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还是金钱政治？美国的存在主义问题 ^[1]

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仍在正常运转，还是在实际运行中已经被金钱政治取代？为何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美国未来将走向黑暗还是光明，将取决于它是民主政治还是金钱政治。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美国必须解决的最具有存在主义性质的问题。

民主政治与金钱政治的区别

让我们从头开始探寻答案。民主政治与金钱政治的实际区别是什么？在民主政治下，大众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精英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层面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处，“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条件至关重要。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也能够跻身社会顶层，这也是美国人不仇恨亿万富翁的原因。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均等的机会成为亿万富翁。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穷人和富人是否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

老实说，答案是否定的。今天，美国的工人阶级乃至中产阶级无法享有同富裕的精英一样的公平竞争环境，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裕的精英在竞争中更容易胜出，因为环境对他们更有利。2019年6月，爱德华·卢斯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一项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八年级（14岁）孩子的数学成绩排在前15%，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数学成绩排在后15%，但前者拿到的毕业文凭很可能不如后者。这与精英管理体制背道而驰。”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的竞争环境不再公平。《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阿南德·吉里德哈拉达斯在2018年出版的著作《赢家通吃》（ Winners Take All ）中极为详尽地记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梦想是如何幻灭的。如他所言：

吉里德哈拉达斯称，美国人民开始“感到”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

吉里德哈拉达斯是对的，要想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必须变革社会体制。但社会体制是不会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变革的障碍是什么？而且，若存在障碍，为何世界上最自由的媒体——美国媒体没有揭露这些障碍呢？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要了解变革的障碍，我们还必须探索在政治上有争议的领域。

变革的主要障碍

变革的主要障碍是一个神话，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障碍。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农奴接受了封建制度，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他们是二等公民（如果不是奴隶的话）。为何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没有推翻占人口少数的封建领主的统治呢？这是因为统治者创造出了一个神话，使被统治者相信这一体制是公正的，领主的善良温和又对这个神话进行了强化。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虚假意识，这个哲学概念在政治上颇具争议。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名誉校长、哲学教授丹尼尔·利特尔认为，虚假意识是一个源自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概念。下层阶级（工人、农民、农奴）会产生虚假意识，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与周围的社会关系的心理表征模糊了这些关系所体现出的从属、剥削和压迫的事实。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社会机制造成了下层阶级系统性的意识扭曲、错误和盲点。如果这些意识塑造机制不存在的话，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阶级会很快推翻他们的统治体系。

然而，即使当代美国人能够接受封建时代存在虚假意识这一观点，他们也会质疑这种意识是否会出现在现代美国社会，因为在现代美国社会中，世界上最自由、最独立的媒体，最好的大学，资金最充裕的智库以及开放和批判性调查的精神将揭露任何笼罩着美国社会的大“神话”。许多美国人都会坚信，在美国社会的开放环境中，任何神话都无法生存，只有事实才能生存。

说句公道话，许多美国作家都描述过美国社会中金钱政治展现出来的各个方面。除前文引用过的吉里德哈拉达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罗伯特·赖克等杰出的美国作者也揭露出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2011年5月，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精彩文章。他在文中指出，粉饰太平是徒劳的。现如今，顶层1%的美国人每年攫取全美收入的近1/4。就拥有的财富而言，顶层1%的人控制着全美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这些年来，富人占有的财富份额大幅增长。

然而，这些文章大多强调美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如果只是“不平等”问题，那么幸运的是，这一问题还能够解决。由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健全的民主制度，领导人由广大选民选出且为广大选民谋福利，因此任何“不平等”问题最终都能得到解决。简言之，美国如果出现了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那就是民主。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本文的核心论点。简言之，解决方案已然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所有的民主程序都在运转，美国人依旧每2～4年（取决于选举的职位）通过投票选出领导人（理论上是会照顾他们利益的人），但所有这些程序带来的结果是，由选民选出的领导人关心的是1%的人的利益，而非剩下的99%的人的利益。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表面上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美国，怎么会变成一个由富豪统治、只关心1%的人的利益的国家？（此处的1%是隐喻，实指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益的极少数精英群体。）

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曾预言过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被最富有的人绑架，他便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曾警告说，“如果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这将会产生以下腐败结果。

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事情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富人在“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上获得了更多决定权”。财富和政治权力已然从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人手中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权力转移到极少数人手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政治制度只关切极少数人的需求和利益。幸运的是，已经有确凿的、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研究证实了这一政治现实：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授考证了普通美国公民是如何失去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1779个案例，比较了普通美国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观点与经济精英的观点对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实质性的、独立的影响，而普通人和群众性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小或没有。当暂时排除经济精英的偏好和利益团体的立场时，普通美国人的偏好对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极其微小，几近于零，在统计学上不显著。此外，经济精英的偏好（以其代表‘富裕’公民的偏好来衡量）比普通公民的偏好更能影响政策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这个国家并不是由多数人统治的，至少在实际政策的制定上不是这样。”

他们得出了以下令人警醒的结论：“美国人确实享有民主治理的许多核心特征，如定期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广泛的选举权（尽管仍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如果政策的制定由强大的商业组织和少数美国富人主导，那么美国所谓的民主就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决定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如今，他们失去了这种话语权，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功能上变得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而美国正相反，它越来越像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

其他学术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论。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西达·斯考切波和贾森·斯克拉尔开展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自2005年左右开始，新成立的保守和进步捐款人财团，尤其是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研讨会与民主联盟，通过不断筹集和输送资金，用于选举和与各种政治组织合作，扩大了富有捐赠者的影响力。科赫研讨会允许捐赠被用于围绕“繁荣美国人协会”构建一个虚拟的第三政党。繁荣美国人协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网络，不仅能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而且能左右其候选人和公职人员在超自由市场政策方向上的偏好。富有的捐赠财团已经成功建立起基本的组织结构。当富豪集体将新的议程强加给寻求资金的政治组织时，这些资助者就是在重塑美国政治的惯例、目标和权力中心，这远远超出了特殊拨款预算产生的影响。

图1表明，富有的捐赠人每年在捐赠财团中筹集数亿美元用于支持其政治利益。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我们对科赫研讨会与民主联盟财团的分析表明，大量金钱通过某种机制而不是个人或企业捐赠渗透进选举和游说活动。要了解富人是如何重塑美国政治的，我们不仅要考察他们的选举活动和游说支出，还要看他们对涉及各种领域和各种职能的政治组织的联合投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研究人员所发现的政府响应能力明显不平等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美国政治权力从广大民众向少数精英群体的大规模转移呢？这一问题将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热议几十年。很明显，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开创性裁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年）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和其他判例中，许多关于限制使用金钱影响政治进程的法律被推翻。

公共诚信中心的一份报告称：“2010年1月公布的对公民联合会的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这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不限量地将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支持或反对某个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和其他类似判例影响甚大，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马丁·沃尔夫断言：“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对公民联合会的不当裁决说明，公司就是掌权人，金钱就是话语权。事实证明，这是美国迈向金钱政治的一大步。”

如今，马丁·沃尔夫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他还表示自己非常亲美。沃尔夫在201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国，它体现了民主、自由与法治，这使得（我父亲）非常亲美，我则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态度。”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当马丁·沃尔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类人物开始发声，称美国已成为一个“金钱政治国家”时，出现一场盛大的公开辩论才合乎逻辑，以辩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马丁·沃尔夫的言论被湮没了。在美国，使用“金钱政治”一词的心理阻力很大。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主流报纸、理查德·科恩和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重要专栏作家都不采用这个说法，而且，像西蒙·沙玛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未曾提到金钱政治。当然，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会使用这一词汇。

那么，名称究竟蕴含着什么？莎士比亚曾说过一句名言：“纵使以其他名字命名玫瑰，它也会芳香依旧。”但有时，我会对此表示怀疑，若“玫瑰”的名字被改成“臭鼬花”，当我们接近这种植物时，我们可能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因此，名字的选择会造成很大的不同。正如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我在语言上的极限就意味着我个人世界的极限。”

在美国，一个可悲的现实是，从实际运作上来看，美国无疑已经从民主政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转变为金钱政治（“由极少数人拥有，被极少数人统治，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政府）。然而，这一政治现实尽管是无法否认的，但也是不能被捅破的。

公正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不平等

拒绝承认美国的政治是金钱政治所带来的真正危险是什么？这将带来一系列危险！首先，它延续了美国社会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的神话——人人都有机会取得成功。因此，如果一个人失败了，那是因为他的个人缺陷，而非社会环境不好。其次，通过拒绝将美国称为一个金钱政治国家，公正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不平等之间的根本区别浮现在了表面。

“公正的不平等”听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说法。然而，约翰·罗尔斯强调了公正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不平等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不平等并非问题所在，根本问题在于：不平等的加剧导致底层民众的生活改善了，还是恶化了？他清楚而明确地指出：“当且仅当富裕人群的期望成为提高弱势群体期望的方案的一部分时，不平等才是公正的。”

说明公正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不平等之间区别的最佳办法是通过具体例子来进行比较。美国和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当。据最新估计，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中国的为0.39，二者之间差别不大。然而，在美国和中国，底层50%民众的生存状况却大相径庭。正如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同事柯成兴教授所考证的，在1980—2010年的30年间，美国是唯一一个占人口总数50%的底层民众的平均收入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底层50%人口的生活水平近几十年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事实上，中国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经济社会进步在过去5000年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

此处谈论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失败与成功。这些经济上的成败对民众的心理及社会福利状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记述表明，在美国，这种收入增长停滞给民众带来了许多痛苦。美国的白人工人阶级曾怀抱着过上更好生活的美国梦。如今，正如凯斯所言，现实和梦想之间横亘着“绝望之海”。她和迪顿得出结论：“最终，我们的研究表明，受过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过后就陷入了衰落，社会病也伴随着这种衰落而产生。”认真研究凯斯和迪顿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糟糕的经济前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伴随着家庭功能失调、社会隔绝、吸毒成瘾、肥胖和其他社会病而加剧的”。

在中国，情况几乎恰恰相反。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裔心理学研究员范琼在2019年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而且变得很快，如果不亲眼看看，这种变化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文化、自我观念和士气正在迅速转变——大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与美国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前述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状况，有人振振有词地反驳道：美国人民仍然过得更好，因为他们享有自由；中国人民却没有自由。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人民确实享有政治自由。然而，一个美国社会底层的公民也更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锒铛入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被监禁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属于10%的底层人口，尤其是黑人）至少比在中国大5倍。美国有占人口总数0.655%的人（约212万人）进了监狱，而中国只有占人口总数0.118%的人（约165万人）进了监狱。2019年的一项研究试图搞清楚美国哪个种族的人的家庭成员在监狱服刑的比例最高。结果显示，所有美国人的平均值是45%，其中白人为42%，西班牙语裔为48%，黑人为63%。

金钱政治带来了危险，任何质疑此点的美国人都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这些数字。让我们重复一下这个数字：45%的美国人有家人在监狱里服刑。入狱比例如此之高，并非因为美国人具有易于犯罪的心理特征，而是因为占总人口50%的底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正面临着一场明显的危机，那么为何美国社会未能就哪里出了问题达成共识呢？想必世界上最好的报纸与大学，以及大学中最有名的学生与教授，应该能够就美国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达成明确的共识吧？

2020年发生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美国社会没有达成共识。自由派的精英将注意力集中在特朗普的连任上。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是一场灾难。他们还相信，如果拜登获胜，美国的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也希望拜登获胜。然而，即使他获胜，导致美国金钱政治不断发展的系统性问题也不会消失，金钱的力量仍将主导着政治制度。

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那么，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2018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非常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数据显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底层民众的收入增长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自1980年以来，底层50%民众的平均税前收入停滞在每个成年人16000美元左右（使用国民收入物价折算指数，换算成2014年的美元定值）；而在2014年，全美的平均国民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60%，达到每个成年人64500美元。这使得底层50%民众的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80年的约20%锐减至2014年的12%；同期，金字塔塔尖1%的人的平均税前收入从42万美元上升到了130万美元左右，其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2%上升到了2014年的20%。两个群体的收入份额比例发生了互换，国民收入的8个百分点从底层民众手中转移到了金字塔塔尖1%的人手中。现在，金字塔塔尖1%的人的收入份额几乎是底层民众所占份额的两倍，而底层民众人口是塔尖1%群体的50倍。1980年，顶层1%的成年人的税前平均收入是底层民众的27倍，现在则是81倍。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差距。出现这一差距可能是因为顶层1%的美国人越来越聪明，而底层50%的美国人越来越不聪明；或者，可能是因为美国已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人们不再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所有的证据皆指向后一条结论。许多美国人感觉到现行体制已不再对他们有利。

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意味着人们将遭受痛苦，2020年9月发布的最新社会进步指数说明了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球163个被评估的国家中，美国、巴西和匈牙利是仅有的三个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国家。该指数搜集了几个衡量幸福的指标，包括营养、安全、自由、环境、健康、教育等，以衡量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美国的世界排名从第19位降到了第28位。参照上述结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证实了“日益加剧的痛苦和绝望”与生活质量不断恶化之间的关系。纪思道描述了在当年与他同乘一辆校车上学的孩子中，现如今有约1/4是如何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这相当令人震惊。他的个人经历佐证了凯斯和迪顿所描述的白人工人阶级已经陷入“绝望之海”。

金钱暴政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社会的根本支柱出现了问题。许多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现行体制不是为他们服务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马尔温·佐尼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美国人民对其主要制度体系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对美国总统制的信心从1975年的52%下降到了2018年的37%，对美国国会制度的信心更是从1973年的42%锐减至2018年的11%。佐尼斯对信心下降给出的解释是可信的，他说道：“民众对我们的制度体系越来越缺乏信任和信心，核心因素是他们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制度背离了制度创立者的初心和宪法的规定，金钱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

他用的关键词是“金钱”。如果金钱能够左右政治选举的结果，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然变成了“由富豪统治的国家”。佐尼斯考证，美国总统选举年的花费已经从2010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65亿美元，他提醒道：“那些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助者期待着自己的投资能够有所回报——他们通常也都能够得到回报。国会在枪支立法、食糖补贴、对以色列政策、药物定价及其他无数问题上的行动，都由竞选资金提供者推动，而不是反映普通选民乃至国会议员的政治意愿。”

请认真重读上一段话。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美国国会的决议是由“大额竞选资金的捐助者”来决定的，而非反映“普通选民的政治意愿”，这一观察结果佐证了吉伦斯和佩奇先前的结论。简言之，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佐尼斯在他的文章中从未用过“金钱政治”一词。

否认事实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同样，人们必须说出金钱政治的真相，而拒绝这样做引发了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美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金钱政治国家，若美国拒绝接受这一事实，那么它如何能够应对这一挑战呢？若患者拒绝接受治疗，那么没有肿瘤科医生能够治愈癌症病人。同样，若美国仍旧否认金钱政治的存在，那么它将始终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切意味着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一场反对华盛顿建制派的革命。工人阶级在2016年选举特朗普为总统时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尽管他们的初衷与特朗普后来的施政相矛盾。他们希望选举出一位不属于建制派且能够动摇建制派统治的总统。希拉里在2016年竞选时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篮子人渣”，这说明她与华盛顿建制派都不明白广大美国民众试图传达的诉求。不幸的是，特朗普当选了，工人阶级将选票投给了一个富豪。在任期内，特朗普做着符合富豪利益的事，他再次为富人减了税，但占人口半数的底层民众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善。

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启蒙的到来。在某个时刻，美国金字塔塔尖1%的富人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只想保护自己在美国的大部分财富，而不是努力改善占人口半数的穷人的状况，他们最终只会破坏美国的社会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他们成为富豪。

幸运的是，许多美国富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瑞·达利欧就是其中一位。他经营着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获得了成功。现在，达利欧将这一研究方法用于理解美国的贫困和不平等。他在自己的领英页面上详细说明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指出，“处于底层的60%的人口中，大多数是穷人”，他还引用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遇到急需用钱的情景，40%的美国人连400美元都筹措不到”。更糟糕的是，达利欧指出，“他们在贫困里越陷越深……能用10年时间从底层的1/5跃入中等或更高阶层的人越来越少，从1990年的23%下降到了2011年的14%”。

反映美国社会状况恶化的数据无可辩驳。人们不再相信在美国通过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回报。对大多数人来说，回报已然枯竭。“善有善报”这一陈词滥调显得可憎且令人怀疑。

向前迈进的艰难五步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广大民众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然而，即使包括达利欧在内的金字塔塔尖1%的美国人希望社会回到这样的状态，他们又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一个神奇的按钮可以按下去？有没有一个简单的高招儿可以解决金钱政治的问题？可悲的是，针对这一问题并无简单的解决办法，所有的解决办法都会带来阵痛。本文最后将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步是推翻美国最高法院对公民联合会的裁决。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说，这一裁决是美国滑向金钱政治的开端。

第二步是效仿欧盟民主国家，严格限制用于选举的金钱数额。幸运的是，美国人民也希望能够限制金钱的影响。皮尤研究所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77%）的人支持限制个人与组织在竞选和提案上的开支。65%的美国人表示，希望新法律可以有效地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第三步是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应该恢复到开国元勋所创建的基础上来。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欧洲哲学家（包括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信徒，他们强调自由和平等，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罗尔斯一样。然而，从里根开始，美国近代的政治家却只强调了自由，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平等。

第四步是承认仅凭市场的力量不能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纠正一些重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因此，美国人应该公开宣称，里根总统所谓“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美国人应汲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智慧，他曾说，社会要进步，需要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自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美国人从未使用过“看得见的手”。

第五步是美国政府应宣布，美国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从社会进步指数排行榜的第28位上升到第1位。因此，美国应将数万亿美元用于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这一衡量社会进步指数的重要指标，而非试图成为头号军事强国（并在不必要的战争上浪费数万亿美元）。

归根结底，解决方案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行的。但只有当美国人承认问题存在时，这些解决方案才能奏效。而问题本身，简言之，即金钱政治。

[1] Horizons , Autumn, 2020. fXsmkOx8cYVQihaKUCVegtR2MtNhxz7AKnfDxPhE0g+jcdarwzhKpCRujusmls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