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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提出：如果你判定“元宇宙”是幻觉空间，那么就可以以相同方式来判定“现实”是幻觉空间。也就是说，如果“元宇宙”无法摆脱其“虚拟性”内核，那么，“现实”同样无法摆脱其“虚拟性”内核。
这一节，就让我们进一步从未来考古学视角出发，借助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关于真实—想像—符号的拓扑构架，来思考“现实”本身的“虚拟性”。
在2017年发表于《鹦鹉螺》杂志的题为《意识形态是原始的增强现实》的文章中，拉康的再传弟子、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特别分析了当时因“增强现实”体验而成为现象级游戏的《宝可梦GO》。在齐泽克看来，这款游戏的成功就在于，它用数字技术给玩家提供了一个“中介性框架”（intermediary frame），使各种“虚拟元素”有效地对“现实”做了增色性质的补充，“如果没有这个框架，原本那个现实则会让我们毫无兴致”。 [1]
齐泽克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进一步提出：
我们关于“真实”现实的“直接”体验，已经就像一种
真实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的混合物
而被结构化。
在齐泽克眼里，这个让我们熟悉到提不起兴致的“现实”，已经是一个充满虚拟元素的“现实”。“真实现实”，同样是通过诸种“中介性框架”而被结构化的。
《宝可梦GO》所提供的“中介性框架”，对应着拉康所说的 想像性的“幻想框架” 。而在这个被我们体验为真实的“现实”（也就是提不起兴致的那个“现实”）中，“中介性框架”不仅仅有想像性的“幻想框架”，还包含 符号性的“意识形态框架” 。
齐泽克引用分析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异己现象学”（heterophenomenology）提出，所谓的“主体性的体验”，本身已然是哲学家（尤其是康德主义哲学家）的“符号性的虚构”。换言之，我们不能假设：人们只是无法触及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但可以触及“现象”。相反，“主体性体验的宇宙是被重构出来的，同我们通过阅读文本来重构一部小说的宇宙的方式完全相同”。
小说文本所构筑起来的宇宙，是充满“孔洞”的。譬如，阿瑟·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中颇为细致地描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公寓，但并没有描述公寓书架上有多少本书。小说的宇宙，不是一个彻底构建完成了的宇宙。在齐泽克看来，丹尼特的洞见是，我们无法假设主体性体验是连贯的，而非充满“孔洞”、充满不连贯的碎片，“裂缝被引入我自身的第一人称体验中”，“主体是其自身的虚构”。
我们在阅读内含大量印刷错误的文章时，很多时候并不会注意到错误——除非在做校对文本的工作时。这意味着，
我们自己填补了“孔洞”
。阅读文章是这样，体验“现实”也是这样。这个宇宙是连贯的，那是因为：我对“宇宙”的体验，被我构建为连贯的。
诚如齐泽克所写，“‘直接体验’，是我
记忆为
我的直接体验”。
于是，当评论者们强调元宇宙的“现实”是虚构出来的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身其内的这个宇宙的“现实”，也是虚构出来的。原因有两层：（1）人们是用相同的方式（亦即，康德所说的对“现象”的体验），去体验“元宇宙的现实”与所谓的“真实现实”；（2）这份主体性体验，本身亦是经过符号性虚构［亦即，拉康所说的“符号性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加以保留而形成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借助拉康所提供的术语，把“虚拟性”分成如下三种形态：“真实的虚拟”（real virtual）、“想像的虚拟”（imaginary virtual）、“符号的虚拟”（symbolic virtual）。
“真实的虚拟”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不涉及任何物质性的内容。以一尊苏格拉底铜像为例：用于制作这一铜像的铜料可以铸成任何事物，但只有苏格拉底形象这一形式本身，才使这些铜料成为苏格拉底铜像。该形式本身诚然是虚拟的，但却构成了事物之所以“是”的定义性内核。
对于“想像的虚拟”，齐泽克曾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当我与他人交流时，我的感官会接收到这个人正在呼气、身上有其个人化的味道等等感性材料，但在实际接触中，我会把这些感知给过滤掉，因为我并不是在与这个真实的他人交流，而是与一个经过“中介性框架”处理的“虚拟”形象相处，这一虚拟形象是我在抹去他人令我难以忍受的特质后想像出来的。人们之所以会沉浸在“元宇宙”中，甚至喜欢“元宇宙”甚于“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比“现实”更为满满充盈着“想像的虚拟”——那里没有“丑人”“排泄物”“体味”“口臭”……
就“现实”的虚拟性内核而言，更为关键的是“符号的虚拟”。对“现实”的探究上，结合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成果的拉康，比发起“认识论转向”的康德更迈进了一步。拉康提出，人们对“现实”的体验，并不只是从感官系统到“意识/先验统觉”那么简单，而是 经过“符号性的向度” （亦即，各种形态的语言） 的中介 。“现实”，是一个符号性的秩序（symbolic order）。对此，齐泽克阐释道：
符号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那个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的无形的秩序，关于诸种规则与意义的复杂网络，它使得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依据我们看见它的方式（以及使我们看不见——依据我们看不见它的方式）。 [2]
“现实”本身，是由符号性向度（“大他者”）所结构化出来的。正是大他者，使得“现实”变得很虚拟：符号秩序的边界，就是“现实世界”的边界。由于康德没有聚焦符号性的向度，所以他认为人为自然立法，进而为道德实践立法。对于康德而言，道德实践并不以“现实世界”之实在性为前提。人无法确认“现实世界”是否真实，但却可以为自身在世界内的行动确立准则。
而在拉康这里，大他者扮演了“立法者”这个角色：在作为符号秩序的“现实”中，大他者告诉你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事物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并告诉你该如何行事、什么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换言之，人并无法如康德所说能够彻底自主地行动（自己给自己的行动立法），大他者结构性地使人陷入他律（heteronomy）的状态。
更无奈的是，你可以挑战大他者，但无法干掉它——你只能通过参与它而进入“现实”。
如齐泽克所言，“所有实际行动都显得是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其地位是纯粹虚拟的）的‘表面形式’”。
大他者始终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保持一种纯粹“虚拟”的状态。即使一位法官是个瘦弱胆小的人，但一旦他穿上制服，被大他者符号性委任后，我们就会遵从这个法官所宣读的判决——我们服从的不是“真实”在场的那个瘦弱之人，而是“虚拟”在场的大他者。
上述所分析的这三重“虚拟性”说明了，我们所体验的“现实生活”，实质上结构性地具有“虚拟”属性。
以此反观“元宇宙”。诚然，那里“想像的虚拟”要比“现实”充盈得多。但就“符号的虚拟”而言，那位“现实”中的大他者，在“元宇宙”中看上去变得羸弱很多——在那里人们的行动往往更肆无忌惮、更无法无天。
在“现实”中，一个人的“身份”必须得到大他者的符号性委任，这样才能融入整个社会关系之网中。当这个人进入“元宇宙”后，则不用老是听大他者的话做一个好人、老实人，或者做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在那里，一个人可能更能肆无忌惮地做其“真实”想做的事：你可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但这往往并不阻碍你又成为一个杀人如麻的“狂战士”；你也可以任你的心意改变自己的“性别”身份，或者改写对男人/女人的“正常”界定（譬如异装）。在“元宇宙”中，你更能够为自己的实践立法，而不是遵从大他者的律令——当然，这种立法往往会更有萨德主义味道而非康德主义味道。
在本体论层面上，对比“元宇宙”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后，我们至少能看到， “现实世界”并不一定就更真实——它本身已经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的” 。“元宇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他者的虚拟在场，使得进去之人可能在其数字化身之下展露“真实”面目（在做其“真实”想做的事时顾忌会更少些）。
实际上，我们在“元宇宙”中所面对的，是 一个虚拟性本身被激进重组的“虚拟现实” 。技术重组了感官之诸种体验的同时，也重组了虚拟性的结构——符号性的虚拟现实被削弱，而想像性的虚拟现实则被大幅增强。
齐泽克把丹尼特视作一个“原拉康主义”（proto-Lacanian）哲学家，尽管丹尼特本人肯定不会接受。
[1] Slavoj Žižek, “Ideology Is the Original Augmented Reality”, Nautilus , October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nautil.us/ideology-is-the-original-augmented reality-236862/>, emphasis added.
[2] Slavoj Žižek, Event: Philosophy in Transit , London: Penguin, 2014, p.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