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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上一节中的未来考古学考察，我们已能够看到：人类（智人）所生活其内的“现实”，始终有一个虚构性的内核，这个内核从当年哲学加持的“元物理学/形而上学”，演变成今天技术加持的“元宇宙”。然而，尽管面貌完全不同，但两种“现实”却隐秘地共享着同一种特质，那便是： 它们都恰恰指向某种“超现实” 。
那么，“现实”的虚拟内核（“超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当下的“元宇宙热”中，以刘永谋为代表的学者所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未来考古学颇为相似。刘永谋认为对于新事物“哲学家最好不要太早发言”，他本人之所以对于“元宇宙”仍然发言，是因为“‘元宇宙’术语虽新，但从哲学上看本质，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就像“何同学”从对5G的发问很快转到对4G的发问上，刘永谋把对“元宇宙”（新事物）的讨论很快转到对“赛博空间”（旧事物）的讨论上——“类似东西的讨论，我甚至在读博期间，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思考过”。
当年“赛博空间”讨论最热的时候，对它的一个主导性批评就是：“赛博空间”并不是真正的物理空间，而是上网的人想像出来的空间；它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故此本质上和“神话”无异。
[1]
而在刘永谋看来，所谓的“元宇宙”不过是“赛博空间的高级阶段”，故此就是一种“幻觉空间”，“元宇宙越成熟，越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于是，当你进入“元宇宙”，你实际上是陷入幻觉空间，就像是“各种癔症病人、被催眠的人‘看到’各种奇怪东西在某种空间中展开”一样。
持“幻觉论”的学者，很自然地就会把陷入“元宇宙”的体验同“吸毒”做比较，“当人吸毒之后，物理世界会变得虚幻，而幻觉世界会变得真实。当世界等于完全的感觉沉浸，当感觉被切断，世界便会消失”，“和吸毒不同，在元宇宙中，你可以和人共享幻觉，而吸食毒品你只能‘自嗨’，无法与人分享环境”。
刘永谋进而提出，当代技术要为“元宇宙”这种新型“毒品”的蔓延承担责任，“全身沉浸性的元宇宙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技术现代性、工具理性对现实和意义、神圣和世俗的割裂，这种割裂正是技术现代性发生危机的核心和对自身的异化”。
那么，“元宇宙”在本体论层面上，是否就是一个“幻觉空间”，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是在吸食“技术毒品”？我们是否应该认同这种针对“元宇宙/赛博空间”的未来考古学见解？
乍看上去，“幻觉论”没啥毛病：“元宇宙”确实同“现实”泾渭分明。在“元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无可置疑，它们皆是“虚构”、“虚拟”或“增强”出来的。与之相对，在“现实”中，一切物体、肉体、人、事件及其因果链等等，都在“客观”意义上“真实”存在。
“现实”是真正的物理空间，人“真实”地生活在这一空间之中，在其中进行吃、喝、睡觉等活动，才能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生活在“元宇宙”这种想像出来的幻觉空间中，即便时时刻刻都在享用“山珍海味”，生理—物理层面上仍然什么也没发生。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从未来考古学视角出发，“元宇宙是否幻觉空间”这个问题，我们实可求助于思考“我能认识什么”问题的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洞见。因为对该问题的追思，康德本人当年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一路转行成为道德哲学家与美学家。
康德提出，科学研究者必须从做出本体论判定（“现实”是否幻觉），转到认识论探索（能否对“现象”进行描述并总结规律）。 [2] 实际上，我们将“现实”（reality）中的一切体验为“真实”（real），就在于它们是可感（诉诸感官/感性）、可知（诉诸理解力/知性）的。人的“意识”——康德笔下主体性的“先验统觉”（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根据感官系统得来的信息形成“现实感”，亦即，将作为信息源头的对象判断为“真实”。但这种“现实感”在康德眼里是成问题的，必须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加以衡断和廓清。
经验性的感知，以及基于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都从来不关涉本体论的“现实性/实在性”问题，而是只负责采集环境或研究对象的信息——并且总是不完全的信息——传递给“意识”。这就导致了，“意识”所获得的“现实感”，跟“‘现实’本身是否真实”（Is ‘reality’ itself real）这个本体论问题完全无关。
这就是为什么康德坚持“人为自然立法”，而非古典形而上学主张的“自然为人立法”：在他看来，一切“现象”［在本体论层面上同“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无关］，都是人的“意识”来确定的。先验统觉处理感性材料，从而获得经验。理解力和理性则处理经验性现象彼此关联的普遍性法则（如物理规则、道德规则），从而知晓如何实践以及如何判断。康德把认识论问题同本体论问题相区分，提出科学研究者只需要关注认识论问题而大可悬置本体论问题。康德将他提出的这个建议称作“哥白尼式革命”，而这个革命在哲学史上则被称作“认识论转向”。
统合可感、可知的“意识”（“先验统觉”），能进入“元宇宙”中继续感知——甚至对比“现实”中各种既有物理规则之束缚，“意识”在“元宇宙”里能够更为“自由”地驰骋、感知上天入地或翻江倒海的畅快……“元宇宙”不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确证了“人为自然立法”（人开发出这个“现实”），并且在认识论意义上确证“人为自然立法”：当一个人穿戴上VR头显等作为“体外器官”的技术设备进入“元宇宙”后，他/她的“现实感”实际上被重组了。
于是，如果你判定“元宇宙”是幻觉空间，你就可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判定“现实”是幻觉空间：因为你是以同样的方式去感知“现实”。
实际上，“元宇宙”里的一切事物、事件无法被视作真实存在着的，恰恰是因为：根据“现实”中的各种规则、法则，它们无法被判断为“真实”。你进入“元宇宙”后，可感、可知并没有被阻断，而是会依照全新的“物理规则”来感知——譬如可以在全新的引力规则下感受天地“一跃”间的快感。
“元宇宙”中的一个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各种经验性的感知信息，来逐步定位到那里面的“物理规则”并对之加以持续不断的证伪/证实。倘若你真的是一个具有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的科学家，彻底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研究自己所处身其内的那个“现实”，那么，即便你取得再多成绩、奠立再多的“知识”（亦即，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笔下的“世界3”），你都无法对该“现实”本身是否真实，做出“科学”判断。
康德之后的哲学家，也不会去一口做出如下判定：“元宇宙是幻觉空间”“进入元宇宙是吸毒”。
那是彻彻底底前康德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家”）才会说的话。当然，做出上述判定的刘永谋在以下论点上仍然是对的：对于“元宇宙”这个新东西，哲学家（后康德主义哲学家、“批判”的哲学家）可以发言。哲学家尤其可以展开的思想实践就是，
通过未来考古学进路来重新激活以往哲学家言论里的洞见。
有意思的是，在刘永谋看来，要对抗“元宇宙”这种幻觉空间，对抗技术所导致的“个体世界、历史世界的虚幻性”，就“只能用指向终极关怀的形而上追问来救治”。
我们看到：对于“幻觉论”者而言，能应对“元宇宙”这种技术造成的“幻觉空间”的，恰恰是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于是乎，针对技术“拟真”所制造的虚拟性的“救治方案”，就是去加大哲学“臆测”所制造的虚拟性的剂量。
[1] Vincent Mosco,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2004.
[2] Immanuel Kant, 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rans. Norman K. Smith,London: Macmillan,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