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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间，中国实现了别国在100年甚至200年间的发展。在这一历程中，中国经历了伟大的转型，从传统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的经济转向了开放经济。快速的发展本身是好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传统的体制和观念对新形势、新阶段的各种不适应。理解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有历史的视野，把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清楚，把发展的转型特征讲清楚。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经实施了长达近3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面临极其特殊的大国博弈，西方世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试图将新中国完全孤立在西方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在学术界，由苏联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加国有经济的理论，在此背景之下，现代经济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打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学术上形成了所谓“西方经济学”与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
中国当时还有一个大国发展目标——这个目标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在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计划手段被用于全面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做大工业生产的利润，并投入重化工业的再生产。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是由上述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所决定的。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极个别的领域之外，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活力有限。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本国的发展战略呢？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同时，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与大陆形成了军事对峙，再加上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爆发，这种政治军事格局迫使中国不得不迅速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提升本国国防实力，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
不仅政治环境严峻，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起点也很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466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人民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全国人民十分迫切的渴求。当时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形成了高度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所以重工业被中国视作建立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药方。
苏联在1929年以前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但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重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苏联的成就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愿望，因此，在两国目标相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时是“理性”的选择。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以供求决定价格、生产要素流动和私有产权保护为特征的话，那么计划经济的特征就是全面管制价格、控制生产要素流动和全面公有制经济。
当前，中国仍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转型道路上。当计划经济的记忆已经渐渐变淡时，有必要说说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弊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仍然面临哪些问题。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导致常态化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计划经济则可以通过计划的产量和价格，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虽然现代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无法利用价格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无法激励微观主体努力工作，但是回到几十年前，人们对这些问题还缺乏认知。
计划价格一度被认为有利于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它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欠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追赶发达国家，而重化工业普遍是资本密集型的，这就需要加快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为此，必须人为地把工业部门的成本压下来，这就必须控制工资。而控制工资的结果就是长期的低收入，这又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相矛盾，于是就需要进一步控制商品的价格，同时承诺劳动者由企业提供退休金，以及廉价甚至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于是，计划价格和计划生产又延伸到教育、医疗、住房等部门。
长期管制商品价格的结果必然是供小于求，也就是所谓“短缺经济”的状态。这时，一系列票证和相应的配给制度就出现了。一直到1980年代仍广泛存在的粮票、布票、油票甚至豆腐票，就是对城市居民进行短缺商品定量配给的手段。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无法体会要凭票买日用品的感觉了。
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使计划经济存在的逻辑全变了。中国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在1980年代，曾经实施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价格双轨制”。也就是说，在计划轨内，由国家规定生产的产量，并相应制定较低的计划价格。但是超出计划的产量，企业可以将其拿到市场上去卖，相应的价格是较高的市场价格。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双轨制改善了资源配置，缓解了市场短缺。
当时光的列车驶入1990年代，中国终于告别了“短缺时代”。以1993年粮票的全面取消为标志，商品价格双轨制逐渐成为历史。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已经是由供求来决定价格了。相对较晚放开价格的是汽油——现在中国的汽油价格随着国际市场波动，但对波动幅度有所控制。此外，随着过去若干年房价的快速上涨，现在一些城市对于房价仍然采取了一定的行政调控措施。
商品市场的价格机制先行之后，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逐渐得以建立。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的工资是由计划体制决定的。政府统一规定企业内部的工资级别，员工的工资级别主要由工作岗位和工龄来决定。当时，劳动力很少在企业之间流动，更不要说跨地区流动，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失业一说以及相应的失业保障制度的，但这同时也消除了劳动力通过失业转换到其他企业和部门的可能性，企业也无法以失业来惩罚偷懒和卸责行为。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营部门，与国有企业并存。当时的国有企业有大量的富余人员，负担重，效率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应对当时国企改革的具体情况，“下岗”现象开始逐渐出现。通过大规模的“下岗”，国有企业形成了富余员工可以失业的制度。到了今天，失业和跳槽已经变得平常，企业内的工资也已经可以自由浮动——目前，除了政府、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的工资仍然由地方政府制定之外，人们的收入基本上已经由市场决定。在国有企业内部，除了代表国有资本的少数高管要被限薪，员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基本上已经由企业自主决定。
再来说资本。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价格，所有企业投资都通过国家统一计划，对企业进行拨款。因此，企业并不需要贷款及支付利息，所获得利润也直接上缴国家用于再生产和分配。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加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对企业的拨款由此改为贷款，资本由此开始有价格（即利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先后成立，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际贸易极其有限，汇率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增加了进出口贸易，但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仍然是人为抬高的。通过抬高人民币汇率，相应地压低了外汇的汇率，从而使得中国进口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变得便宜；但这也使得进口商品的价值被低估，于是国家只能通过“外汇券”的形式为特殊需要提供进口商品的机会。
由于汇率被长期高估，1994年之前一直同时存在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1994年，通过人民币官方汇率大幅度贬值，中国实现了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人民币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了33%。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对汇率直接干预的力度也越来越小。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纲领宣布，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紧接着的1994年，后来被称为“改革年”。
最难办的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调个个儿。
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这导致了几重问题：对于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财政收入的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但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1994年的另一项影响全局的改革是银行改革，目的是让银行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措施包括：把人民银行办成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成立独立的政策银行承担政策性贷款。
1994年值得载入史册的改革还包括：
贸易体制改革：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就业体制改革：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住房体制改革：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从福利分房向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国有企业改革：10月25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1月2日—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在企业开展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的土地市场是最有特色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施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地区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土地都由国家直接计划配置，无需付费。若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至农村地区，需要先将农村土地征用为国有。在2003年之前，城市国有土地用于企事业单位所需，主要采取的是协议转让制度，2003年之后才转变为以招标、拍卖和挂牌相结合为主的制度，协议转让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从而逐步形成了土地市场。
但即使如此，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仍然受到计划体制的显著影响：
1．城市与农村的土地市场仍然是相互割裂的。
农村土地若用于城市用途，仍然需要进行征用。对农业用地进行征用后，对农民进行的补偿，仍然以相应农业用地上的农业产出为基准，而不是根据转为城市用途后的实际价值来核算。为了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并轨，中央已经提出“同地、同价、同权”，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包括宅基地）的直接入市，进展有限。大量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修建的房子，即使已经实际上是城市用途，但因为相应的土地未经征用，仍然是不同于城市住房的“小产权房”。
农村的农业用地是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农户可以将所承包的农业用地进行转租和入股，但是不能出售。农村的宅基地所有权仍然归集体，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可以出租，但是如果要转让，则仅限于同村的村民之间。
在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是协议转让的；而用于住宅的土地，为了控制房价的上涨，近年来，土地拍卖的价格也经常出现限价。
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农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不足；在城市建设用地中，为了利于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将大量的土地置于工业和商服用途，而住宅用地供应相对不足。
和生产要素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相比，中国经过若干年的改革之后，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较大的障碍。
先从户籍制度和 劳动力 流动开始说起。中国的户籍制度起始于计划经济年代。当时城市地区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同时又为职工提供了各种与单位挂钩的福利；而在农村，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农产品价格被压低了。由此形成了城乡间产品价格、收入水平和各种福利的剪刀差，在这样的剪刀差下，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户籍制度成了流动屏障。
一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小规模流动。但此时，城市居民购买商品粮需要凭粮票，而农村劳动力进城得自带口粮，因此劳动力流动非常有限。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贬值，中国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型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粮票彻底被取消，方便了农民进城务工，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由此出现。
但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农民工群体，以及跨地区流动的城市人口，没有当地城镇户籍，至今仍未能在当地完全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这种户籍制度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后果。首先是城市化不充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3.76亿，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但如果与其他国家处于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平均水平相比，即便将常住于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在城市人口当中，中国的城镇化率仍然偏低。由于劳动力流动不够充分，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仍然较高。
说完劳动力再说 土地 。在中国，一个地方将多少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取决于从中央向地方层层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大量配置给了相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被相应地收紧。而且，建设用地指标一旦被分配之后，便无法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这种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改观。2016年，国土资源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增量的建设用地指标要与吸纳外来人口的数量挂钩。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跨区域交易机制，已经被列入改革的议程。
再说 资本 。资本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也有障碍。金融资源较多地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却融资不易。一些企业即使盈利水平不高，甚至亏损，成了“僵尸企业”，却仍然能够从地方政府得到大量支持——只要能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也仍然愿意支持“僵尸企业”，以避免坏账浮出水面。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生产要素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改革开放之后，从农村的乡镇企业到城市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从此之后，除极少数行业外，大多数行业发展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所谓“56789”的局面，也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框架，全社会产权意识不断增强，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种资本流动、重组、融合日益频繁，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保障。《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坚持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中国的对内改革焕发了国内经济的活力，而对外开放则带来了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相对封闭经济状态，国际贸易在全球占比微乎其微。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国际上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渐得到缓解，新一轮的全球化获得了“二战”以后最好的黄金期。此时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寻求新的盈利空间，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则亟须外资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先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然后又确定了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又把海南单独设为经济特区。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先于印度全面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大规模引进外资。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通过以上一系列开放举措，中国全面转向了比较优势战略。换句话说，借助于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国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面向出口开始，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实现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和出口。
从1994年开始，随着汇率的并轨以及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明显：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度高达9%；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一度高达65%；货物贸易额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最高时达到4万亿美元，在2006年之后持续位列全球第一。
2001年12月11日，世界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加入了WTO。
WTO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是1948年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中国曾经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后来中断了。1986年7月，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开始了长达14年艰难曲折的“复关入世”谈判。最终，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推进开放”在当时存在着多大的阻力。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加入WTO将使中国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将加剧，由此可能导致一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然后造成严重的失业。一些直接参与“入世”谈判的中方人员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被指为“卖国”。
实际上，加入WTO之后，中国迎来了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开启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反而迎来了城市地区劳动工资的快速上涨。一度被认为根本无法承受国际竞争的中国汽车行业，逐步成长，如今，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体系在WTO框架下加快了与国际的接轨。中国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政府职能也发生相应的转变，行政命令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有所削弱。企业管理方式更加市场化、国际化。
可以说，从1994年开始至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成果。中国借助于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现代经济学的完美例证。中国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只有开放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可以向全世界展示的“大国发展”经验。但是客观地说，这一阶段借助于全球贸易而实现的快速发展，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了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之下，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够高。同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也将国民收入的很高比例转化为资本收入，而劳动收入占比不高，进一步影响了国内消费的增长。投资比重过高，是经济增长偏离“黄金率”的表现，并非长期最优的增长方式。
当投资快速增长，国内产能不断扩张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跟不上，对外出口就成了中国消化产能的渠道。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在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之后被打破，此后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2021年，我国经常账户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8%，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已调整为“以内循环为主”的状态了。
过高的出口依赖度，使得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及GDP总量的增长。一方面，相当高比重的GDP增长来自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的生产被用于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汇进入中国后，形成了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官方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时，受到很大限制，大量被用于购买回报率较低的美国国债，而无法像民间外汇储备那样可以直接进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较高投资回报。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与东南沿海地区较好的海运和内河航运条件有关。从相对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放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由于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内陆地区的人们未能充分通过迁移来共享全球化的红利。
从美国方面来看，上一轮狂飙突进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尽管美国享受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但在美国国内，很多民众认为经济增长仅仅惠及了大约1%的高收入者，其余99%的人却没有足够地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从地区分布来看，全球化主要惠及的是美国东西海岸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美国中部地区的一些传统制造业则逐渐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民众面临着失业的困境，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由此而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动力。
可以说，整个世界都没有为上一轮全球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全球化并不是让所有地区同时受益的。在中国，劳动力流动不够充分，只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控制地区间差距。而在美国，境内劳动力流动比中国自由得多，但又不完全自由，这时，美国缺乏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造成了欠发达地区的不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动人”（劳动力流动）不够，而美国“动钱”（转移支付）不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均出现了调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有所减少。而在中国，投资和贸易顺差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下降，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中国经济正逐步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向未来，为了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大国发展，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成为所有改革的焦点。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优化现有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