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传（全2册）最新章节_冯尔康著

第三节
皇子争储，胤禛谋划

胤礽再次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皇室内部，巩固皇位与提前即位，保卫和争取储位的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作为雍亲王的胤禛，以更大的精力投入这个纷争之中，为嗣位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一、胤礽第二次被废及徒劳的复位活动

胤礽复立之后，照旧纠集党羽，扩充势力，很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亲贵大臣，这中间有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人。他不知接受先前教训，尊奉父皇，自我抑损，仍摆太子派头，饮食服御陈设等物，与皇帝相较，“殆有倍之” 。骄奢淫侈，贪黩货财，一样也没有改。常派家奴至各省富饶地区，勒索贡物和美女，如若稍微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向皇帝诬告，给以惩罚。太子如此作威作福，使官员难措手足：若屈从太子，皇帝不乐意，立时可以致祸；若只奉承皇帝，不理会太子，在储君嗣位之后会遭到惩罚，因此产生“两处总是一死”的不安情绪。是以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影响了皇帝的权威，还政出多门，导致政治的混乱和不安定。

胤礽实在昏暴，不会审时度势，不能自处，其实，他的地位很不巩固。康熙是不得已再立的他，这是许多人都清楚的事。被罢斥回江南家乡的王鸿绪说：“我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曾在陕西作过道员的程兆麟、丁忧回原籍苏州的原东平州知州范溥在苏州、扬州等地预言：“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 首都及江南的舆论都是如此，胤礽有何可恃？

康熙对胤礽的乍废乍立，已失乖张，再立之后，希望他能转好，不再出现废黜的败政，所以对太子的不法行为极力容隐。胤礽要责备的官员就替他责备，要处分的就处分，要驱逐的就驱逐，以满足他的愿望。只是对他不放心，不让他单独活动，每有巡幸，必令其随从，“使不得须臾离侧” ，防止发生事变。

胤礽的弟兄可不顾及乃父的心情，对胤礽的复立，恨之入骨，非要攻倒他而后快。胤礽复位时，胤禩党人无限失望，阿灵阿甚至不想活了，但他们很快清醒过来，继续向胤礽挑战。据胤禛讲，揆叙利用他的家财，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于官民燕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 。他们利用对方的弱点，制造倒太子的舆论，以影响皇帝的视听和决策。

到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再也不能容忍了，离宫在畅春园正大光明殿前召集诸王文武大臣，说现今“诸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者”，兵部尚书耿额是索额图家奴，欲为主人报仇，是索额图之党还未根绝，因此将鄂缮、耿额、齐世武锁拿审问。这时有人告发托合齐不守礼法事，康熙命胤祉、胤禛、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署内务府总管马齐等会同宗人府察审。胤禩党人参与了对太子党人的审讯。一年后，康熙宣布胤礽罪状，加以废黜。上谕说：胤礽“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恶，与恶劣小人结党”，不可不防这些小人的谋害；鉴于他的过恶“断非能改”，不得不再行废黜。同时告诫诸臣，不许为胤礽保奏，“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 。对太子党人也作了处分，托合齐死于狱中，仍锉尸扬灰，伊子舒起绞监候。康熙再废太子，当机立断，使胤礽不能作乱，减少他对政治的干扰是好的。他对太子防范甚严，也是必要的。但对太子的穷奢极欲和暴虐无道，不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反而顺着他，以为如此可以“感悦伊心，冀其迁善” 。事与愿违，说明康熙对胤礽的认识并不透彻。

胤礽的再废，像前一次一样，是皇帝与储君、太子与皇子间的矛盾的产物，是一场权位之争。这场斗争使康熙又一次遭到不幸，用他的话说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 。精神上的打击、体质上的消耗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胤礽废后，储位虚悬，诸子争夺不休，让他无休止地劳精费神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在第二次废黜时也发生类似于拘禁皇子的事情。据目睹其事的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记载，在废胤礽时，“八个，或者十个官员，还有两个太监跪在地上，光着头，双手被绑在背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皇子们站成一排，也是不戴帽子，手被缚在胸前” 。在被捆绑的众皇子中应当有胤祉、胤禛等年长皇子。废太子事件中诸皇子被囚、被绑，究竟如何解释，可以说研究者都难于理解。如杨珍就捆绑诸皇子事情说：“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与二废太子之间，还有某些更直接的牵连，或是与某些满洲习俗有关？史料不足，难以结论。” 笔者推测：年长诸皇子在废太子事件中有的一度有罪，有的并没有罪，可能因年长关系，康熙怕他们生事，以禁闭、捆绑、责骂而警告他们，甚至是保护性拘执，不让他们犯错误。

废胤礽后的几个月，即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太子为国本，请求册立。康熙说“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具体理由是：立太子必得其人，“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没有适合的人，立了反而不好，如胤礽之废黜；太子年长，容易结党为乱，以致出了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诸皇子已经分封，手下人多，立了太子，难保不出太子与诸王的纠纷；本朝没有立太子的惯例，不立储贰也不是缺陷。因此将赵申乔奏折发还，不准实行。不再立太子，是康熙晚年的基本方针。

东宫虚位，包括废太子在内的诸皇子都在营求太子印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胤礽毕竟拥有近四十年储君的历史，虽被囚禁，开始仍有复位的可能。据朝鲜人记录，五十二年（1713年）冬至五十三年（1714年）春，康熙对废胤礽有后悔的意思，五十二年会试，以“放太甲于桐宫”出题。太甲无道，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三年改过，迎还立之。因此，人们传说胤礽将要复位。恰在这时发生了德琳案件，德琳是胤礽下人，获罪流放关东，擅自行动，偷挖积银人参，罪上加罪，牵连胤礽不获谅解。胤礽自己也在极力谋求。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发生了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部众骚扰哈密的事件，康熙命吏部尚书富宁安督兵往讨。胤礽很快获知此事，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跳出樊笼。当时有医生贺孟为胤礽福晋看病，出入府门，胤礽亲自使用矾水写信，交由他转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希望普奇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企图以出征恢复旧日的储位。矾水写字可以瞒人眼目，哪知此事竟被辅国公阿布兰探听了去。阿布兰对揭发与否，犹豫不决，胤禩集团的贝子苏努要他检举，阿布兰遂行告发，生出“矾书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说过胤礽“灾星未脱”的话，这时胤礽打听这位活佛何时来京，以便再问前程。这件事也被当做不安本分被揭发了。外间流传“皇上有褒奖二阿哥之旨”，也成为胤礽和普奇的罪状。经过审讯，贺孟斩监候，普奇照前拘禁。胤礽图谋出征的心机枉费了。

朝中大臣主动为胤礽再次复位进行活动的亦颇有人。大学士王掞，祖父王锡爵是明朝万历时首辅，曾连章奏请册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反对立神宗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得到成功。康熙因王掞关系，赐王锡爵“懋勷贻范”的匾额。王掞对皇帝感恩图报，觉得不是尊奉旧规、履行一般行政事务就可以报答的，决心做“天下第一事” ，效法乃祖“争国本”，遂于五十六年（1717年）五月向康熙密陈建立太子的重要：“伏愿皇上深念国本之重，察德慧福泽之所钟，念困心衡虑之已久，手颁诏谕，早定储位，则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他没有明说复立胤礽为太子，既然学其先人，实际就是要立嫡长。所以弘旺在其著作中谈及此事，直截了当地说“王掞奏保皇太子” 。同年十一月，康熙有病，御史陈嘉猷等八人怕发生变故，公同疏请册立太子。康熙以大学士与御史启奏同一事情，是要搞朋党，加以申斥。他们的奏疏有请皇帝与太子分理政事的内容，康熙大不以为然，说：“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 显然是怕大权旁落而不立太子。诸臣为胤礽复立所进行的活动，遭到了失败。

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又有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他说二阿哥原本“仁孝”，如今于拘禁处甚为安静，是“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堪为太子。又引汉武帝戾太子事件为鉴戒，说“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旁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 。康熙听了很动感情，“欷歔久之”，但是阿灵阿说“朱某之疏，为希冀异日荣宠地步” 。康熙转而认为朱天保取媚于胤礽，“希图侥幸取大富贵” ，将之处斩，并牵连他的父亲原兵部侍郎朱都讷、姐丈戴保、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都统齐世等人，使他们遭到流放、革职等处分。这就给谋复胤礽的势力一个重大打击。

六十年（1721年），是康熙登基一甲子大庆之年，二月十七日，王掞借机又一次上疏，请求建储，说“臣愚以为皇上于启后之计，尚不能不仰烦睿虑也” 。不到一个月，即三月十三日，监察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奏，亦说“宝历周初，万年伊始，恭请早定储位，以光大典” 。这是五十六年大学士和御史先后上书请建储君的重演，引起康熙震怒，痛诋王掞、陶彝等沾染明季恶习，植党希恩，责令王掞交代目的。时值初春，天气尚寒，王掞待罪在宫门外，铺纸石阶上，以唾液研墨，书写奏折，申明不敢唆使台臣启奏。康熙余怒不息，说“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 。又说王掞等既称为国为君，西北正在用兵，应发往军前效力。于是陶彝等十二人应罚前去，康熙以王掞年过七十，命其子少詹事王奕清代往。次年四月，王奕清请求捐银1万两回京省亲，康熙留中不批准，可知他对王掞的行为耿耿于怀。这是六十年庆典中不愉快的插曲。

“矾书案”以及王掞、陈嘉猷、陶彝、朱天保建储疏议遭拒绝，无不表明康熙无意于再立胤礽。他手书谕诸大臣：“二阿哥两次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以口舌也。朕并无可悔之处，见今时常遣人存问，赍赐嘉物，其子朕为抚养，凡此皆为父子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以此生疑耶！” 他把胤礽的两个儿子、胤礽之子弘晳的三个儿子，即两个孙子、三个重孙子养育在宫中。又照顾胤礽的家属，给以亲王待遇。五十七年（1718年）四月，胤礽福晋病死，按规定，亲王福晋可用20名侍卫穿孝，胤礽无侍卫，康熙特命步军统领隆科多率领30名侍卫去穿孝，超过了对亲王的规定。胤礽女亡，礼部不敢为她奏请祭文，康熙命翰林院撰写，秋后致祭。五十九年（1720年）封胤礽女为郡主，婿为和硕额附，这是给她以亲王女待遇。这样做，康熙固然是嘉奖胤礽福晋“秉资淑孝，赋性宽和” ，及照顾自己的孙儿、孙女，更重要的是他怕出现第二个汉武帝戾太子事件，遭人议论，落个“不慈”的恶名。

上述一系列事实说明，胤礽自第二次被废之后，仍因有过做太子的历史和嫡长子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本人及部分朝臣在请命。但他使康熙失望了，复位绝无可能。为此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徒劳的。有一点似可注意，自胤礽二次被废之后，诸皇子的攘夺储位，虽也同胤礽有一定矛盾，然而是各自谋取太子名位，不再具有夺嫡的性质。

二、胤禩继续谋立和嗣位之无望

胤禩集团在复废胤礽中起了一定作用。其时，胤禩从初次废黜时众人保举他的事实出发，以为有再次被推举的可能，因向康熙问道：我如今应怎样做？要不就装病，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康熙说他是试探自己对他的看法，所说的话是越分的不法之言，回绝了他。胤禩想当皇太子，没有成功，仍继续活动。

当时的形势对胤禩有利。胤礽再黜，不立太子，胤禩有着被群臣公举的历史，一旦康熙亡故，他就会被朝臣拥护上台。故康熙揭露说：胤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

胤禩画像

康熙看到这种情况，及时地给胤禩集团以棒喝。复废太子的当年十一月，康熙出外打猎，住在京北的遥亭，胤禩因生母二周年忌辰出京祭祀，完毕后住京北的汤泉，不赴行在请安，只派人送去将死的鹰，并说他即将回京。康熙见状，认为这是故意藐视自己，气得心脏病要发作。为此对他大张挞伐，指责他“不孝不义”，与鄂伦岱、阿灵阿等结成党羽，密行奸险。康熙把胤禩与胤礽作了比较，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康熙看得很准确，也正因此，不喜欢胤禩结人心图位，更害怕他篡位，心情不安地说：胤禩“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他怕胤禩搞逼宫，说“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搏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他表示：“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 他意识到胤禩的能量大，必须认真对付，给予打击。胤禩的奶公雅齐布夫妻，本被充发边地，却恃势潜藏京城，康熙早就知道，这时派人回京将二人捉拿正法。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以胤禩“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的罪名，停发他及其属下护卫官员的俸银俸米。康熙以此表明，废胤礽，不是要立胤禩，他们都不合储君的要求。

胤禩一伙仍然加紧活动，阿灵阿认为胤禩年庚八字是庚戌己丑丁未壬辰，与前代帝王相同，即有君主的福分。他们扩大势力，不断网罗人员。湖广总督满丕是胤禟的属人，他向主人报效2万两银子，胤禟用它替胤禵建造花园。两江总督赫寿在江南采买女子送给胤禩。胤禟收买太监陈福、李增，伺察康熙动静。极力支持胤禩为皇太子的揆叙，家产800万，五十六年（1717年）死，无子，家产入官，由胤禟掌管。西洋人穆景远代表胤禟向四川巡抚年羹尧送荷包，说“胤禟像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 ，希望年羹尧为胤禟效力，实即参加胤禩集团。年羹尧是雍亲王门下，胤禟挖人挖到他那里，可见活动规模之大了。胤禟富有财产，他的太监何玉柱往关东私刨人参贩卖，在天津开木行。他的富有，为胤禩集团提供了活动经费。

他们制造舆论，扩大影响。胤禟的门客礼科给事中秦道然常对人说他的主公，“为人宽洪大量，慈祥恺悌” 。胤禟亲自对穆景远讲：“外面人都说我合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 五十六年（1717年）社会上流传着将立胤禩等人为太子的说法，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胤禟画像

胤禩集团越活动，康熙越警惕，越要打击胤禩。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康熙将胤禩门客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等职衔、科名尽行革除，罪名之一是他把当今的文章比作万历末年的文字，侮辱了圣朝。康熙还在胤禩给何焯的信上批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 把它看作是胤禩的罪证，处分何焯，实际是给胤禩难堪。次年九月，胤禩得了伤寒病，大有离世之态，这时康熙正从热河往京城进发，准备去西郊的畅春园。康熙给几个儿子赐了花园，就在畅春园附近，胤禩的园子，在从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路上。康熙未到之先，打发人传旨给料理胤禩病务的胤禛、胤禵，“将胤禩移回家中之处，着诸皇子议奏”。胤禛见此询问，就要将住在赐园内的胤禩移回城里府中，胤禟不同意，愤怒地说：“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往家中，万一不测，谁即承当？”康熙闻知后说：八阿哥已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 。诸皇子明白康熙的意思，是要把胤禩转移到城里，让父皇经过他的花园时，不会碰到秽气，即不吉祥之物。因康熙教训过儿子们：“汝等皆系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当思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譬如出外，所经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洁之物，即当遮掩躲避。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于尔等身为皇子者乎？” 康熙以自己为重，不顾重病的胤禩的死活，可见父子感情决裂的程度了。不久胤禩病愈，康熙大约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不慈爱了，于是恢复胤禩的俸银俸米，并问他病后想吃什么：“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皇父用“不敢”二字，皇儿哪敢承受，故胤禩到宫门内跪求免用此二字。康熙又责备他“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双方芥蒂太深，各存疑心，怎么也合不拢，康熙还怎会立胤禩为太子呢！所以愈往后，胤禩离太子的宝座愈远。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的话，则在于尚得人心，还有一定的政治能量。

三、胤禵觊觎储位及渐为康熙所赏识

胤禩受挫之时，他集团中的胤禵活跃起来，积极谋取储位。五十七年（1718年）以前，胤禵广泛联络士人，如接见大学士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时，“待以高坐，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学名臣，康熙在建储问题上屡次征求他的意见，胤禵企图通过陈万策与李光地联系，并以此取得士人和官僚的好感，为自己传播声誉，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十四爷虚贤下士”的说法。当然，人们也看得出来，这是“颇有所图” ——谋取皇储之位的。

正在这时，西北战事的发展，给了胤禵在政治上大露头角的机会。策妄阿拉布坦扰乱以来，康熙调兵遣将前往征讨，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分路戍守，准备进攻，但没有任命统领前方部队的司令官。同年七月，富宁安疏报军情，康熙见奏，说自己年老了，血气渐衰，就把这个事拖延下来了，若自己我少壮时，早已成功了。康熙说的是事实，平定三藩和噶尔丹，就是明证。他如今年事已高，又有储位不定的头痛事，不能集中精力对付边疆的叛乱，有心起用皇子领兵，下命将富宁安的奏疏给诸皇子观看。五十七年（1718年）春天，策妄阿拉布坦属下策零敦多卜进攻西藏，藏王和硕特蒙古人拉藏汗请求清朝发兵救援，康熙命侍卫色楞会合驻守在青海的西安将军额伦特部军士前往援助，策零敦多卜先行攻入拉萨，控制了西藏地区。这时不仅战争地区扩大了，更严重的是准噶尔人掌握了西藏喇嘛教，对清朝极其不利。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区的蒙古人都尊奉喇嘛教，清朝历来利用它，作为统治、联络蒙古人的一个工具，它被准噶尔人掌控，意味着北部边疆的不稳定，所以康熙决心解决西藏问题。这一年的三月，胤禵由贝子超授王爵，并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准备往西边出征。九月，奉命从青海经理西藏事务的署理西安将军额伦特阵亡，全军覆没。十二月，康熙命胤禵率师出发。同时为提高八旗战斗力，他还任用皇子办理旗务，命胤祐管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胤䄉和胤祹分别主持正黄旗三旗、正白旗三旗事务。这是对皇子将兵作了统一的安排。胤禵出师，康熙高度重视。出发前，他亲往堂子行祭告礼，出师这一天，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根据康熙的命令，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 。胤禵在军中称“大将军王”，所上奏章及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他做抚远大将军，官职非常明确，他在三月封王，这里又说用王纛式样的旗子，是按王爵对待，但究竟封的什么王，有无赐号，史料无征，即在他自己的奏疏中也只说“大将军王臣”，从未见有王号。估计康熙封他为王了，但一直未给名号，有点类于“假王” 。大约是因他年未富且无功，由贝子一跃为王，怕他尚未有王爵的哥哥们不服，可是统帅又要有崇秩以便号令全军，所以先赐以王的名爵。随同胤禵出征的，有所谓“内廷三阿哥”，即弘曙、弘治、弘禧，都是康熙的孙辈，还有平郡王讷尔苏、裕亲王保泰子广善、简亲王雅尔江阿子永谦，都是皇室帝胄，因此康熙说此次出兵，是“命皇子为大将军王，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 这个阵容反映了他对胤禵出征的重视。

抚远大将军西征图卷局部

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禵驻扎西宁，奉康熙指令，以与京城相隔辽远，军事相机调遣。他统率驻防新疆、甘肃、青海的八旗、绿营，号称30万，实际十数万大军，并指挥当地蒙古人部队。康熙给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降旨，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命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 。由此可见，康熙赋予胤禵代自己出征的神圣使命。

胤禵到军前，驻扎西宁，一面整顿内部，题参办事不力的料理西宁兵饷的吏部侍郎色尔图、包揽运米之事的笔帖式戴通、贪婪索诈的都统胡锡图，以提高部队办事效率和战斗能力；一面遣兵戍守河西走廊，把重点放在对西藏用兵上。他做了达赖七世的工作。达赖五世死，拉藏汗迎立博达克山出生的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青海厄鲁特不服，迎立里塘出生的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驻西宁宗喀巴寺。康熙因策零敦多卜乱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七世达赖喇嘛，不承认被策零敦多卜囚禁的阿旺伊什嘉穆错。胤禵使达赖七世传谕西藏、四川、云南的藏人，说皇帝派皇子领兵，“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应该欢迎清军的到来。胤禵遵照康熙的战略部署，先收西藏，后捣准噶尔本部，对藏分两路出击。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两路向西藏进军，胤禵进驻穆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八月，噶尔弼军入拉萨，延信屡败策零敦多卜部众，清除了准噶尔人势力，安定了西藏。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至拉萨，举行了坐床仪式。西藏战乱的结束，作为前线统帅的胤禵立了大功，康熙命立碑纪念。当时作碑文的是阿布兰，胤禛即位后，说阿布兰的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大将军胤禵功德” ，将碑毁掉，另撰新文。应该说阿布兰的碑文是反映胤禵战功的，因碑毁，使后人失掉了了解他的功绩的一些具体资料。这次军事胜利，掐断了准噶尔与达赖喇嘛的联系，使其不能利用黄教煽动对清朝的叛乱；这次军事胜利，稳定了西藏地区，使清朝能够集中力量，全力对付准部地区，胤禵遂于六十年（1721年）五月从青海移驻甘肃的甘州。

在策妄阿拉布坦领区，清军一直没有进展，军士因病死亡的事不断发生。六十年（1721年）十月，康熙令胤禵回京，面授西北用兵的方略。十一月，胤禵到京，康熙令胤祉、胤禛率领内大臣郊迎。次年四月，胤禵辞赴军前，驻扎甘州，直至康熙故世，未对准噶尔部作军事进攻。

胤禵在第一次离京之前，为争储位事，对京中政局很不放心。他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 皇父“但有欠好，就早早带信给我” 。他倒不一定是关心乃父的健康，而是为自己相机行事。自胤禵有大将军之任命后，胤禩集团积极支持他，希望他能步入东宫。胤禵出发前，胤禟每天到他家，二三更天才离开，总是商议胤禵早成大功，回来当太子的事。胤禟赞扬胤禵“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 ，为之延誉。又当面对他表示：“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 及至六十年，胤禵回京述职，胤禟怕不让胤禵再赴军前，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 。说明胤禟、胤禵是把出师看做争取储位的好机会。

胤禵在西北，继续招贤纳士，三次派人礼聘颜（元）李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塨。李塨是洁身自好的学者，不愿同权贵交往，打算迁居以躲避胤禵的征召。胤禵对自己前途很关心，五十八年（1719年）让临洮人张恺算命，张恺故意奉承，说他的命是“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 。胤禵生于二十七年（1688年），这时三十二岁，听了张恺的许愿，以为数年后可以龙飞九五，自然很高兴，称道他“说的很是” 。胤禵同其他皇子一样，垂涎未来的御座。

胤禵被任为大将军，是胤礽求之而不得的。他的大将军，权重位尊，远远超过清初统一中原、平定三藩所任用的那些大将军。胤禛说他“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 。适见他不同于众的崇高地位。因此，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把担任大将军视作向皇太子过渡的一个步骤。但是要走完这个过程，需要完成军事目标，对藏用兵的成功，便前进了一步，对准部的毫无进展，则难于达到目的。再说他还只是没有赐号的王，从等级制度看，与太子地位尚有距离。

胤禵远处西北边隅，对他立为皇太子有所不利。胤禛曾说康熙春秋已高，不可能立远离身边的胤禵。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康熙年老多病，如果一心要立胤禵，让他领军出征，多少立点功劳，即可在西藏事毕后令其返京，何必要他长驻西北。或许有人会说，京中斗争激烈，胤禵在首都不安全，令其外出，倒合“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之意，可是后来实践证明，在外并不安全，有兵权也无济于事。

胤禵的为人、事功及与父皇关系，他的储位如何？康熙究竟怎样看待他呢？

（甲）康熙钟爱胤禵，绝不像胤禛说是厌弃他。

胤禛说康熙任用胤禵，不过是以皇子虚名坐镇，而胤禵又是秉性急悍，素不安静的，借此把他打发到远处，免得生事。胤禵绝不是虚名坐镇的人，而是在战争中发挥了统帅作用，上述事实已交代了，他确实是如同康熙所说，有统帅才能。当六十年十月令其回京议事时，康熙还指示，若策旺阿拉布坦这时大举进犯，胤禵就不要回京，同时前进到肃州，以便指挥。在康熙心目中前方离不开这个大将军，怎么会是为了远远打发他哩！胤禵的出征，只能说明康熙喜爱他，重用他，任何不利于胤禵的解释，都与客观实际相背离。事实上，康熙看重允禵的才力、品格、身体，爱护有加，双方感情笃厚。

（乙）康熙在培养胤禵。

胤禵具有高超的才能，西藏胜利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胤禵前线的胜利在臣民中大大提高了威望，但也非出众得了不得，李塨坚不赴召，王掞等请复立胤礽，说明他还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信奉。康熙使用他，培养他，如果条件成熟了，指定为皇太子，当是可能的。胤禵对康熙的培养，做过努力，力争做好，以达到预定目标，然而事实也不尽如人意。他的亲信何图弟兄根据在西北的亲身闻见，说胤禵初去时名声很好，后来开门纳贿、索诈文武官员钱财，手下人也敲诈勒索，名声就不好了，有人抱怨了。胤禵确实捞了不少钱，一次送给胤禩20万两、胤禟6万两银子。看来他的进取精神并不能善始善终。

（丙）胤禩集团为胤禵储位未定而担心，康熙对胤禵的考察使他们心烦不安。

五十七年（1718年）任命胤禵为大将军王之后，康熙未对胤禵再行加恩，并没有真正封王，实际爵位仍是他原有的贝子。这从康熙对胤禵女儿的封爵表现出来，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他女儿出嫁，封为“郡君”，女婿为多罗额驸。清朝制度，固山贝子女封“郡君”，亲王女封“郡主”，胤禵女儿的封号，与贝子之女相同，显然是按其父贝子的爵级授予的，而那时胤祉、胤禛女儿出嫁都封为“郡主”，是按亲王女赐爵的。

六十年（1721年）胤禵回京并非主动请求，是奉召的，他的集团成员没有把这看作是好事，胤禟说乃父明明不要胤禵成功，恐怕将来难于安顿他。表明他们不相信康熙以胤禵为继承人，心里总是嘀嘀咕咕，忐忑不安。

贝子距离亲王的爵位，差着贝勒、郡王两个等级，至于同皇太子，更不是一般的等级差距问题了。康熙指斥胤禩以贝勒身份向往皇太子地位是不自量，他的等级观念很强，名分不假于人，不愿随便给胤禵以真王，怎么能视为内定的皇太子？

总之，康熙对胤禵的态度，鉴于他才华出众，单纯率直，有培养前途，指派他为大将军王，建立功业，作为选择皇太子的一个人选，但他还不够成熟，不是理想的唯一一个。与他争夺储位，还有能人，其中之一是他的同母兄长胤禛。

四、胤祉“希冀储位”

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在胤禔、胤礽出事之后，年龄最长，又受封王爵，在诸兄弟中具有特殊地位。胤祉喜爱钻研学问，和他常在一起的学者蔡升元说他手不释卷。他的书法好，还在二十二岁时，诗坛领袖、尚书王士禛就说他的字方圆径寸，遒美妍妙。基于他的文才，康熙于五十二年（1713年）命他负责修辑律吕、算法诸书，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他大量吸收著名学者参加工作。进馆的有陈梦雷，康熙亲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联句赐给他，他著有《松鹤山房集》《天一道人集》等书。方苞是桐城派散文创始人，胤祉以下都尊敬地称他为先生。还有魏廷珍、蔡升元、法海、耶稣会士等。他们工作的范围比较广，除编书外，奉命重修坛庙、宫殿、乐器。胤祉提出制历法，要测北极高度，康熙准行，分遣何国栋、索住、白映棠等赴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西、浙江测量北极高度及日影。他们撰写的书，康熙赐名《律历渊源》（含《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又编辑我国第二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开蒙养斋馆，皇帝重视，对它的主持人胤祉，人们自然刮目相看。开馆那年的十一月，朝鲜君臣议论清朝政事，有人说“十三王、第三王又称以抚军监国” 。胤祉未曾抚军监国，外间如此流传，足见他名播遐迩。

胤祉画像

五十三年（1714年）发生皇子太监诈骗官员案，涉及胤祉、胤禟、胤䄉、胤禵、胤禑、胤禄六位皇子，大约在康熙关照下，胤祉和胤禵的属人没有治罪。

五十六年（1717年）冬天，皇太后生病及死亡期间，康熙也身患重病，不能照料皇太后医药及丧葬事务，恒亲王胤祺因系皇太后所抚养，要求代替乃父料理，康熙不答应，却让胤祉、胤禛、胤祹、胤禄协助自己，适见胤祉及胤禛在康熙心目中的较高地位了。

在胤祉得意的时候，他的属人孟光祖，打着主子的旗号，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广西等省活动，代表诚亲王向川抚年羹尧赠送礼物，年羹尧回赠马匹、银两，江西巡抚佟国勷亦送给他银两、缎匹。清朝制度，王阿哥差人赐属下外任官物件，该官即应奏报中央，佟国勷等都没有上报，直到孟光祖活动数年，直隶巡抚赵弘燮始行奏闻。清朝制度，过往官员要有勘合，地方官才能供应车船马骡，孟光祖没有勘合，却能通行无阻，是地方官惧怕王阿哥势力，不敢不奉承他们的属人。在第一次废太子时，康熙宣布，非皇子属人的官员不得与皇子往来，而年羹尧并非是胤祉的属人，所以此事由康熙直接过问，派人捉拿孟光祖，将之处斩，并把佟国勷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对孟光祖是否为胤祉派出一事，康熙不予追问，还怕胤祉落个不好名声，对魏廷珍说：你“每日与三阿哥一处修书，若有此事，即当以身命保之” 。康熙如此着意保护胤祉，是不让他陷入皇子结交地方大吏的违法事件。至于孟光祖的活动，是否系其主子胤祉指使，不好肯定，但一主一奴，孟活动数年，胤祉很难说不知道。江南武进县有名叫杨道昇的人，被人认为“颇通才学，兼通天文”，胤祉把他请到府里。这里说他通天文，就是表示胤祉通过杨道昇了解自己获取大位的可能。胤禛曾责备胤祉，“希冀储位”，在废胤礽后，“以储君自命” 。胤祉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亦为康熙所喜爱，他也想摘取东宫印绶，不过活动不那么剧烈。

胤祉得到康熙的钟爱、任用、保护，也有意于染指储位，但是缺乏政治活动能力，两次陷入部属犯罪案，显然无能制驭下人，如此怎能治理天下，所以康熙很难选择他为继承人，他所奉命主持的事情与他的身份地位、才学有关，似乎与选择皇储没有特别关联。

五、胤禛结党谋位

诸皇子营求储位，雍亲王胤禛毫不让人，但他的表现方式多少与众不同。

胤礽第二次出事，储贰的事牵动着胤禛的每一根神经，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进行着有纲领有计划的经营。他的方针、策略见于属人戴铎于五十二年（1713年）写给他的书启。戴铎写道：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藉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犬马之人刍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胤禛阅后，写了如下批语：

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戴铎的建言，首先分析政治形势，明确奋斗目标。他深知胤礽再黜、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夺标，所以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因此一定要参加角逐，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定了，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戴铎提出的是：一要生方设法，用孝行取得康熙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僚也不要放过，用他们为自己造舆论，把胤禩所有的好名声夺过来，对皇帝考虑继承人施以影响，以利对胤禛的选择。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为建立江山的基干；放他们出门，谋求朝内外的要职，为夺取江山奠定基础。戴铎的书信，向胤禛全面提出争取储位的纲领、策略和措施。胤禛的批语是半真半假。他认识到戴铎对形势分析得精当，争位的略策、方法较为完善和巧妙，完全可以接受和实践，而且在戴铎建议以前，已经帮助门下外出做官，扩大势力和影响，加紧了争位活动，现观戴铎的全面规划，当然喜之不胜，奖为“金石”之言，乐于采纳了。至于“与我分中无用”、做皇帝是“大苦之事”的批语，实是欺人之谈。他当皇帝后多次重述这类话，什么“朕向无希望大位之心” ，“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往，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拒绝” 。谎言不必管它，戴铎的书启和胤禛的表态，表明胤禛集团在太子复废之后，制订了争夺储贰的切实可行的全面计划，制订了处理父子、兄弟、朝臣、藩属诸种关系的策略，争取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建立、扩大自家力量。余下的问题就在于实践了。

胤禛迷信天命，在活动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戴铎于五十五年（1716年）秋天往福建赴知府之任，沿途及到任所均写信报告见闻和办理主子交代事务，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武夷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禛见信，非常感兴趣，随即在批语中追问：“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 就此，戴铎回启禀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这封书信比之前多透露一点，但还是欲言又止。他不是卖关节，引逗主子，而是害怕此事让人知道，所以信中接着说：“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这封信就放在装上进土产的匣子的双层夹底内，以便保密。胤禛在此信的批语中赞扬了他的谨慎，但仍急不可待地要周知道士算命的全部内容，又令戴铎将道人的话“细细写来”，又说“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说他遇道人是好造化，毋宁说有“万”字命的雍亲王做主子才是福气，这是胤禛关心的一次问命运的事。另一次，是马尔齐哈干的，详情没有记载，然胤禛做皇帝后责备马尔齐哈在康熙时，“指天文而妄谈祸福，此惟悯不畏死之徒受其愚” 。马尔齐哈一定向胤禛进奉了“天命所在”的美言。胤禛的奴才奉承主人，主人也信以为真，胤禛以“万”字命自期，就是要做储君，当皇帝。这一点，同他的弟兄一样。胤禩命张明德相面，胤禵让张恺算命，胤礽欲再向哲布尊丹巴问命运，胤祉罗致杨道昇，都相信自己有荣登“九五之位”的天命。他们笃信天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用以激发自身竞争储贰的信心；二是燃起手下人的升官欲望，坚决跟从主子；三是制造舆论，以收人心。所以宣扬贵命成为诸皇子争取储君的一种工具。康熙有鉴于此，严加禁止，胤禩相面成为他被囚的罪状。胤禩案发在前，胤禛明知故犯，表明他追求储位，已发展到不顾罹罪的程度，当然，胤禵、胤祉亦是如此。

胤禛奉康熙的指令，处理过一些案子和事务，从中表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康熙时太监曹之璜索诈官员银两，赶打抬夫，致使宫中命妇“常在”的棺木落地，胤禛审判，以大不敬律将之议斩，监候待刑。到雍正三年（1725年），他阅囚至曹之璜案，说：“彼时因太监纳贿不法，如此类者甚多”，故置重典，“以警戒余人” 。五十二年（1713年），顺治淑惠妃死，康熙发现办理丧事官员草率从事，命胤禛查办。胤禛随即奏报，这是工部和光禄寺承办的，请将工部尚书满笃、侍郎马进泰、内阁学士兼管光禄寺卿马良以及应该兼理此事的内务府总管赫奕、署总管事马齐议处，致使他们都得了处分。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随从康熙巡视京畿，在归途中，康熙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是康熙舅父佟国纲之子，以国戚自居，不知畏惧。这时胤禛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 这几个事例说明，胤禛从政，严刑峻法，不徇情面，主张君主对臣下以威严相制。他的奴才戴铎对此体察得非常深刻。据戴讲，他曾同大学士李光地讨论储君事，李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戴则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 胤禩以仁义为号召，搞仁义，多主张维持现状，少生事；胤禛与他针锋相对，以恩威并施为政纲，所谓“威”，实是讲严厉、严格，与此相联系的是要整饬积习，有所振作。胤禛、胤禩政纲不同。储位之争，具有不同政治纲领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性质。

胤禛为扩展力量，破坏康熙不许皇子结党的规定，千方百计招揽官员。命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珽，招他来见，蔡以身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辞谢，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入觐时，又向胤禛推荐蔡珽，胤禛令其代表自己往请，蔡仍不就招。次年蔡珽有川抚之命，到热河行宫陛辞，时胤禛亦住行在，蔡就由年羹尧之子年熙引领晋谒胤禛，并把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他。看得出，胤禛对要争取的人，纠缠不休，不入他的帷幄，不会撒手。戴铎赴福建，胤禛要他带东西给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戴铎到福州，把东西秘密地交给满保的家人，以进行私人间的感情联络。

经过胤禛的经营，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些人在官场，于尽职的同时，热衷于为本集团利益服务。这个集团的成员有：年羹尧，汉军旗人，为胤禛“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 ，其妹为胤禛侧福晋。年羹尧于四十八年（1709年）出任川抚，五十七年（1718年）升四川总督，六十年（1721年）晋川陕总督，为康熙所信任。年羹尧之父年遐龄，早年任湖广巡抚，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休致。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在康熙末以布政使衔署理广东巡抚。魏经国，康熙末为湖广提督。常赉，为前面提到过的朱都讷之婿，官副都统。戴铎，在福建由知府升为道员。他初上任，因生活不习惯，想告病回京，就此请示胤禛，胤禛回信说：“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 以谋图升官鼓励他。康熙末，戴铎官至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禛遣人向吏部活动，出任河南开归道。沈廷正，历任商州知州、兰州府同知。金昆，武会元出身，在雍邸绘画行走。马尔齐哈，会医术，曾任清江理事同知。博尔多，“藩邸旗下人”，举人出身，官内阁中书。傅鼐，“侍世宗于雍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 。隆科多，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他的身世见下列佟氏世系表最为清晰：

他先与胤禔亲近，康熙于四十八年（1709年）指责他“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 ，不久取得康熙的信任，五十年（1711年）用为步军统领，取代胤礽党人托合齐的职位，五十九年（172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他受康熙秘密使命，监视废太子、被囚禁的胤禔，秘察宗室王公动向。胤禛说他“深邀皇考知遇” ，确是事实。他大约在康熙末年同胤禛搭上手。胤祥，与胤禛关系最密切，即如胤禛时或扈从秋狝，胤祥以诗词、书札寄怀，胤禛为之收藏，仅诗即达32首。胤禛这个集团，人数不算多，所居要职也有限，但是拥有步军统领、用兵前线的川陕总督等职务的人，对日后胤禛顺利上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胤禛为维系他的集团，加强对门下的控制。年羹尧因与孟光祖的瓜葛，又不经常向胤禛致书请安，就是具启本，称官职而不称奴才，惹恼了胤禛，骂他是“儇佻恶少”，抓住他给自己书启中的话——“今日之不负皇上（按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我者（按指胤禛）”，说他“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以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可以诛年羹尧全家”。胤禛同年羹尧的通信，表明他们主奴同心协力谋取异日之荣，年羹尧并未改投他人门下，只因年轻得志，对主子有点不恭罢了。胤禛除拿揭发吓唬他，还责令他将从前准许带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师，十岁以上的儿子不许留在任所，以示惩罚。胤禛对戴铎动辄申斥，戴铎于五十七年（1718年）向胤禛呈送物品，启本中说他“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胤禛批道：“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胤禛强调主奴名分，要求门下人对他绝对忠诚。

胤禛惯用两面派的手法进行活动，愚弄对手，欺骗乃父。他与胤禩、胤禵集团的对立是必然的，如在戴铎报告胤禵礼遇陈万策的书启上批写：“程（按应为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表现了对敌对集团的仇视和蔑视。但在表面上又对胤禩一伙表示亲善，如胤禩于五十三年（1714年）获谴时，胤禛“独缮折具奏”，为他说好话，向胤禩买好。五十五年（1716年）胤禩得病时，胤禛正在侍从康熙秋狝回京的路上，一天，康熙问他，胤禩的病你差人探望过吗？回说没有，康熙说应该派人去。数日后探视人回说病情严重，胤禛以为乃父心念胤禩，即请示先期回京看视，康熙允许他先走，随后又说四阿哥置扈驾之事不顾，忙忙地去看望胤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禩”，就罚他料理胤禩的医药事务。这时他才恍然大悟，理会错了父皇的意思，惹出麻烦，就赶到康熙面前认错，奏称“臣未审轻重，实属错误，罪所难免”，从而获得了康熙的谅解。雍邸伶人徐彩官打死人，本应抵罪，康熙只判了流刑，显然是为照顾胤禛，不使他丢面子，和在孟光祖案上顾恤胤祉是一个意思。康熙给胤禛王爵赐号“雍亲王”中的雍字，有多种含义，大约是取的和睦的意思。他们父子关系和好，虽偶有小疙瘩，但很快解除，双方感情向亲密方向发展，这应当是胤禛总以迎合康熙的意旨为宗旨，希图取得父皇的喜爱。

《胤禛耕织图》施肥、打谷

康熙令臣下绘制《耕织图》，劝民农桑，男耕女织，期望生民勤业，天下太平。胤禛领会乃父之意，倩人制作《耕织图》，用他和王妃的脸形摹绘图画中的耕夫织妇，表示他们夫妇像农夫农妇那样勤于劳作，生活在太平盛世，以此讴歌康熙政事，同时表示自己恬淡无为，与世无争。

在紧张的储位斗争中，胤禛与僧衲往还，建设寺宇，把自己打扮成为“天下第一闲人” ，并写了这样一些诗：

懒问沉浮事，闲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胤禛以富贵之身，处繁华之境，却似乎不问功名荣辱，唯愿与山僧野老为伍，过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成为一个富贵闲人。这时期，他在读书时，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起来，成《悦心集》一书。选的诗文有明代著名书画家唐寅的《一世歌》，词曰：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又有《布袋和尚呵呵笑》，歌词讥讪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禅让，汤武家天下，更有甚者，说及佛老、孔子、玉皇、天子：

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敲木鱼，生出无穷活计。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住住住，还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带着平天冠，衣着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胤禛借助《悦心集》宣传恬淡和出世思想，把自己装扮成怡情自适、与世无争的皇子，欺蔽世人，掩盖他谋夺储位的活动。这是他写那些诗章和编辑《悦心集》的主要原因。还有，在储位之争中，他的境遇不总是有利的，开始是胤禩成功的呼声最高，后来胤禵欣欣向上。胤禛虽不能说是处于逆境，总不算顺心，不免有些牢骚要发，也需要有点清心寡欲的东西安慰自己，进而对呵斥圣人佛祖、嘻笑玉皇天帝的文章也有所欣赏。

不难看出，胤禛谋位活动的特点，是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外弛而内张，欺骗康熙、政敌和广大官员。

康熙对胤禛的态度，从派给他的差使中有所表露。五十一年（1712年），胤禛奉命参加对胤礽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军事发生，康熙召见胤禛、胤祉，征求他们的意见，胤禛说：当初征讨噶尔丹时，就应该把策妄阿拉布坦一并剿灭，今其扰犯哈密，自应用兵，以彰天讨。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因有人偷盗明朝陵寝，命胤禛、胤祉等皇子查处，并令他们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后丧，胤禛与胤祉等承奉康熙旨意，转达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次年，皇太后梓宫安放地宫，康熙因病不能亲往，命胤禛去陵前读文告祭。六十年（1721年），康熙登极六十年大庆，他认为典礼中尤其重要的是往盛京三陵大祭，但因年迈，不能亲行，于正月派胤禛偕同十二阿哥胤祹、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后，遇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又秉命祭祀太庙后殿。同月，会试下第士子以取士不公哄闹于副主考李绂门前，康熙命胤禛、胤祉率领大学士王顼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等复查会试中试原卷。同年冬至节，胤禛遵命祀天于圜丘。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康熙以通仓、京仓仓米发放中弊病严重，命胤禛带领世子弘昇、延信、尚书孙渣齐、隆科多、查弼纳、镇国公吴尔占等查勘。胤禛等盘查仓粮存储出纳情况，建议严格出纳制度，增建仓廒，厉行仓上监督人员奖惩制度。他曾作《冬日潞河视仓》五言律诗：“晓发启明东，金鞭促玉骢。寒郊初喷沫，霜坂乍嘶风。百雉重城壮，三河万舶通。仓储关国计，欣验岁时丰。” 记其查仓之事。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因冬至将届，康熙命他南郊祭天，先去斋所斋戒。

胤禛朗吟阁读书像

胤禛与乃父的私人感情，亦时有交流。前面说过，康熙喜住畅春园，将附近园苑赐给皇子居住，他给胤禛的就是后世享有盛名的圆明园，连园子的称呼“圆明”也是康熙赐的。康熙秋狝热河，建避暑山庄，将其近侧的狮子园赏给胤禛。胤禛工于书法，康熙要他帮助书写扇面，赐给臣工：康熙也给胤禛书写匾额、对联，如写“为善最乐”匾额，对联：“种德在宽仁，俾昌尔后；立身惟忠孝，永建乃家。”胤禛把匾联悬挂在雍亲王府书院正室太和斋。康熙还给胤禛书写“五福堂”匾额，胤禛把它悬挂在王府后室。康熙赏赐胤禛“御赐朗吟阁宝”印玺，朗吟阁是圆明园内一所建筑，雍正在此读书，以之为镇阁之宝。康熙后期因储位虚悬，诸子争竞，天伦之乐大减，胤禛、胤祉经常请他到他们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散心。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早在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胤禛请乃父临幸府园进宴，随后胤祉也请乃父。统计《清圣祖实录》资料，康熙先后去胤禛的圆明园和热河狮子园十一次，胤祉花园十八次。这是他们二人的特殊恩荣，为其他皇子所无。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幸胤禛花园多达三次，有一次是诸皇子公请父皇，假座于圆明园，显然这时胤禛的园苑为康熙乐于散心的地方。有一次是胤禛把弘历引见给康熙。胤禛于五十年（1711年）生弘历，这是他的第五个男孩，是叙齿的第四个，在这五兄弟中，康熙年间死掉三个，弘历实际上成了老二。他勤于学习，得到胤禛的欢心。六十一年春天，康熙到圆明园牡丹台观花，正在高兴的时候，胤禛告诉乃翁有弘历这个孙子，康熙当即召见，很喜爱他，命送到宫中养育，赐居畅春园澹宁堂。不久弘历随从到热河，住在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康熙临幸狮子园，弘历侍从回家，康熙传见他的生母钮祜禄氏，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 。一时祖孙三代、翁媳之间，雍雍睦睦，尚有点天伦乐趣。

胤禛没有担任过固定的差使，建言征讨策妄阿拉布坦，亦被人认为谋求出任领兵大将军，但没有成功。当社会上盛传胤禩、胤禟、胤禵三人中将有一人立为太子时，其心急如焚和懊丧情绪是可以想见的。五十六年（1717年），远在福建的戴铎向他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戴说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谋调这个职务，“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戴铎的悲观估计，多少反映出胤禛当时在争夺储位中的不利处境。但是，康熙到晚年，对胤禛的差遣、与他的接触明显地增多了，特别是在祭祀上。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常雩，四时享太庙，都是大祀，而冬至祭圜丘、祈谷、常雩又为三大祀，尤其重要。大祀主持人，除皇帝亲行外，即为天子指定的亲信王公。康熙“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 ，自云：“天坛大祭，朕亲行礼”，“方展诚心” ，轻易不要人代替。晚年身体不好，实在不能成行，他才派人代祭。胤禛屡次主持大祀，表明他在康熙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也是社会名望的提高。

上面叙述了诸皇子各立门户争夺储位的情况，唯一具有立太子权的康熙是什么态度呢？他根本不想立太子，也没有立太子。五十六年（1717年）冬天，在朝臣坚请立皇储时，康熙被迫让搞皇太子仪制，同时写出他未来的遗书，讲述他一生行事、某些政治见解和宗室内部的团结，但是没有涉及继承人的问题。《清圣祖实录》记叙了这份遗言。另据档案资料揭示，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年）春天，按照颁布重要诏书的制度，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遗言宣之于臣民。宣诏前大学士马齐等奏称，立太子问题，需要“皇上特旨” ，可见确定东宫，与这个遗言不相干，不是《实录》故意不载。当时朝鲜的贺冬至使臣俞命雄回国报告说：“皇帝（按指康熙）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而太子（按指胤礽）无复位之理矣。” 亦证明没有指定新太子。那么在诸皇子中，康熙有没有意中人，或比较满意的人，以备他日为太子呢？他曾对大臣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尔诸臣也。” 他究竟选中了谁，没有透露过。为此只能从他对诸皇子不尽相同的态度作一些推测：胤礽遭两度废黜，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不可能再复位；胤禩得人心，有潜在力量，但露骨地谋位，为乃父所忌恨；胤祉以年长有学识赢得康熙的重视，然无政治远谋和行政才干，很难是理想的太子；胤禵有才有功，处于要职，应该说是康熙选择储贰的目标之一；胤禛以年长有才能及善于体会乃父的意图而获得好感，尤其在康熙季年得到重视，也可能是皇储候选人之一。

至此，不妨综述康熙不再立储、选择继承人的标准及可能的人选。不立储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长期没有合意的人选。太子是国本，应当慎重选择，特别是有了废黜太子的教训，康熙更知立非其人关系的重大。他在五十二年（1713年）说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坏，但不一定能在复杂政争中把持得住。

第二，国家只能有一个君主，不能要副君——皇太子分理国政。他深知皇太子年长，身边难免有小人，会结成朋党，不能尽臣子之道，难免与皇帝发生冲突。废胤礽后若再立皇太子，自身年老多病，从生理上讲需要太子协理政事，诸臣也这样建议，可是康熙坚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的观念，还是以不立皇太子为好。

第三，防止皇子间结党争竞。康熙看到儿子们长大了，分封了，各有属人，各自谋利益，若立了皇太子，正是大家攻击的目标，将会出现不停的党争。

康熙选择皇太子的标准：

首先，反对皇子结党谋位，册立皇太子一定要皇帝独断。他深知结党谋位的危害，将会造成皇帝与皇太子、皇太子与诸皇子以及诸皇子之间的冲突斗争，并把大臣卷进来恶化朝政，可能出现朝臣拥立皇太子而日后借以擅权的危险。结党谋位也是剥夺皇帝特有的立太子的权力，康熙要保卫它，从刘邦立太子受吕后干预，唐太宗立李治必须获得长孙无忌支持的历史中汲取了教训。康熙初立胤礽时，不可能出现结党谋位的事，别的朝代立太子一般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康熙朝由于先出现了皇太子结党，接着有废太子事件以及伴随而生的诸皇子结党争夺储位，这种实际情况，使康熙不得不以是否结党图位作为选择继承人的基本条件，甚至是先决条件。

其次，康熙要求继承人要能做到诚孝。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在五十二年（1713年）说，“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以朕心为心”是有丰富内容的严格标准。古人讲孝，父母想要吃、穿、用的东西，要办的事情，还没有说出来，儿子先想到了，给老人预备了，筹办了，甚至父母没有想到的，儿子想到了，去做了，这样符合父母的心思，才算得上纯孝。康熙经常对儿子们讲孝道，说宋孝宗孝敬太上皇宋高宗，明宣宗奉事母后，但认为他们还做得不够，宋孝宗是定期朝见宋高宗，而自己服侍皇太后50年，有事随时去商量，无事也是不几天就去看望，表现出天伦至性，而不是预定日子，走走形式。他说的“以朕心为心”就是要皇储有这种纯孝：能体会皇父的意思，以其意志为意志，想皇父之所想，做皇父之所欲做的事，所以孝道是康熙立太子的重要标准。

复次，皇太子要有才能。康熙说他的后继人应当是“坚固可托”的，就是讲的这个条件。皇帝要当好，要能保持清朝的江山，没有才能当然不行，否则天下就会大乱，臣民就要遭殃，江山就可能易姓，这是康熙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也关乎他的名声，所以必然要有这个条件。

至于皇太子的可能人选，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只能作下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