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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关键历史时刻。发生在美国的国会山沦陷事件与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彰显出东西方社会对“权利”和“责任”平衡的不同认知。
我们会面临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根本原因是未能理解关键哲学概念的真正含义。
写下这些话时我颇为得意。1971年，我从新加坡大学毕业，获得了哲学文学学士学位，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和家人私下里认为我浪费4年青春学习了一堆无用的知识。
然而，正如最近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未能理解关键的哲学概念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
历史学家将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内对近来发生的两起令人惊讶的负面事件进行研究。第一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一些欧盟成员国，在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方面显而易见的失败。第二起是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山沦陷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孤立地理解关键哲学概念的结果。
先进的西方国家与东亚地区在新冠肺炎死亡率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此未来的历史学家定会大为震惊。差距真不是一般的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巨大差距？答案很复杂。然而，一个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坚持强调“权利”的重要性，而亚洲社会同时强调“权利与责任”的重要性。
许多西方国家新冠肺炎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是，市民只坚持不戴口罩的“权利”，却从未意识到他们也肩负着戴口罩挽救同胞生命的“责任”。幸运的是，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人们更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基本的哲学假设对于社会福祉如此重要的原因。
通过亲身经历，我了解到，许多西方国家都不愿意对“权利”和“责任”予以同等重视。1998年，联合国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50周年。
《世界人权宣言》十分动人和鼓舞人心。作为人类，我们应当尊崇并珍视这一宣言。该宣言于1948年经联合国大会通过，自那以后，全世界的人权标准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举例来说，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当下的启蒙》（ Enlightenment Now ）第15章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和亚洲的哲学家不光重视“权利”，也都强调了“责任”的同等重要性。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一书中指出，“自由与责任是密不可分的”。
哲学家兼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说：“然而，自由并非全部。自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真理的一半。自由只是事物的消极方面，责任才是事物的积极方面。实际上，如果没有责任，自由就可能沦为肆意妄为。因此，我才会建议在西海岸树立一座‘责任女神像’，以呼应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
幸运的是，以传奇人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为首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决定起草一份《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它与《世界人权宣言》并行不悖。施密特先生的确起草了这样一份宣言，并得到了其他几位政治家的认可，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苏联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人。
施密特先生的宣言起草于1997年。发起《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的绝佳机会是在联合国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之际。由于西方笃信言论自由和公开辩论，我以为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支持对施密特的倡议展开自由公开的讨论。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强烈压制所有针对该文件的讨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
对责任讨论的压制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是时候让西方摆脱其只强调权利却不重视责任的普遍意识形态了。这样的转变可以挽救生命。实际上，许多因新冠肺炎丧生的人本可以活下来。
第二起令人震惊的事件是2021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袭击。那天，引发白人至上主义者愤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明确的答案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已经陷入“绝望之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和他的妻子、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在二人的著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中明确地记录了这一点。
这种绝望情绪也是对一些关键哲学概念缺乏理解导致的。例如，在美国，大多数政治家和专家只强调“自由”的重要性，而哲学家一直采用的说法是“自由与平等”。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在其经典著作《正义论》中，他强调，正义的两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第一个原则强调个人自由；第二个原则强调，由“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引发的任何不平等必须有助于营造一个“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社会。
严格的平等主义要求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平等的物质分配，不同于此的是，罗尔斯博士提出的原则允许出现不平等现象，只要它有助于改善底层10%的民众的生活。
这正是美国社会20世纪50—70年代的写照。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占人口10%（实际上是50%）的底层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导致了“绝望之海”的出现，这种绝望是忽视关键哲学概念的后果。这种“绝望之海”转而为特朗普赢得了7400万张选票，而当他输掉选举时，这又挑起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
简言之，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我们不应只关注事件本身，而应该深入研究并尝试发现其根本的结构性原因。
这样一来，我们通常就会发现，这些结构性原因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对关键哲学概念之间直接和必要的关联缺乏了解，例如权利与责任、自由与平等。
[1] The Straits Times , Feb. 2,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