同观点的相关论文是《周邦彦词〈渡江云〉（晴岚低楚甸）创作时地新释》《人生的炼狱：周邦彦“羁游荆襄”时期经历、创作、心态综考》《周邦彦出任庐州教授考》《清真〈还京乐〉“禁烟近”作年新考》《周邦彦几首寻常妓情词的编年问题》《清真三首“萧娘词”创作时地及相关情事考辨》等。双方论争源于直接史料的缺乏，主要都是以间接材料以及诗词文赋内证考索行谊，不免有见仁见智的偏颇。

以周词文本为基础的阐释性论著主要有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陈匪石《宋词举》、俞平伯《清真词释》、陈洵《海绡说词》、吴世昌《词林新话》等。此类成果大家云集、理论含量高，有力地推进了周邦彦研究的发展。

二、对周邦彦其人其词以及接受进行整体或专题研究的理论专著与论文。有王支洪《清真词研究》、韦金满《周邦彦词研究》、钱鸿瑛《周邦彦研究（附年表）》、刘扬忠《周邦彦传论》（学术论文集中附《周邦彦佚文佚诗浅议》），刘扬忠另有《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及其特征》（《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白敦仁编《周邦彦词赏析集》、论文《周邦彦及其〈清真词〉》，杨晋绮《〈清真集〉文体风格暨词汇风格之研究——以构词法为基本架构之词汇研究》（《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8辑第15、16册），陈福升《繁华与落寞：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范晖《清真词创作简论》。周邦彦研究还呈现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趋势。如有诗学审美研究：孙虹《周邦彦词与宋诗审美取向的合流》，申慧娟《论周邦彦词的櫽括及其与江西诗派创作理论之关系》，杨世宇《周邦彦“清真体”美学风貌探析》，曹旭、陆路《王国维视域中的周邦彦词》，任竞泽《论“江西派”文学思想对周邦彦词创作的影响》，徐安琪《“清真”的美学追求》。有传播接受及经典化研究：吴熊和《十大词人·负一代词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十大”系列丛刊），夏志颖《论“词圣”》，李芸华《周邦彦词接受史新论》，梅向东《一个经典的词学批评个案——王国维评周邦彦词之复杂变化及其意义》，谢永芳《接受者层级的分化与宋词经典化的反差——以周邦彦词自北宋以来的接受为例》，黄桂凤《论周邦彦对杜诗的接受》，余意《周邦彦之“词中老杜”与常州词学》，刘尊明、田智会《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孙克强、张海涛《清真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等。十数篇硕博论文对周词接受、经典化、阐释史研究也可以归于此类。还有格律、风格、分类研究：龙建国《大晟府创制新调考论》、彭国忠《大晟词派质疑》、路成文《论周邦彦的咏物词》、陶文鹏《巧用借代　以简驭繁》。有以哲学与政治为视野的研究：张振谦《周邦彦与道家道教》，李世忠、段琼慧《党争视域下的周邦彦及其词之政治抒情》。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第八章《周邦彦：染织的绮语》以及论文《细读清真》等，看似艺术随笔，实际上有哲学层面的思考。还有不少针对词学名家评价周邦彦的论说。重要论文如彭玉平《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钱鸿瑛《评刘永济〈微睇室说词〉》，孙维城《陈廷焯的宋词发展演变史观：兼论〈白雨斋词话〉的史论结合》等。其中彭玉平的观点极具实证意义与理论深度。将周邦彦与柳永、秦观、姜夔等词人进行比较的论文也有很多，较有理论色彩的论文有房日晰《周邦彦与姜夔词比较论》等。谢桃坊先生《宋词辨》一书中有两个专题：“北宋文化低潮时期的周邦彦词”“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推陈出新的程度也很高。这一研究领域甚至出现吴俣阳《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周邦彦词传》之类的诗性散文。

迄今为止，周邦彦研究是多维的，并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此同时，周美成在晚宋词学视域中，虽然是词坛巨擘，但已经是充满争议的词人，孙华娟《二十世纪关于周邦彦词的论争》综述了这一现象，这种论争至今仍在延续，但研究中的论辨本来就是驳难论证、整合集成、自立一家之言的前提。目前，在更为宏通的视野下整合汇聚现有成果，更为深入地探讨周清真获得两宋词史上结北开南地位的时机已经成熟。本书希望因势而起，尝试在问题意识统摄下，进一步考察周邦彦生平事迹史料及现存诗词文赋，结合宋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江西诗学的研究，把周邦彦其人其词、思想倾向、创作风格、词史地位、传播接受等加以整合升华，使发掘出的创作者个人及相关资料服务于更高层次的批评理论，探究这一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周词论争之内在动因，努力使这一研究成为视野更加多维、开阔、立体，能够直探本质要义的创新成果。

二

本书分为六个章节，另有《主要参考书目》附后。从六个不同的向度，试图辨明郑文焯、王国维等人把周邦彦拟于“词中老杜”，是否德位相配，是否畸重畸轻等问题。

第一章“周邦彦词传及词作编年”。此部分以美成的全部词作为主体，结合辑佚的诗文赋与相关史料外证，抽绎出其生平轨迹的线索；结合周邦彦行谊与创作，又分为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中晚年时期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指熙宁三年（1070）十五岁至元丰二年（1079）二十四岁，这是词人游学时期（其间曾居家丁父忧）。此阶段以家乡钱塘（今浙江杭州）为中心，足迹曾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宋属江陵府）、长安（今陕西西安）等地，以及钱塘至荆州、荆州至长安沿途地区。青壮年时期指元丰三年（1080）二十五岁至大观四年（1110）五十五岁，在此阶段，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及外任地已然成为美成展现文学才华的精彩舞台，他自扬州、天长入汴京太学、为庐州教授、知溧水、任睦州辖县等，创作出大量词韵清蔚的作品。中晚年时期指政和元年（1111）五十六岁至宣和三年（1121）六十六岁，除短期任京朝官外，主要官职是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古称蒲州）、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明州（今浙江宁波）、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地，旅死于赴任处州（今浙江丽水）途中。最后在扬州写下绝笔词《瑞鹤仙》（悄郊原带郭）。此章在对周邦彦生平有基本考述的前提下，对随文引用的周邦彦词作进行了编年。因为本书叙述是在总成其行谊与编年的基础上进行，可以尽可能弥合此前（包括笔者的相关研究）考证不够严谨之处，编年趋于细致准确，而美成生平行谊与词作编年是周词思想发展特别是艺术创作进程的有机组成与前提条件，本章最后以《周邦彦编年词一览表》（表1）予以直观呈现。通过此表，可以获得对周邦彦生平事迹整体明晰的印象，并对本章正文限于谋篇布局未能充分展开的相关时地活动有全面认知。此部分虽然尽量做到持论有据，但因词作内证多于史料外证，故而仅能以“词传”作为章节标目。但本章的词作编年，在之后章节分析中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并反过来证实“词传”的基本可信度。

第二章“宋元时期周邦彦词集的整理传播与文学评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现象背后透视出的是“历史现场”的文献复原与文学思潮、特别是诗学理论对词体创作与评价的影响以及词体独特性的自我完善。可以从两点加以论证。首先，周美成是宋椠词集存留较多的词人之一，他的词集版本虽然经由明代毛晋，晚清、近代王鹏运、朱孝臧、王国维，现代吴则虞诸位大家的考证，但其中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疑窦。本章转换视角，主要通过宋人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位词人的和词别集与当时有记载的宋版周词别集进行追根溯源，形成了四个表格：方千里、杨泽民二家和词与宋人陈元龙详注《片玉集》对照表（表2），陈允平《西麓继周集》与明朝毛晋辑《片玉词》对照表（表3），宋代十七家和韵词概览表（表4），宋朝《强焕溧水官本》《清真词》《清真诗余》还原表（表5）。通过对照，从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存世的和词可以得到周词宋椠轨迹概貌；因而在周词版本方面得出了与毛晋、王鹏运、朱孝臧、王国维、吴则虞迥然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因此，方、杨、陈三家和词不仅呈现出周词在当朝腾喧一时的传播景观，也是反推美成词集版本的重要参照。其次，通过周邦彦诗文集与词集序跋以及时人评价，已经明显看到词体与江西诗学的交互作用：其文是“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 ，其诗是“自经史中流出” ，其词则“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 。所以，周邦彦的文学特别是词体创作，是华夏文化历进千年演进之后，臻于造极时酝酿出的精神花朵，是北宋文学思潮特别是宋诗创作理念强力渗透的结果，这一点也从宋人注宋诗的现象辐射到宋人注释著名词人词集（如苏轼词、周邦彦词）足以得到印证。清真词集更是经历了从曹杓简注到陈元龙详注的发展（其间或者还有沈义父所说的《周词集解》），反映出宋人对清真词的持续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词在北宋多能合乐而歌，周词被认为是北宋后期大晟雅乐（亦有民间音乐渗入的“新声”）的载体，而杨缵、张镃是南宋中晚期两大音乐流派的代表人物，杨缵《圈法美成词》虽然涉及对大晟乐唱法的修正，但毕竟是针对个人词集唱法的首次著述，反映出当时词体尚未与音乐完全分离的原生状态。

第三章“多维聚焦中不迨杜甫的周词思想意趣”。本章试图解决学术界对美成词推崇过高、同时又多质疑之声的问题。代表性的观点，如钱基博先生说：“其实密而不闳，美而未深，铺叙有余，深秀不足；工于造语，而未融于造境；浑于入律，而不遒于运笔；谐于歌讽，而不耐于味咏；不知何以推崇之过也。” 谢桃坊先生说：“周词自身存在着高度艺术技巧与思想平庸、格调低下的深刻矛盾，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这有待我们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较为公允的论断。” 针对研究周邦彦一直存在的过度褒扬或贬抑的现象，本章主要例举苏轼、秦观、姜夔、史达祖的词作，兼及王安石、贺铸、晏几道、高观国、吴文英等词人的作品，在不同维度的比较中，尽量客观地评述其词思想意趣与北宋前中期特别是苏门词人相比明显弱化的事实。第一节“党争中心与边缘的抒写歧异”，阐述苏轼及门人身处新旧党争漩涡中心，而周邦彦看似与新党有关，实则因为其胸襟发生了从“大我”内转为“小我”的变化而产生精神苦闷。本节通过“从弘毅人格到名利倦客”“从词心到词才的悲感构成”“怀古咏史议论煌煌”，阐释周词内容确实没有脱离传统“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的“常人之境” 。《词源》所谓“惜乎意趣却不高远，致乏出奇之语” ，《人间词话》所谓“创意之才少” ，都是对周词思想内容不免慊然。但美成怀古词，却表现出关注现实的情怀。第二节“虚拟艳迹与实录情史的传疑传信”。分为香草美人寓意浸成、情感“本事”重新定义两个方面。周邦彦笔下的美人花草，虽然无意求寄托，但因其承载了身世之感，与当时词坛思想意趣有与诗同体的趋势相较，在题旨弱化的同时，又凭借物我两化的处理方式，笔下人情物态仍然是寓有寄托的载体。他笔下的艳情大多不再是普泛意义上虚构的理想爱情，而是与妻妾歌妓之间有案可稽的情感“记实”。北宋应歌之作因之不再借助题序却同样具有了与赠予对象平等对话、表达自我诉求的功能。南渡之后，周邦彦怀古词虽然是姜夔、史达祖的直接源头，但靖康之难的创伤记忆，使词体畛域再次开阔，姜词的黍离之悲与史词的复国志向使词中意趣较周词更为高远而得到后世效仿。

第四章“‘词中老杜’开先集成的词学法度与审美规范”。本章主要从学理方面系统阐释周词在时代际会中建立词学法度、审美规范以及与江西派诗学理论、创作实践的关系，在前人“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的理论框架下，阐述美成词建立规范的价值。第一节“从破体到辨体的词法建立”。主要叙述词之破体被严格控制在以词为本的范围内，同时，江西诗法谨于布置与夺胎换骨的理论对词法产生影响，盛行一时的读书风气也使词体产生诗化之“蝶变”，由此建立的词学法度，成为后世为词者的创作圭臬。第二节“与诗合流的审美取向”。夏承焘先生认为姜夔“以江西诗瘦硬之笔救周邦彦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诗的绵邈风神救苏辛派粗犷的流弊。” 这是对《词源》肇端的周词审美取向的认知偏差，实际上，张炎是说周词“于软媚中有气魄” ，是称赞其内蕴的雄浑刚健之气。本节主要从平铺直叙到章法拗硬、骈散别行到整饬拗涩、音律谐婉到乐声拗怒三个方面描述清真词接受诗体生新瘦劲美学特质的新风范，这是以词为体、以诗为用的审美规范，诗思与词质得到了辩证统一；这种软媚中的雄健气魄是在革新层次上对苏轼、黄庭坚等人以诗为词的扬弃，也开启了姜夔、史达祖词体兼容诗质的可能性。

第五章“‘词中老杜’艺术风格创新与浑成范型的哲学意义”。第一节“晚宋词学视野中的周词艺术风格创新”，晚宋词学专论《乐府指迷》《词源》观点和而不同，但仍然可以从中梳理出周词风格最为鲜明的创新特点。沈义父等人总结出的论词四标准，是清真在此畛界限域之内，卓然有以自立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在张炎词学理论框架中，可以看到周词在布局、章法上成为北宋本制范式。第二节“周词浑成范型的形上之道”，分为洛学“性情”与蜀学“情性”，潜气内转与顿挫断续两个方面。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体大思深的哲学体系。程颢、程颐在邵雍、周敦颐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洛学”是其主流，“性情说”是理论核心；以苏门文人为代表的“蜀学”虽然被道学家视为异端，但其与“洛学”异趋的“情性说”对词体缘情的影响尤为深刻，也是对美成艺术手法中的潜气内转、顿挫断续进行哲学阐释的基础。对于美成词与宋代哲学思潮同流共进——浑成范型的形而上阐释，不仅是技进乎道的提升，更为美成“词中老杜”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本节中，还首次尝试以西方艺术符号学（包括“有意味的形式”）对情感形式的唯美与臻善进行探讨，使“西学”成为阐释美成词哲学意义的“他山之石”。浑然天成是南宋词难以企及的浑涵高境，也是两宋范型显而易见的美学分野；而北宋范型中的“浑成”同时也是杜甫诗歌的最为本质的特点之一，这或许触及到了词学界对美成“词中老杜”地位的质疑“盲点”。

第六章“‘词中老杜’的词史定位与清代词学范型理论的现代转型”。第一节“由南追北经典嬗变的历史向度”。清朝周济建立“清真，集大成者也。……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的词史谱系，并规定了追溯途径：“先之以碧山”“继之于梦窗”“进之以稼轩” ，前引陈廷焯又有所谓“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沿着这一由南追北经典嬗变的时间向度，分为开启姜史清空警迈、导路王吴隐微寄兴、后之为词难出范围三个层次，阐述周邦彦作为北宋后期词人，处于“结北开南”的特殊时间节点，其影响通过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由南追北的路径得以实现，而周密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所选数量可观的南宋名篇与陆辅之《词旨》对南宋词大量选句的高度重合，呈现的正是美成词艺术影响的“集体景观”。其中吴梦窗被认为是美成在南宋的嫡传，此部分阐述了梦窗在合乎论词四标准、潜气内转的创作实践中，对美成词的因革。第二节“清代以来两宋词学范型的理论建构与现代转型”。分为南宋范型密隐沉细、西学东渐及国学回归三层。前者条分缕析周济提出北宋“就景叙情”、南宋“即事叙景”等论点，究其本质，这正是两种不同范型，各反映在统一的哲学思潮笼罩下，受到“气本体”与“心即理”不同影响所形成的范型类别。后两层主要考察王国维《人间词话》及《清真先生遗事》，通过前者对两宋词态度的鲜明对比，揭橥静安先生所受到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元素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主客关系的论述，烙下的印迹尤为深刻。后者则是静安先生回归国学的标志成果，在辑佚、辨异、考证等方面可称开风气之先，更加值得珍视的是，还能在常州词派“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的理论大纛之下，首次在诗词发展的纵横比较中，从理论高度确立了美成“词中老杜”的地位。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独到之处是尝试集成前人研究之大成，以周邦彦及其创作这一艺术个案为切入点进行两宋词学词风的发展流变研究、词体与其他文体（特别是诗歌）、哲学思潮的关系研究，并进一步涉及到清朝及近代阐释传统经典过程中的理论建构、治词方法的现代转型。独创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全面推新周邦彦生平事迹为基础，对周邦彦185首词作中的147首词进行了编年。其中青少年时期的荆州词、长安词、金陵词，赠扬州歌妓岳楚云词，青壮年时期的睦州词，中晚年时期河中府词，扬州绝笔词等一系列考证，都由本人首次提出。在生平事迹框架中，对周词思想内容、艺术创新、词史地位的批评也更趋客观并且切中肯綮。

其二，转换视角，利用宋朝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和词等一手文献，参之以黄升《花庵词选》以及所见宋人对周词的唱和，在前人版本考辨的基础上，辨析其阙漏，通过四个表格对照，驭繁就简，推论出美成宋椠版本源流：周词看似版本繁杂，实际上皆出二源：一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二是严州版不分卷本《清真诗余》，其余皆可各归于此两祖本。新考出杨泽民与方千里的和词、陈元龙详注《片玉集》出自前者；陈允平和词、强焕序溧水淳熙官本、明朝毛晋《片玉词》同出后者。

其三，宋朝周词“本事”流传最多，正所谓“人间异事皆附苏秦，海内奇言尽归方朔” 。笔者首次区分为“无稽本事”与“实有本事”两类。通过甄别分辨“无稽本事”，结论是此类“本事”多为以疑传疑，但在流传过程中扩大了词作影响，并且也可以作为引导理解的“另类阐释”。“实有本事”在北宋中后期就通过词人题序、友人纪实的“碎片式”记载得到保存，却反而没有作为“本事”流传，本书求得了正解。之所以有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词至周邦彦（包括之后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其社会及文学地位尚未获得足够的肯定，还不够资格广泛传为风流韵事，他们也不似以诗为词一派以题序彰显本事。后世通过比对词作内证而考证出的情史艳迹也就是所谓“实有本事”。如本书中周邦彦的寄内词、赠妓词，白石的“合肥情缘”（夏承焘考证）、梦窗苏杭姬妾（夏承焘、杨铁夫考证）都属同类。这些词作是美成艳色生香感情生活的重要构成，较之前此作为泛义的情词解释，反而更能准确映现出词人的身世之感。

其四，在宏通的文学视野中，以李清照《词论》、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词学理论为主体，以宋朝文学思潮特别是江西诗学理论为参照，探讨周邦彦词在词学法度、审美规范、风格创新、艺术影响诸方面如何建立起作为“词中老杜”结北开南词史地位的内在原因；进而阐述了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特别是杜甫、黄庭坚的诗歌以及苏轼、秦观的词作对美成的影响，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周美成以词为体、以诗为用的创作实践，以诗性“内核”汰弃柳欹花亸式“软媚”而成为“有气魄”作品，从而对南宋词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其五，首次运用宋朝哲学思潮中的洛学、蜀学中的相关范畴观照美成词的形而上意义，并且在宋朝理学与西方艺术符号学（包括“有意味的形式”）交叉视野中探索美成词形式因素的唯美与臻善。又通过王国维《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两种文本的对比，考察了静安先生从去西方化（主要是叔本华哲学）到回归传统国学（包括本土哲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美成人品与词品评价的巨大差异，从学理上说明“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是根植于传统哲学、美学、文学批评以及治词方法得出的客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