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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国外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中国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是全球普遍实施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同时，各异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特性，又使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各具特色。在国际上，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让世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讲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也要讲中国的特殊性，但首先是共性。
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很难实现不同国家市场体系的对接，还会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形成阻碍。市场经济的共性主要有三个：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防止一切外力，包括市场垄断力量和政府行政干预来操控价格，这是各国市场经济普遍遵循的原则。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出现市场垄断或非理性定价，政府管控价格才是合理的。
离开了价格机制，既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衡，也有可能出现行政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权，从而滋生腐败。举例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实施过“价格双轨制”，在计划价格规定的产量之外，允许企业将多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市场价格出售。这在当时是一种过渡举措，却出现了特权阶层把大量物资从“计划轨”转向“市场轨”高价出售的情况，即所谓“串轨”。在当前，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有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社会公众往往到市场找腐败的根源，其实，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防腐剂”。
一个统一的国家理所应当地拥有统一的大市场，能够畅通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商品自由流动能够保证全国各地自由贸易、相互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接下来我们一一阐述。
首先来看劳动力。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在“空间均衡”的道理之下，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既能够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够让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劳动力流动还能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距，有利于共同富裕。因此，劳动力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等的。
资本的自由流动比较容易理解。资本总是流动到最能够获取收益的地区、行业或者部门。个人或者企业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保证了资本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人们常常对资本的逐利抱有敌视的态度，这要区分具体的场景。如果资本借助市场的垄断力量来牟利，或者伤害消费者利益，这并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如果资本是通过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获利的，则恰恰能够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避免出现资本对局部市场的垄断。
土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产要素。土地本身是不可移动的，在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用地结构差异，取决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每个地区的土地用于何种用途，取决于不同用途的相对价格，有些地方的土地更多用于制造业或服务业，同时提供与人口数量相适应的居住用地，而有些地方的土地则更多是农业和生态用地。
市场经济的第三个共性，是对于产权的保护。
市场经济要解决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的问题。生产者不仅要在短期里将效率最优化，而且要在长期里考虑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由于市场未来的需求变化具有不确性，因此，生产者需要为此承担风险。在市场经济里，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保护私有产权，让人安心合法地挣钱，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保障生产者的投入、努力和创新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
知识产权保护是目前产权保护中关注度比较高也是迫切需要完善的一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创新发展，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时期很长，投资巨大，回报却滞后，还有可能事后才发现并不符合市场需求。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保证创新的收益。当中国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国际服务贸易也越来越多，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将愈发重要。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追求平等和公正都是普遍的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包含了平等与公正的内容。
平等与公正首先体现在过程上。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到法律和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公正对待。
其次，平等与公正也体现在结果上。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将产生社会不满。因此，需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缩小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存在收入不平等，但是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始终是其重要的价值观。中国已经建立了个人所得税累进调节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且正在对财产税进行试点。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努力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城乡和地区间差别。此外，中国还实施着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制度。
目前，在中国的城乡和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传统观念和体制的阻碍，人口的自由流动还没有完全实现，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还很大。为了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对收入较低的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实施了大量扶持政策。对于曾经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地区，实施了广泛的脱贫工作，并在2021年全面脱贫，“三农”工作的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对于欠发达地区，除了从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实施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包括经济援助、救灾援助和教育援助等，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间“横向转移支付”。
如上所述，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有其共性，“社会主义”蕴含了中国追求平等、公正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每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有着各自历史传承下来的特色。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和疆域双重意义上的大国，存在一些影响着经济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体制，这些体制主要体现着两层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意义上高度分权的大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划分，中央的税收占比大幅度提升，但是中央的大量税收又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出占了绝对多数，因此，中国在财政支出意义上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经济总量。在税收之外，从19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还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而土地价格又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有关，于是，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
中国的地方间关系就是在上述分权制度框架之下形成的。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想招商引资和做大经济规模，这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发展的动力激励了地方政府努力工作，在硬件上改善基础设施，在软件上改善营商环境。但是也必须看到，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完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而有可能产生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以及单维和多维目标之间的冲突。
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短期的、当下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任期一届只有五年，而实际上的任期又常常短于五年。于是，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更加注重当下的投资和GDP，相对容易忽视对长期发展有利的教育和医疗投资，对于环境保护和收入均等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关注。
再来看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条件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各地政府都追求本地招商引资和经济总量，就会出现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尤其是，“无工不富”这样一个国家发展的道理，被很多地方政府当作目标，全国各地不顾各自的自然地理条件，都在大力发展制造业。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说，市场统一和地区分工极其重要，但现实中却存在分割市场以及阻碍商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现象。
最后来看单维和多维的矛盾。在短期内，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收入均等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重视不够。
一个社会要追求公共利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是相容的。
在两个层面上，集体主义的文化是容易得到认同的。第一种是在国家层面，例如，全民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使得全社会协调行动变得容易。第二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地域层面，比如小到农村地区的宗族（或村）有其共同利益，大到一个城市或地区也有其共同利益，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集体也容易得到认同。
集体主义要发挥积极作用，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集体的目标如何保证理性；第二是如何为个体的努力（包括创新）提供激励；第三，当集体主义与特定地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何协调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避免“小集体”的行为偏离全社会的利益。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客观上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从而有益于整个国家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恰恰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偏差，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
为了破除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观念，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注重民生。2006年前后，在中央要求之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于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再比如，最近几年来，在中央的要求之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环境质量就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为世人所瞩目。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对于那些承担着粮食主产和生态保护功能的地区，则需要通过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来避免这些地区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
中央还在协调地方间关系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跨界公共品的提供。比如，污染就存在着明显的“跨界外部性”，对于河流的上游来说，污染产业带来的GDP是本地的，但是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则由下游承担。空气污染也是一样的道理，工业发展带来的产值和税收是本地的，但是空气污染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
在制度设计上，中央层面强调河流和湖泊的全流域保护，实施跨行政辖区的河长制和湖长制；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污染产业集中在河北，而造成的污染却影响了整个华北，因此，需要适度压缩河北污染产业的产能；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曾经有一段时间沙漠化情况非常严峻，产生了影响华北的沙尘暴，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些地区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大退耕还林和退牧还林力度，最终基本消除了华北地区的沙尘暴。
要协调好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地方官员的考核，就要在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单维和多维之间找到平衡点。一方面，应该看到，目标越是单一，越是在地方间存在关联，中央的协调就越有效。举例来说，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因为防疫的目标本身比较单一且明确，同时需要全国各地协调行动，如果有一个地方防疫不力，疫情就可能通过人流和物流波及其他地区。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放在全国基础设施网络（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以及自然灾害的应对上，这些事务也是目标单一且需要地区间协调的，这种情况下特别能够体现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困难的是，中央的协调如何更多地考虑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目标的设计可能会带来不如人意的结果。例如污染防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简单地追求空气质量，那么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顾经济发展，大量关停被列入污染产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再比如去产能和保护产权的关系。中国曾经出现的产能过剩，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比较优势，纷纷加大投资。中央提出去产能的目标，这本身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不是用市场机制，根据企业的盈利状态去淘汰落后产能，而是选择关停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
中央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层层加码”，容易造成“运动式”的政策执行，这又反过来需要中央层面及时纠错。最近的例子是“运动式‘减碳’”：一些地区不顾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过分强调绿色低碳，甚至“一刀切”关停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企业来落实“减碳”，对此，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盲目发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既要发挥中央统一领导的协调机制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及个人的积极性。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达到最佳状态？如何避免“层层加码”现象以及政策的波动？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和探索。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解决方案之一。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包含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息，价格高往往是因为需求得不到供给方的满足，在有些不宜完全由市场定价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教育和医疗），短缺也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人民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迁移或变换工作岗位，其实就是“用脚投票”。人民通过各种机制（包括传媒、舆论和信访等）表达的信息也很重要。只有充分了解来自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府的奋斗目标。
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指导改革的实践。市场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是方向，而在中国特色方面，则需要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为目标，对有利的方面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对不利的方面深化改革、弥补短板。
把发展目标说清楚了，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释好了，就可以回顾历史了。应该说，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就是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下不断试错、纠偏和改革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下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