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马克龙与自由主义的短板 ^[1]

特朗普当选是美国社会的灾难，而马克龙当选是法国社会的胜利，对于这一说法，西方自由派都表示赞同。但事实上，把上述论断掉转过来说不定才是正确的，哪怕这听起来并不符合主流认知。我们先要搞明白，人们为何会在巴黎而不是华盛顿特区参与街头暴力抗议。我亲身经历过巴黎的抗议活动，香榭丽舍大道上弥漫的催泪瓦斯的气味让我想起了1964年在新加坡经历的种族骚乱。为什么会发生“黄背心”抗议？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相信马克龙会关心和理解他们的困境，至少最初是这样想的。

法国总统正试图实施明智的宏观经济改革。增加柴油税的提议能够减少法国的预算赤字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他本来希望通过改善财政状况来增强人们对法国经济的信心，增加投资，最终使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人口受益。但要让民众愿意为了长期的利益而忍受短期的痛苦，领导人必须先获得民众的信任，而马克龙似乎已经失去了大多数底层民众对他的信任。

相比之下，特朗普则赢得了美国底层民众的信任与信心，至少赢得了其中白人群体的信任与信心。乍一看，这既奇怪又自相矛盾，因为从社会地位上说，与底层的50%民众相去甚远的是亿万富翁特朗普，而非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克龙。

然而，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攻击自由和保守的美国建制派时，他被视为在替囊中羞涩之人向精英阶层发泄愤怒，因为精英们忽视了这个人群的困境。因此，对占人口50%的底层民众而言，特朗普的当选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华盛顿或美国其他主要城市都没有出现街头抗议。

有很多事情值得这些美国人发火，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新加坡国立大学柯成兴教授研究发现，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民众的平均收入增长停滞甚至明显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更令人震惊的是，1980年占人口总数1%的顶层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底层民众的41倍，这一数据到2010年则涨到了138倍。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底层民众的经济利益被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

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一书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该书阐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项原则强调每个人都“享有最广泛的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项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加以调整，以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不可否认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西方自由主义者都更加强调第一项原则，他们将个人自由放在了首位，对不平等基本不关心。他们认为，只要能进行选举，而且人们都能自由平等地投票，就足以确保社会稳定。因此，贫穷是个人能力不足导致的，而非社会条件造成的。

然而，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创造性破坏”，导致数百万人失业。这些经济体的精英（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精英）都有义务帮助那些失业的人，但他们毫不关心。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仍然适用。特朗普在经济情况良好时扩大预算赤字的政策将在后期付出代价；法国人若能耐心等待，马克龙的经济政策终归会有回报，而且马克龙可能还会支持改革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但他显然失去了占人口一半的底层民众的信任，特朗普却恰恰相反。出于这个原因，自由派将怒火都集中在特朗普身上，这可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应扪心自问，为什么占人口一半的底层民众中大多数人会选择相信特朗普。自由派若能做到抱诚守真，便会承认，他们实际上已经辜负了占人口一半的底层民众的期望。

自由派要想击败特朗普，只有一条路可走：重新赢得特朗普票仓选民的信任。这就要求自由派调整社会结构，使占人口一半的底层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比占人口1%的富豪获得的利益更大。

理论上，要做到这一点轻而易举。然而，在实践中，主要既得利益者将会试图阻挠改革。摆在自由派面前的选择很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谴责特朗普来自我麻痹，也可以通过攻击促成他当选的精英群体来达成目标。如果自由派能够做到后者，那么特朗普当选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警钟，而马克龙当选只是制造了一种一切都很好的假象。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最终，比起马克龙在法国当选，特朗普当选对美国社会更为有利。

[1] Project Syndicate , Jan. 22, 2019. w7DDHDb3qgOiKjt8vNB/eQ3f0EF3uxJDo5uxMVY0tyCtlfqncZdWU+1g06DCC4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