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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需要一条线索。一个全世界都能听明白的故事，就需要有一条人人都明白的线索。有了这条线索，不同国家之间就能对话、比较和互鉴了。
当代人无法选择历史。每个国家的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共同的：
一个国家的发展，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最大化人民的福祉。
中国古话说，“欲速则不达”。一个国家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令消费和投资这两者达到合理的比例，使得经济发展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从长时期来看，当期通过投资形成的产能，要能够有后续的消费来消化。这种恰到好处的投资和消费结构，就是宏观经济学里所说的“黄金律”。
和“黄金律”相比，有两种状态是不好的：一种状态是只顾眼前消费，而不注重资本积累，结果是吃光用光，后续的经济增长就没了动力；另一种状态是在当前拼命投资，虽然对当下而言，投资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但是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那么当投资完成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消费不足的局面，产能反而过剩了。
在全球范围内，东亚国家是比较重积累、重投资的。这件事要分两面看，从好的角度来说，重积累有利于扩大生产，但从坏的方面来看，则容易出现消费不足而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消费，出现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一半。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于是，只能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的产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萎缩，在国内便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图0-2展现了消费、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随着“去产能”的推进，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局面有所缓解。
图0-2 “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
除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关系之外，投资内部的结构也会影响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修筑道路，作为物质资本积累，其特点是见效快，可以直接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用于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投资则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但当下看不到直接的收益。因此，优化投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追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含义。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峰会公报指出，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并呼吁通过组建一个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加强信息分享与合作。2019年10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以真诚和合作精神参加全球钢铁论坛，是论坛成员中唯一设定去产能目标，并主动采取切实措施去产能的国家。2016年以来，中国削减钢铁产能1.5亿吨以上，去产能最多，是全球削减钢铁产能的114%。为此，中国仅安置钢铁工人就达28万人，超过美欧日各自钢铁就业总人数。
清人陈澹然曾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句话可以对应于长期的发展目标。他接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妨借来表达发展的第二个目标——全局的发展。
大国的优势就在于统一市场，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避免小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同时，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能够保证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因为人通常追求更高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企业则会追求更高的利润。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和企业的趋利避害不是坏事。
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尤其重要。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好，适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更多的人口；而另外一些地方，则适合发展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相关等产业，这些产业的总产出往往受制于某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资源总量），如果要实现人均收入提高，便需要人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多一些。
因为个体是趋利避害的，会向着高收入地区迁移，最终达到“空间均衡”状态。但现代经济的“空间均衡”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空间均衡”概念是不一样的。现代经济的空间均衡发展是人口和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同时，每个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总量占比与其人口占比大致相当，从而人均GDP大致相等；在农业社会，经济活动和人口是跟着土地资源走的，因而天然是分散的，更接近GDP总量意义上的“空间均衡”。
现代经济是一种“空间集聚”中的“人均平衡”。在“空间均衡”状态下，不同地区之间虽然经济总量差异很大，但相互间存在专业化分工。一些地区承担着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任，另一些地区则为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央政府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提供有效的转移支付，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此，不同地区就可以共享发展成果。
人类的需求是多元的，从经济发展初期的吃饱穿暖，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用电器；从享受文化旅游等各种服务，满足精神需求，到重视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等等。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增长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都会带来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个体需求。一个国家如果仅有经济增长，没有环境质量，或者收入出现巨大的不平等，都不是一个好的发展结果。如果仅仅在物质上极大的丰富，但是在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封闭落后，也不是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多维的发展往往和长期的发展是一致的。提升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既是为了实现多维的发展，也是为了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学通常用人均GDP来度量发展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
也较高，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在短期里，不同的发展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如何兼顾的难题。例如，社会可能存在短视现象，只注重经济增长，却破坏了生态。也有可能个体层面上获得了好处，社会层面上却遭到了损害，比如说有的企业只顾赚钱，却污染了环境。有时，也可能是政府没有充分追求多维的发展，比如说，地方政府更愿意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经济增长方面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容易忽视对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投入。
一个国家如何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这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评判。因此，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寻找一种政治过程来加总社会的偏好，形成一个“社会福利函数”。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2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实施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并存。这段历程有得有失，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地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