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711年9月25日），正当年近花甲的老皇帝康熙远赴京师以北四百多里的木兰围场，举行极为盛大壮观的秋狝活动的时候，在北京紫禁城东北方向康熙皇帝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府邸里，20岁的格格钮祜禄氏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时，婴儿的父亲胤禛由贝勒晋封为亲王还不到两年。而且，在这个婴儿出生之前，胤禛已经先后生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胤禛元妃乌拉纳喇氏所生的弘晖，侧妃李氏所生的弘昐、弘昀和弘时。虽然弘昐、弘晖和弘昀都在这个婴儿出生之前便已夭折，从而使得这个新生婴儿在兄弟排行上（序齿行次）升居第四，并在实际上成为胤禛第二子，但是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邸中，这个新生婴儿除了由管理宗室事务的宗人府循例起名“弘历”之外，并没有引起全府上下人等的特别的重视。包括弘历的父母在内的全府人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婴儿日后竟登九五之尊。至于这个婴儿的祖父康熙皇帝，由于孙辈众多，兼之以日理万机，在很长时间中，对于这个日后临御天下六十多年、文治武功并不在自己之下的嫡亲孙子，恐怕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康熙帝晚年朝服像
康熙五十八年，九岁的弘历和他的同龄弟弟弘昼一起在雍亲王府内入学读书。
启蒙塾师是翰林院庶吉士福敏。这个年龄始入学读书，不用说是皇家子弟，即使对一般殷实人家的子弟而言，已不为早。其父胤禛很可能当时正忙于皇室内部争夺储位的斗争，忽视了孩子们的早期教育。
在弘历的童年生活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的关系。康熙末年，嫡亲孙子百余人。他们大都随父居住于藩邸，所以和康熙皇帝见面的机会极少。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年幼的弘历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宠爱，并单独随其居住达半年之久。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在康熙皇帝六十九岁生辰即将到来之际，康熙皇帝应皇四子胤禛之请，四天之中连续两次临幸圆明园赏花，并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这个孙子。眼见弘历十分聪颖可爱，便答应将其携至宫中养育。一个多月后，康熙皇帝巡幸塞外，携其同行。至避暑山庄后，弘历和康熙皇帝一起居住于万壑松风。在此期间，祖孙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相互间的感情也日益增进。老皇帝进膳时，总是忘不了拣几样孩子们爱吃的菜肴、点心赏给弘历；老皇帝读书时，看到弘历在旁边玩耍，有时把他叫到跟前，教他几个字或让他背诵学过的书籍中的一些段落；若是老皇帝聚精会神地批阅奏章或接见臣下时，弘历则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非常懂事地侍立在祖父身后。逢到练习射箭的日子，轮到弘历射靶时，看到他非常认真地拉开弓，一下子射中靶心，老皇帝又不由地捋着长长的胡子，露出了笑容。闲暇时，祖孙俩有时漫步月下，“凡三十六景之地，无不周览”。
有时，祖孙俩又饶有兴致地来到湖边钓鱼，钓到鱼后，老皇帝则命弘历挑出几条送给近在咫尺的狮子园里的胤禛夫妇。夏天刚过，康熙皇帝又携弘历自避暑山庄启行秋狝木兰。初入围场，康熙皇帝便用虎枪射倒一只大熊。康熙皇帝以为熊已被打死，便让御前侍卫领着弘历到距熊更近一些的地方去射上一箭，以便侍卫教他狩猎的方法。岂料弘历刚刚爬上马背，那只大熊竟忽地从地上站起，发疯似地朝弘历扑来。见此险状，侍卫们一时都慌了手脚。多亏在后面的老皇帝眼疾手快，端起虎枪向大熊又射一枪，才使弘历脱险。打猎归来后，康熙皇帝心有余悸地对家人说，这个孩子命真够大的，差点儿让熊把他吃掉。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凡是围猎的日子，为了怕出乱子，康熙皇帝总是禁止弘历参加而只允许他在帐外不远的地方向允禄、允禧两个小叔叔学习骑马和使用火器。然而，刚刚见过千军万马围猎野兽惊险而又欢快场面的弘历却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常常跪在老皇帝面前要求参加围猎。眼见着弘历那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犟劲儿，康熙皇帝打心眼里高兴并更加喜欢这个孩子。
弘历猎鹿图 （清）佚名绘
半年的塞外避暑和巡幸生活转瞬即逝。这年九月底，康熙皇帝携带弘历回到了北京。一个多月后，年迈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弘历永远失去了自己可爱的祖父，但是初游塞外的各种经历和祖父对自己的爱怜，却在弘历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五十多年后，在他本人已须眉斑白、孙曾绕膝之时，对于童年时期的这些往事，他还历历如昨。为了感念祖父对自己的爱怜，他除了在圆明园建纪恩堂“纪受恩之自”外，还在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也建了一处纪恩堂，“纪受恩之迹”，
以表示他对自己祖父最深切的怀念。
康熙皇帝对弘历的关怀和爱怜，最初只是祖孙之间感情的自然流露，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深意。但在康熙晚年因为争夺储位而造成的康熙皇帝和诸皇子之间互相猜忌、隔阂极深的情况下，弘历受到乃祖宠爱却对缓和康熙皇帝与胤禛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不但为此后不久胤禛继承皇位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而且对于日后弘历被内定为雍正皇帝的储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兄弟间长期的较量，在康熙皇帝去世之后，弘历的父亲胤禛当上了皇帝。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弘历在皇室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一个普通的皇孙一下子变成了全国的储君。
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昔日竞争储位的政敌——允禩、允祉、允禵、允禟等手足同胞，先后大打出手。由于失去了康熙皇帝的庇护，那些昔日竞争储位的对手，几乎都是毫无反抗地延颈就戮。这样，不长时间，雍正皇帝即将政敌清除殆尽，他的帝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对政敌大打出手的同时，有鉴于康熙朝建储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皇室内部互相争斗的情况，雍正皇帝还对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做出了秘密建储的重要决定。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在他即位九个月后，雍正皇帝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至乾清宫，宣布了这一决定。按照这一规定，由他将储君名单装入密封锦匣之内，当着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之面将匣“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
直到他死之后，才允许臣下开拆。尔后，又另书与之内容相同的密旨一道存放圆明园，以为异日勘对之资。在他看来，这一决定对全国臣民而言，解除了因储位空缺而产生的危机感；对储君而言，因为并不知道自己是内定储君，当然也就不会因此而骄横不法，更谈不上敢和皇帝争权；对诸皇子而言，一不知道自己是否储君，二不知道储君是谁，想要对其进行攻讦也无的可发；对宗室重臣而言，因为不知谁是储君，也就无法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而通过这一决定，皇帝本人在生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处理各种国家政务，死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旨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这是雍正皇帝对清朝建立以来的建储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而在这次改革中，雍正皇帝内定的储君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
虽然雍正皇帝在继位时已有弘时、弘历、弘昼、福惠四个儿子，但是弘历被雍正皇帝内定为继嗣，在当时却仍属必然之势。一是因为弘历随同康熙皇帝居住半载并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对康熙皇帝和胤禛之间关系的缓和起过一定的作用。自己的儿子受到康熙皇帝宠爱，多少年后，都将是自己继位合法的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二是弘历既聪颖又大胆，在非常注重骑射的满族统治者看来，弘历具备了储君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三是因为弘历母家出身满洲，并且是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后。虽然至康雍之际，由于家道中落，弘历的外祖父凌柱仅任四品典仪，职位并不显赫，但是凭借血缘上的联系，却可以使弘历日后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得到满洲旧臣的支持，有利于统治的巩固。除弘历母家出身满洲外，弘时母家李氏、弘昼母家耿氏、福惠母家年氏都是汉姓。其中，李氏、耿氏极有可能还是内府三旗汉人。在统治集团核心都是满人的情况下，将她们所生之子立为储君，日后很容易被满洲权贵所轻视。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朝臣中就纷纷传说，康熙皇帝病重时曾指定胤禛继位，并说过胤禛的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而且还传到了朝鲜使臣金演的耳中。尽管其中康熙皇帝指定胤禛继位一事可能是事后编造，但是在雍正皇帝建储之前半年多的时候，满洲贵族中就传出了雍正皇帝将立弘历为皇太子的预言，则正反映了他们的普遍要求。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虽然反对他们对立储一事进行干预，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些要求，却是不能不加考虑的。
通过对秘密建储后的一些史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秘密建储制度实行之初，仅对储君的权力有所限制，并没有像雍正皇帝所预期的那样从根本上杜绝皇室内部争夺储位的斗争。尽管雍正皇帝郑重其事地宣布储位密建，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密旨的内容，但是接近皇帝的大臣和皇帝的几个妃嫔、儿子仍可以从雍正皇帝的言谈和行为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亲疏好恶倾向，对为数有限的几个皇子的各方面的条件进行比较，八九不离十地估计出谁是雍正皇帝的内定储君。仅以秘密建储后成年皇子们所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而言，据《清世宗实录》所载，雍正在位十三年中，雍正皇帝派遣弘历参加各种礼仪活动的次数即达二十次之多，其内容遍及祭祀康熙皇帝和孝恭仁皇后的景陵（六次）、祭奉先殿（一次）、享太庙（四次）、祭孔（一次）、祭太岁之神（两次）、夏至祭天地（两次）、祭大社大稷（一次）、祭关圣帝君（一次）、视大臣疾及死后往奠茶酒（两次）等许多方面；与此同时，派遣弘昼参加各种礼仪活动仅有七次，即祭大社大稷四次、祭孔庙两次和祭都城隍庙一次，数量和活动内容都大大少于弘历，而且还都是在雍正八年十一月其成人之后。更为可怪的是，年龄比弘历、弘昼都大的弘时竟一次也没有。这种情况，后人根据资料统计尚可看出，时人尤其是当事的几个皇子对此感受必更为深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雍正皇帝的第三子弘时为谋夺储位而和雍正皇帝进行的一场斗争。
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由于两个兄长相继夭折，遂在雍正诸子中排行居长。其生母李氏，至迟在康熙三十三年时便已进入胤禛府邸。胤禛封王后，晋为侧妃，仅次于元妃乌拉纳喇氏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封后妃，李氏又晋封为齐妃。在这次宫中权力再分配中，年羹尧的妹妹年氏越过李氏封为贵妃，原居其下的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则和李氏一样晋封为熹妃。相比之下，李氏地位相对下降。所以如此，一是年老色衰，二是出身汉姓。她在雍正皇帝妃嫔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影响了弘时在兄弟中的地位。因此，雍正元年春，雍正皇帝选人教授诸皇子读书时，弘时虽也和弘历、弘昼一起进学读书，
但是在一些礼仪活动中，雍正皇帝却隔过弘时而连续命弘历参加，这无异是对弘时的歧视。对此，弘时一定非常不满并在雍正皇帝面前有所流露。雍正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而对之“特加严惩”，革除宗籍，圈禁至死。
在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在打击昔日与之争夺储位的阿其那、塞思黑等人时，才极其严厉地将其本人及其子孙革除宗籍。这次，雍正皇帝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也照此办理，这就说明，弘时的罪行显然不像乾隆皇帝后来所说的仅仅是一般的“性情放纵，行事不谨”，
而是和康熙末年诸皇子谋夺储位斗争性质一样的政治斗争。对于这场父子骨肉之间的斗争，大约是怕政敌幸灾乐祸之故，雍正皇帝一直未曾公布，各种官修史书也很少记载，以致我们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但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四年九月弘时二十三岁上，雍正皇帝曾召皇子、诸王、大学士、学士、各部院寺堂官、詹事府、翰林院、科道及文武大臣之能诗者九十四人至乾清宫赋柏梁体诗，在与会诸皇子中仅有弘历、弘昼二人之名而无弘时。这说明，在雍正四年秋天之前，这场斗争已经发生，弘时也在此后不久死去。
直到弘历即位之后，念及往日兄弟之谊，才将他的名字重新收入玉牒。弘时之母齐妃，也因其子被圈禁之故而独居深宫，一直到乾隆二年四月六十岁左右的时候，才默默无闻地死去。
在雍正皇帝内定弘历作为自己的储君，并对弘时进行严惩以维护弘历的皇太子地位的同时，为了使其日后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雍正皇帝也加强了对他的教育。早在雍正元年春天，在他即位两个月后，便在弘历原来的师傅福敏之外，特旨选任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蔡世远等为诸皇子师傅；雍正八年，又加派鄂尔泰、蒋廷锡、邵基、胡熙、顾成天等名臣侍皇子读书。为了防止他们将弘历培养成仅会“寻章摘句、记诵文词”的腐儒，雍正皇帝指示在教学中当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为重点。
雍正元年。根据雍正皇帝的这一指示，在这些师傅的指导下，弘历学习刻苦勤奋，“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
“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
当年便“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
而后数年间，又“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
与此同时，还勤于习作，论赋诗词，无一不能。至雍正八年夏，积稿已达十四卷之多。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学习过程中善于思考，重视接受历代封建统治者成功的经验和汲取失败的教训，并在一些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治世思考。如其于《宽则得众论》一文中认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他如《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为万世开太平论》《治天下在得人论》以及对春秋以后天子、诸公以及秦汉诸帝的评论和咏史各诗，亦无不对历朝政治之兴亡、用人举措之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应该说，通过这一时期对儒家经典的研探和对历代史书的浏览，弘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学到了不少历代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为其日后直接进行统治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雍正七年冬天以后，雍正皇帝患病，而且一度还相当危重。后来虽经多方治疗，转危为安，但是病愈之后，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因此雍正皇帝开始更多地委派弘历、弘昼代其参加各种礼仪活动。据统计，在雍正时期弘历参加的二十次礼仪活动中，雍正八年以后即达十四次，而弘昼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八年以后。雍正十一年二月，为了提高他们在全国臣民中的地位，训练他们的从政能力，雍正皇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弘昼为和硕和亲王，并让他们参加了对西北准噶尔贵族用兵和平定苗疆叛乱的领导工作。这样，至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皇帝去世时，二十五岁的弘历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理事能力，为他继位以后全面地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作了很好的准备。
雍正皇帝秘密建储时，弘历刚刚十三岁，对于储君是谁和自己是否储君，可能并不清楚。但是由于秘密建储后雍正皇帝对自己的眷顾，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这事对他本人来说似乎也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在他看来，父皇不公布自己储君的身份仍是自己身份未定的表现。对此，弘历虽然无能为力，但并不是没有看法。然而，随即发生的弘时事件使他看到，雍正皇帝对于敢于违犯自己意志营求继嗣的亲生骨肉也是那样的毫不留情，更何况和国家政治、和皇帝本人都关系极大的内定储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安分守己，谨慎小心。对于父皇，他绝对服从。封王之前，“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
封王之后，虽然参加了对准噶尔用兵和平定苗疆叛乱的领导工作，但也只是照谕旨办事，不敢稍越雷池一步。除与少数几个大臣因工作关系有所来往外，很少与其他官员来往，以免引起父皇的疑忌，以致即位之初对许多高级官员都不认识。对于雍正皇帝的一些举措如陈祥瑞、养僧道等，他并不是没有看法，但是为了讨得父皇的喜欢，他也不惜笔墨，连作《万寿日庆云见苗疆赋》《景陵瑞芝赋》等许多篇诗赋，颂扬父皇的功德。与此同时，对于自己的几个师傅，则极表尊重和关心。遇有喜庆，则赠诗祝贺；师傅返籍养病，又寄诗怀念。尤其是对其中的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因为他们都被雍正皇帝所宠任并且准许他们身后配享太庙，则更是优礼有加，推崇备至。如雍正十年，鄂尔泰奉命经略西北军事，弘历即作《送毅庵鄂相国奉命经略西陲》以赠鄂尔泰，诗曰：
清秋霁日照征鞍，
上相临戎剑气寒。
诏旨钦承三殿密，
机宜默运寸心殚。
马腾士饱来裴度，
风声鹤唳避谢安。
欲别先生何所赠，
临风握手劝加餐。
书文一轨泰阶平，
蠢尔戎夷敢弄兵。
天子运筹频下顾，
相臣经略此西征。
风翻武帐三台入，
日耀军门万戟明。
伫看对扬歌虎拜，
边烽永熄玉关清。
次年，张廷玉奉旨返安徽桐城原籍举行其父张英入祠贤良祠典礼，弘历也作《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一诗相赠。诗曰：
丹凤衔书下紫廷，
枞阳早已望台星。
新恩优渥荣旋里，
旧德绵长肃荐馨。
北阙丝纶方待掌，
东山弦管暂教听。
即看稳步沙堤上，
扬拜从容对御屏。
在前诗中，他将鄂尔泰比作当今的谢安和裴度，祝愿他出征之后马到成功，“边烽永熄”，而同时又对其身体表示关心；在后诗中，他指出张廷玉是朝廷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臣，对二人推重之意溢于词章。此时，鄂、张二人都已见到过雍正皇帝的建储密旨，而弘历在送行诗中对二人又如此推重，怎会不使二人感激涕零地以图报效？对于自己的同学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祕，弘历则时时表示感念祖父康熙皇帝对自己的眷爱，以联络相互间的感情；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弘昼，则声称“鸰原欣得侣，雁序愧先行”，
以有弟为喜并于端重自尊中略存谦逊之意。即使是对于统治集团上层所瞧不起的太监，弘历也非常谨慎，从不轻易触犯。
这样，终雍正一朝，康熙末年人们纷纷攻讦皇太子的情况就再没有出现。弘历和周围人士的关系是融洽的，雍正皇帝对弘历是满意的，弘历内定储君的地位也是稳固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皇帝的去世使得弘历永远告别了十几年来的皇子生活，翻开了他六十多年帝王生活的第一页。
雍正皇帝从生病到去世时间甚短。据史载，八月二十日，雍正皇帝开始生病，但他并不在意，仍在圆明园照常办事。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亦“听政如常”。
二十二日夜，病情急剧恶化。这时，弘历、弘昼皆趋至榻前看护，并急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等至圆明园。待他们到来时，雍正皇帝已“进药罔效”，
于当夜子时去世，在清朝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雍正皇帝就此结束了他有意义的一生。
雍正皇帝生病和去世之速虽然出人意外，由于他在生前对继嗣问题预有布置，因而他死之后，最高权力的过渡进行得相当顺利。雍正皇帝早在即位之初，即制定了秘密建储制度并将弘历内定为继嗣。雍正八年九月，在生病期间，为了托付后事，又将建储密旨密示亲信大臣张廷玉。十年正月，又同时密示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并告诉他们“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受雍正皇帝之重托，在雍正皇帝去世后，鄂尔泰、张廷玉和其他几位宗室重臣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立即担起了拥立嗣君的重任。首先是张廷玉提议取出雍正皇帝当年预存于圆明园的那份建储密旨，当着众大臣之面于灯下宣读，公开确定了弘历的嗣皇帝的地位。随即弘历根据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皇帝对后事预作的安排，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一个以嗣皇帝弘历为核心、以雍正皇帝生前所宠任的宗室重臣为主要成员的最高权力机构就这样极为迅速地产生了。其时，距雍正皇帝去世还不到一个时辰。
果亲王允礼像 （清）郎世宁绘
最高权力机构成立之后，弘历和在圆明园的全体宗室重臣连夜奉雍正皇帝遗体返回紫禁城。尔后，由弘历和辅政大臣共同商议决定，成立由履郡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公纳穆图、内大臣海望、尚书徐本、都统傅鼐等共同参加的治丧机构。在这一机构的主持下，当日，弘历、皇太后、皇后、妃嫔、亲王以下的所有宗室人员和全体官员齐集内廷，剪发成服，并将雍正皇帝的遗体入殓；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大丧期间随时可能发生的内部变乱和外敌入侵，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几位辅政大臣也异常地忙碌。雍正皇帝的遗体和全体护送人员刚刚进入紫禁城，果亲王允礼便将紫禁城各门钥匙要到手中亲自掌管，并专委公丰盛额、庆复二人管理乾清门出入人等，以保证雍正皇帝遗体和弘历的安全。又派公讷亲、内大臣常明传旨，将雍正皇帝圈禁的政敌严加看守。与此同时，又飞谕西路军营署大将军查郎阿近期不得来京，还驻肃州，严防准噶尔乘机进犯。西南平定苗疆叛乱事务，则鉴于张照经理不善，致使叛乱有日益蔓延之势，而下令将张照调来京师，以湖广总督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辅政大臣刚刚开展工作三天之后，鄂尔泰、张廷玉便向弘历提出“辅政”之名不甚妥当。“辅政”一词曾用于康熙之初，其时康熙皇帝年仅八岁，现在袭用其名，不但显得对弘历不尊重，而且也极易使人想起当年专横跋扈的鳌拜，对几位辅政大臣本人也没有好处。他们要求，仍用雍正皇帝居丧期间的“总理事务”名称。对于这一要求，弘历当即表示同意，立即将这一机构改称“总理事务处”并颁布谕旨，“启奏一切事件，俱着送总理事务王大臣阅看过，再交奏事官员转奏。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
这一决定的做出，突出了嗣皇帝在统治集团核心中的地位，并对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权力有所限制，对于乾隆皇帝统治地位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和治丧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雍正皇帝去世之后，国家机器照常运转，治丧工作也在非常顺利地进行。八月二十七日，向全国颁布了雍正皇帝的遗诏；九月初三日，弘历即皇帝位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并颁登极诏书于全国，大赦天下，改明年年号为乾隆，颁乾隆新历，铸乾隆通宝。九月十一日，移雍正皇帝梓宫于雍和宫永佑殿。九月十九日，二十七日服满，弘历移居养心殿。至此，弘历在全国臣民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初步确立下来，清朝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弘历即位以后年号“乾隆”，故而在此下行文中将其称为“乾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