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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虚伪、贪婪、欺骗，
幻象、疑惑、简单、善变，
好强、无奈、孤独、脆弱，
……
噢，我的天，高级动物；
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上面这些文字，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他用48个“孤独”“贪婪”之类的词“攒”成了这首歌。站在一个纯粹的音乐外行的角度来看，窦唯的这首歌似乎并不复杂，却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在这首歌中，窦唯用这些简单的词语所表达的，既是复杂而多面的人性，也是现代个体的普遍处境。
1994年12月17日，“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在这场可以载入中国摇滚乐史的演唱会上，当时并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登场，以音乐的方式发出自己对现代世界的疑问与呐喊。张楚用一首《蚂蚁蚂蚁》作为他对现代世界的隐喻，“看一看我的理想埋在土里”这句歌词，传递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蜷缩与无奈；窦唯则在发出“地狱，天堂，皆在人间”的感叹之后，又发出了“幸福在哪里”的灵魂拷问。
同样是在这场演唱会上，何勇用一句“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表达着自己的情绪，但同时用一首《钟鼓楼》传递着自己对城市生活快速变迁的“不适”，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是谁出的题这么地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句歌词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对“幸福在哪里”的回答。
现代人的生活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问题。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到人生、历史和国家，问号与问题似乎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生活究竟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的人生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当初那样做选择，现在是不是会更好？……
我在这本书的开头就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向大家贩卖焦虑，因为这些是现代个体的普遍处境和大概率会出现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远比这些多，也比这些复杂。我先和大家分享一段自己的真实经历。
2019年夏，家中的老人在常规体检中查出一些指标异常，需要住院做一次穿刺检查。幸运的是，我挂上了专家号，也等到了住院部的床位。在就诊当天，老人按照医生的要求禁食禁水，早上6点，我们就到了医院。但是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情况，住院部有我们登记的预约信息，但是在医生的电脑上找不到预约记录。我们在住院部、门诊楼、住院医生办公室之间往来奔波两个多小时，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我们的反复询问下，医生终于松口了，他们的回答从之前的“不清楚”变成了“可能是预约联网系统出了问题”，并反复强调“这不是我的问题”，让我们再等待一下。由于长时间禁食禁水，老人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咨询医生能否吃东西。医生说：“可以啊，但是吃了东西，检查就别想做了。”我们问：“能不能明天再做？”医生回答说：“不可能，明天做就需要重新挂号、排床位。”
怒火中烧的我一时没有控制住情绪，大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病人啊！是预约信息系统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后果不应该由我们承担啊。”医生淡定地跟我说：“我没说是你们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医院住院部这边有记录，但是门诊部的系统里没有你们的记录，必须两边都有病人的预约记录才能做这个检查。你就等着吧，再等等。”焦灼之时，一个挂着实习工牌的医生跟我说：“你们别急，我去计算机中心问一下。”他去之后没多久，系统问题就被解决了，我们也终于顺利地做完了检查，此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
几年前的这段亲身经历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不是因为我记仇，也不是因为我要不断控诉医院和医生，而是因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成了每个“当事人”的基本话语，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在整个过程中，系统是自动的，但人是隐形的。也许会有朋友认为我“小题大做”，不过是系统bug（故障）或者技术问题而已。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是每个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过的普遍状况。
问：“整天就知道抱怨自己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为什么不选喜欢的呢？你怪谁？”
答：“我不是富二代，选择志愿必须考虑生计啊，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问：“整天就知道抱怨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一到周末就宅在家里看手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怪谁？”
答：“我为了生存必须好好工作，一个星期有六天在加班，剩下一天还不能休息了？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问：“你看看人家，30岁时孩子都生两个了，你还单身，你就不着急吗？”
答：“我没遇上合适的，这样也要结婚生孩子？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问：“好好的一个人，整天焦虑，长得又不差，非要省钱去做医美，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难道独一无二的有趣灵魂不比千篇一律的好看皮囊更稀缺吗？”
答：“这就是个看脸的世界，别人都去做，我不做就‘落后’了，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问：“整天抱怨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通勤时间长，那你为什么不去三线城市生活？或者干脆回老家？”
答：“大城市机会多，小县城常常要走关系。我家境普通，没什么人脉，只能留在大城市，这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无论是职业还是生活，“这不是我的问题”是现代人经常会使用或者会面对的高频句式，我们既会被这句话堵得气血上涌而困顿无奈，又会用这句话寻求自保并卸掉责任。我们时常会感觉到，自己既是我所讲的那个故事中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又时不时地会成为把“这不是我的问题”挂在嘴边的医生。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那位实习医生呢？
如果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那究竟是谁的问题？
原生家庭环境、宏观政策环境、周边群体环境成为我们最普遍的归因选项。“家里条件不好”“大环境不好”“大家都这样”，于是“我又能怎样呢”这个疑问句变成了否定句：“我并不能怎样。”对大多数人而言，当我们进入这个思维逻辑和认知模式之后，除了无奈，还总是有一丝不甘埋藏于心间。仔细想想，这些不甘其实既是希望的来源，又是焦虑的来源。它不断敦促着现代人过一种“向上”的人生来实现神圣的自我价值，同时又不断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现代人在意义与虚无、功用与价值、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在“躺平”和“内卷”中无限循环。
实际上，当我们发出“这不是我的问题”的呐喊时，我们或许并不是在推卸责任，而只是讲出了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现代社会是一个肉眼不可见的庞大系统。它有着异常复杂的分工系统，这些分工系统以高效率、标准化和专业化为底层逻辑，现代人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物质与技术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知识与权利。这造就了现代个体的第一个普遍境况：作为工具的现代人。处在复杂社会分工系统中的我们，经常会由于工作的重复性（专业性）而感慨意义的消逝，但是时常忽视这样一个现实：作为系统存在的现代社会，其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的功能性联结。仔细想想，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工作，而每个人的工作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人的生活。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每个身处系统的现代人都难逃“工具人”的命运。这种高度系统化的社会分工状态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卸责”这一普遍状况。当我们陷入“这不是我的问题”的逻辑时，我们会突然发现，很多时候，这个系统中的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合规——它可能并不符合道德与灵魂层面的高要求，却符合职业逻辑中的“分内事”的要求。
这种庞大社会系统中的工具人境况又会引发现代个体的第二个普遍境况，即全方位的异化状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将货币理解为绝对目的，而忘记了它本来只是“绝对工具”。同样地，现代人对于职业、教育乃至婚姻、家庭的理解，很多时候都处于异化状态。实际上，这种异化的本质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有用性”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下，经常会发生“工具”与“目的”的错置：大学教育体制中的绩点，本来只是一种测量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手段，却变成了学习最主要的目的，现在的教育行业，更像是“来料加工行业”。实际上，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不是某个人的命运，而是现代人的普遍境况。
现代个体的第三个普遍境况，便是矛盾与分裂。一方面，个体意志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为自己而活”“实现自我价值”“我是我的唯一主宰”已经是普遍共识，同时更是人生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总是体会到个体意志的受限状态——不论我们的角色如何，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难道不正是一种个体意志、选择受限的状态吗？这种理论上的无限可能性和现实中的有限选择权同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使得现代人陷入一种高度“分裂”的状态：观念的高度伸展与现实的极度蜷缩。作为现代人，我们既感受着作为“主体”的自我的无上“荣光”——经历了现代进程的我们，已经将“我是我的唯一主宰”作为自己不容侵犯的默认值——又承担着个体对个体的无限责任。全能的个体在逻辑上一定对应着全责的个体。然而，一旦进入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全能的个体几乎时时刻刻都处于“蜷缩”的状态，原来生活世界中有那么多我们无法主宰、无法决定的结构性力量在压抑着我们。于是，这种结构性紧张的状态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命运——满满的焦虑感与压迫感扑面而来，我们在劫难逃。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对个体意志的限制呢？构成限制与桎梏的，是“社会”这个“不可见物”的存在。当我们讨论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人类文明最基础的群体单元——“家”与“家庭”；当我们将原因归为制度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人组合成群体所需要的规则与秩序的问题。所以，严复先生在100多年前将sociology（社会学）翻译为“群学”，是简白、准确又容易理解的翻译方式。生而为人，何以成群？这是社会学的本来面目，它是应对现代文明的到来而产生的学问系统，它关心的是现代人的普遍命运。涂尔干所强调的人类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便是前文提到的“社会分工系统”的现代之变；马克思所提到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成为现代人至今无法摆脱的预言；韦伯对工具理性泛滥所塑造的“理性的铁笼”的担忧，现在已经变成了“困在系统中的打工人”的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追问现代个体所面对的结构性紧张的“根源”，也就是追问那些附着在个体身上的不可见的要素（制度、秩序、文化、传统、习俗），拆解它们产生影响的机制和原理，成为社会学的默认使命。
社会学有时会给人无力之感，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语言表达艰涩抽象，而是因为很多时候它并不轻易给出标准答案，更不轻易给出“解决方案”。是的，社会学更关心的问题是：这是什么问题？这是谁的问题？这是一种以“是什么”和“为什么”为核心的提问方式，而非“怎么办”的思维回路。至于为何如此，其实不难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复杂的动物，那么毫无疑问，由人组成的群体则是更复杂的存在——当人群聚合时，语言、习俗、文化、历史、价值观、信仰、宗教、制度、秩序等都会“自然”地出现，这种出现并不是“物”意义上的累加，也不能用数学公式完全模拟，它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是韦伯意义上的由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所构造的社会实在。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这决定了社会学研究者不能够简单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作“物”来看待，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学研究者要非常审慎地给出“对策”，因为每个对策一旦变成“政策”，就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的审慎不仅是合宜的，更是必要的。
现代人在观念上是旺盛而发达的，他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新闻媒介捕捉生活世界的信息，这种观念上的发达时常使他变得自大，误以为自己似乎能以知识人、政治家或者“救世主”的姿态存在。这种观念上的旺盛也时常让现代人陷入一种抽空的自我状态，很多时候，在他的世界中，除了“自我”，别无他者。这样一种抽象的存在状态使得现代人经常不去追问为什么，而乐于直接给出关于“怎么办”的回答。
本书只尝试在“为什么”层面给出我自己的回答。至于“怎么办”，则是每个神圣个体的自我选择。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严谨规范的学术分析著作，在各章节中，我尝试避免陷入“概念的世界”，也希望可以避免“用老百姓都不懂的名词说老百姓都懂的常识”，我尝试分享我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努力给出形成这些“看法”的理由。这也关乎我对“社会学”的理解。社会学既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也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自我、观察世界的眼镜。试想一下，即便是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在同一时间去同一个村庄进行田野调查，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回答，也都会是不一样的。例如，受福柯影响很大的人，可能会对村庄日常生活中的权力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受涂尔干影响很大的人，则很可能更关心村庄的社会分工及社会团结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学的“相遇”方式和结合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所谓现代人的社会病理学的观察，也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坦诚的。
“是谁出的题这么地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其实，哪里有什么正确答案，我们不过是在寻找在现代社会中安放自我的方式罢了。
具体而不抽象地活着，是社会学给我们的慷慨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