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着矛盾。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科技上的巨大飞跃，伴随着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发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进步，意味着21世纪的结构和特性将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迥然相异。

差异有多大？其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我们将见证世界历史上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其次，我们将看到许多亚洲国家的复兴，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复兴。最后，技术的飞跃和全球贸易等因素导致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经迅速“缩小”，人类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广袤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结的小小地球村里。事实上，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21世纪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短短的时光片段里，人类竟然发生了如此繁多且巨大的变化。

从理论上讲，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衡量智力的一项关键指标是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明智的适应和调整是我们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数千年的秘诀。当然，在适应和调整之际，有些人类族群做得比其他族群好。

在过去200年里，西方族群表现得最好。凭借在人类组织形式上和科技领域内的卓越表现，西方国家不仅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且征服了世界。

譬如英法这样的欧洲大国能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这并不稀奇。事实上，在19世纪，大英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像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小国也能够征服世界各地的领土。19世纪，葡萄牙的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大约相当于今天新加坡的人口，然而这个小国却能够征服南美洲（如巴西）和非洲（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小小的葡萄牙竟然在16世纪征服了印度（1.15亿人口）和中国（1.6亿人口）的部分领土，分别占领了果阿和澳门。

200多年来，西方表现优异。面对迥然不同的21世纪，西方理应做出明智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但令我震惊的是，西方未能做出明智的适应性调整，这导致生活在西方的主要人群（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人群）对未来深感迷茫与悲观。

作为西方世界的朋友，我一直试图向西方知识分子解释西方社会为何要进行调整和适应。举例来说，我在2005年出版了《走出纯真年代》（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一书，试图告诉美国知识分子该国应如何适应一个不同的世界。出版此书让我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理论上讲，美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到处都有乐于倾听世界上其他国家观点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对于其他国家的声音，美国的知识分子置若罔闻。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小但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区域研究”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些美国大学取消了“区域研究”课程（例如“东南亚研究”）。好在有些大学仍然开设了这类课程，例如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和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更令人震惊的是，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中思想最“封闭”的竟然是“自由派”。这些“自由派”认为，关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成长、发展和成功等重大问题，只有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白方”的答案是，只有那些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对此，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所有西方知识分子皆对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接近尾声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1] 一文给予了热烈的回应。该文荒谬地宣称人类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所有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无论它们属于哪种文化和位于哪个地域）就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种看法十分荒谬，然而，主要西方知识分子群体中却无人反对这一论点。事实上，从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我发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采用了“战略性群体思维”模式，而福山的著作促进了这种“群体思维”在西方的传播。

因此，我在多个场合，包括在我的著作《西方失败了吗？》（ Has the West Lost it? ）中都写道，福山的这篇文章对西方思想造成了“脑损伤”。什么样的“脑损伤”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思想界对福山提出世界已走到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论点深信不疑之后，他们便没有注意到，人类不仅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结”，而且正在经历“历史的回归”。什么是“历史的回归”？它指的是世界上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中印两国在同一时期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开放经济、融入世界。中国开始得稍早一点儿，1977年，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十来年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辛格（后出任总理）于1991年启动了印度经济开放的改革。

西方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其所犯下的两大战略错误：第一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西方已经走到了“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点；第二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见证亚洲的回归，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最成功的国家的回归。本书的前两部分聚焦于西方所犯下的这两大错误，第一部分阐述为什么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终结，第二部分阐述亚洲为何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

在第一部分，我选了几篇文章来阐释为何西方拒绝接受不能再主导世界的痛苦现实。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西方国家无法意识到其内生的巨大战略缺陷。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表现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它能为最贫穷的美国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去拼搏和获取成功。简言之，美国社会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富人可以取得成功，穷人亦然，这正是20世纪50—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因。那时的美国可能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

现在我们得知，无论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还是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遇暴力冲击，都说明今日的美国并不幸福。为什么美国会变得不幸福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社会不再为富人和穷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富人可以取得成功，穷人则不行。如果你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那么我建议你阅读本书中的《民主政治还是金钱政治？美国的存在主义问题》一文。

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已成为一个由金钱政治主导的国家。何为金钱政治？简言之，金钱政治恰是民主政治的反面。在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80%～90%的人）的利益受到社会制度的保护，而在金钱政治国家，社会制度保护的是少数富人阶层的利益，即顶层10%～20%的人的利益。幸运的是，我并非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许多西方知名人士都做过这类断言，包括已故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和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

事实上，早在2400年前，一位更重要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就曾提出警示：如若一个社会由富人统治、为富人利益服务，那将十分危险。他的原话是，“如果人们根据钱财的多寡而不是能力的强弱来选择船长，后果将会怎样呢？他们的航行必定糟糕至极”。然而，尽管这些警告言犹在耳，美国在事实上还是变成了一个由富豪统治的国家，让富人阶层来重建美国的社会制度，使富人而不是穷人更加从中受益。

理论上，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那么理应有良性的辩论来讨论美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金钱政治国家。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辩论并没有出现，也正因如此，本书才有了真正特殊和独特的意义。本书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失败提出了独家且独特的见解。

本书中还有一些见解是西方知识分子拒绝正视的。例如，西方社会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人权捍卫者，然而，对于自身做出的侵犯人权、协助或教唆侵犯人权之事，西方社会却矢口否认。简言之，西方社会一直极其伪善。本书中《西方的虚伪》一文明确地指出了“在理论上，西方谴责虚伪；可悲的是，在实践中，西方却常常沉迷于虚伪”。这篇文章用翔实的案例说明了西方公然的伪善行为。

西方拒绝正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选举，它还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民共享，而不是像在金钱政治主导的国家那样，只由极少数富人享有。然而，在1980—2010年的30年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占人口一半的底层民众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正如我在《特朗普、马克龙与自由主义的短板》一文中所述，许多西方人认为，能够在选举中自由投票就足以维持社会稳定，但他们忽视了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批判，即政府应该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以使每个人都能受益。

西方还拒绝承认一个关键的哲学观念——即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自由与责任也需要相互协调。事实上，正如我在《美国国会山沦陷事件与西方新冠肺炎死亡率之间有何关联》一文中所述，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风波与新冠肺炎高死亡率背后的共同关键因素是，西方在追求自由时未能适当考虑其他重要的哲学原则，如责任和平等。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试图记录亚洲“回归”的证据。事实上，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表明，总体而言，东亚地区的应对比美国和欧洲好得多。因此，我欣然接受西方著名刊物《经济学人》的约稿，阐释东亚地区的应对缘何更加得法。我还认为，东亚地区的良好应对说明了我们正在迎接亚洲世纪的曙光。

自20世纪90年代初伊始，30年来，我一直在写关于亚洲回归的文章。1992年，我在知名西方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第一篇讨论亚洲回归的文章，题为《西方与其他国家》（The West and the Rest）。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

本书的许多读者可能了解，我写过很多关于中国重新崛起以及为何西方应该接受而非试图阻止中国复兴的文章。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如《西方应听从拿破仑的建议让中国沉睡》和《中国威胁到了什么？中美应如何避免战争》，都讨论了西方不愿接受中国复兴的问题。然而，亚洲复兴涉及的不仅有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地区，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既讨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所表现出的惊人韧性，又讨论了印度该如何通过成为世界道德领袖来发挥重要作用。在《为何“印度之道”可能是世界上道德领导力的最佳选择》《东盟的潜在韧性》《亚洲能助拜登一臂之力吗》等文章中，我指出，东盟和印度皆可以作为中美之间的调解者，同时作为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发挥值得信赖的作用。

亚洲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表现不佳，缘何在21世纪重新焕发活力？对于这一问题，未来的历史学家需要努力找寻答案，因为答案十分复杂。然而，亚洲国家近几十年来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因为它们勇于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对亚洲国家来说，做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因为风险与机遇共存。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描述了这些风险。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时，我也在现场，并对他演讲中的如下表述印象特别深刻。

从许多方面来看，全球化是西方的献礼。全球化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第一，各国间若要相互交流、互通贸易，就需要有一套共同的规则。1945年，西方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了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联合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其成立三年后（1950年），全球贸易额只有610亿美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贸易额激增至2019年的19万亿美元，增幅超过了300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

第二，为使贸易取得成功，各国必须接受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他用以下方式对该理论进行了解释。

这就是为何二战后西方国家成了自由贸易的最大拥护者。1985年10月9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赞扬了西方使世界相信自由贸易的优点。他说：

美国就曾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大推动者。

第三，除了诠释自由贸易优点的理论，要将自由贸易付诸实践，还需要倡导者主动开放边境及说服其他国家也开放。事实上，20世纪50—80年代，全球贸易体系逐步开放要归功于美国和欧盟（西方核心的代表）都倡导自由贸易与推动全球贸易谈判圆满完成，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在马拉喀什结束，标志着上一轮谈判的圆满完成。

西方构建的这三大支柱给全球带来了数十年的繁荣（从而减少了全球贫困），遗憾的是，现在主要西方国家已经背弃了这三大支柱。1985年李光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言时，美国国会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但如今，美国国会已然成为自由贸易协议的主要反对者。

同样危险的是，美国国会还反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尤其是联合国。我在1984—1989年、1998—2004年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对这一切深有体会。在这两届任期内，美国带头试图削减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预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备受关注。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展开了猛烈攻击，指责其应对疫情不力，并以此为由退出该组织。然而，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这几十年来，正是美国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任何质疑这一事实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凯利·李教授撰写的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优秀著作 ^[3] 。她在书中记录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何将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务性会费比例从1970—1971年的62%降到了2017年的18%。

数十年来，西方政府一直在削弱和边缘化联合国组织，在“开放”的西方社会，这一严峻的事实本该是显而易见的，每位见多识广的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着眼于全球问题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西方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削弱多边机构，包括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多边机构。

然而，可悲的是，西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我早在2013年就出版了一部关于这一严峻现实的著作。这本书名为《大融合》（ The Great Convergence ），获得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推荐，他评价道：“随着国际社会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紧张局势也愈演愈烈，马凯硕提醒我们，在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共同努力时，人类可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这本书非常令人信服。”

在“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的必要性这一点上，科菲·安南非常有先见之明。这实际上也是新冠肺炎疫情试图向人类传达的重要讯息。幸运的是，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承认，新冠肺炎的肆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应该相互合作。尤瓦尔·赫拉利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2021年2月27日，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人类应该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最显著的教训是，人类应当团结协作、守望相助，以阻止未来疫情的暴发。正如他所言：“我们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性系统来监测和防控疫情。人类与病原体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的任何地方被突破，那么人类都会陷入危难。对最发达的国家中最富有的人来说，保护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最贫穷的人是符合前者自身利益的。假设一种新型病毒从蝙蝠传到了人的身上，即使此人生活在偏远丛林的贫困村庄，这种病毒也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传染到华尔街。”

接下来，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清楚明白的观点：我们可以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正如他所说：“全球抗疫体系的架构已经成形，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几个机构，但支持这一体系的预算极少，并且该体系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我们需要为这个体系赋予一些政治影响力和更多资金，这样它就不必完全仰仗于自私的政客们的心血来潮。”

赫拉利的观察结果着实令人震惊。他指出了一个事实——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极少”。然而，他却没有说是谁导致了这一结果。显而易见，答案是西方政府。他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没有挑明吗？像他这样见多识广、极具影响力的人都不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试图系统性地削弱联合国及其附属多边机构，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声称自由、开放和客观的西方媒体间或会掩盖一些不利于西方政府的重大事实。因此，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实现赫拉利提出的加强世界卫生组织能力的目标，西方政府必须坦诚并公开承认它们一直在试图系统性地剥夺联合国附属机构的资源。

西方为何要极力减少义务性会费，而增加自愿捐款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西方国家是最大的“自愿”捐助群体。它们希望利用“自愿”捐款来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联合国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议程。我有证据证明西方政府在努力使国际原子能机构得不到急需的资金。2007年8月，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先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先生邀请我加入一个知名人士委员会，审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未来计划，并就如何加强该机构的职能提出建议。许多知名人士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杰出的美国前参议员萨姆·努恩（1972—1997年在任）、奥地利联邦前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2000—2007年在任）、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1988—1996年在任）和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1988—1998年在任）。

我原以为说服西方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更多资源是一件易事，因为西方国家惧怕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主要机构，只有它才具备对世界各地的核设施进行侵入性检查的合法性及资源。为了有效地进行核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招募能力极强且能为这项事业奋斗终身的核检查员。由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依靠长期性的、义务性的会费来雇用终身核检查员，所以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分摊更多义务性会费、减少自愿捐款，这才合乎逻辑。但事实恰恰相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称，其“经常预算的增长有限”，而且2019年的经常预算甚至出现了“实际减少”。由此可见，西方不明智的政策削弱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所经历的如出一辙。

当西方极力这样做时，它们忘了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西方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8%。那么，西方利用自己的金融影响力来控制一个全球性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等）的议程是否合乎道德？毕竟，全球性组织应该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少数西方国家的利益。

西方未能对这一重大道德问题做出回答，表明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国内，所有西方国家都推崇民主治理，坚称本国所有政府机构都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但在国际上，所有西方国家都推崇“独裁”治理，坚称所有全球性治理机构都必须反映少数群体（即12%生活在西方的人口，而非88%生活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的意愿和利益。

可悲的是，削弱或破坏全球多边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大家庭中的多边机构，实际上违背了西方自身的利益。唯一有勇气表达这种看法的西方领导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3年，他在耶鲁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应该努力创造我们愿意遵守的规则、伙伴关系和行为习惯，这样当我们不再是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我们仍愿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4] 。西方世界应该听取克林顿的建议。

本书名为《亚洲的21世纪》，为了确保我们拥有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世纪，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以此结束前言。这三点具体建议都基于一个观点——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小小地球村里，全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全球性多边机构的建设，以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变暖这样的全球性挑战。亚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区域，人口占全人类的60%，因此亚洲人理应带头倡导这三点能够加强多边主义的建议。

第一，恢复联合国大会作为“人类议会”的首要作用。联合国大会是唯一能够合法地代表全人类的机构。因此，如果我们真想知道全人类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就应该将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在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东盟国家和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东盟国家和中国要求越南和苏联撤出军队、停止侵略。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东盟国家和中国提出的决议，最后两国同意撤军。

联合国大会反对各国干涉别国内政。在中国香港暴力示威事件发生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治安和秩序，西方对这些措施横加指责，许多西方政府声称，“国际社会”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采取的行动持批评态度。然而，如果西方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决议来批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它们根本得不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因此，亚洲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平台来展示亚洲观点比西方观点拥有更多支持。亚洲各国应齐心协力来加强联合国大会的职能。

第二，亚洲国家应提供更多资源，加强主要多边组织的职能，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如前文所述）。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需要增加开支。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义务性会费比例从1970年1月的62%减少到2017年的18%，这是错误的。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我们应恢复原有筹资模式，将义务性会费比例重新提高到62%。这将有利于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可靠的长期计划与雇用更多的长期工作人员和专家来应对未来的疫情，从而极大地增强世界卫生组织的能力。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关键点：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职能所需的资金可谓“微不足道”。然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却一直试图减少对联合国的资助。1998—2004年，我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期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极力开展活动，将美国对联合国的资助从25%减少到了22%，他成功了。那么他每年为美国节省了多少钱呢？6960万美元。6960万美元意味着什么？这点儿钱只占美国2020年度国防预算的约0.01%。然而，美国在国防预算上的巨额开支无法挽救死于新冠肺炎的537000多名美国人的生命。事实上，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比二战以来死于战争的美国人的总数都要多。然而，美国乐于每年在国防预算上支出7000多亿美元，却不愿支付不到7000万美元的联合国会费。

幸运的是，亚洲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因此，在支付本国理应支付的会费份额的同时，亚洲国家可以带头呼吁向联合国系统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这是亚洲国家在加强全球多边主义方面可以参考的第二点具体建议。

亚洲国家可以参考的第三点建议是，与世界分享区域多边合作的最佳模式之一。在我同孙合记合著的《东盟奇迹》一书中，我们谈及东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践了这一模式，这本书有幸被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们可以在东盟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东盟十国发起的，还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幸的是，印度参加了长达十几年的谈判，但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加入。

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先，要大力游说印度加入该协定。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东亚经济充满活力，印度加入后将受益于这种融合。其次，应加快推进该协定的具体实施，大幅增加15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以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三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刚刚超过2.3万亿美元，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2.3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则达到了2.5万亿美元。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标之一应是确保15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大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欧盟的贸易总额之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发出明确而有力的信号，验证本书前言开篇所强调的两点：第一，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第二，亚洲将在21世纪重返世界舞台中央。毋庸置疑，我们很快就将全速驶入亚洲的21世纪。

[1] 此文发表在1989年夏季刊的《国家利益》杂志上。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一书。——译者注

[2] Richardo, Davi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Kelley Le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London: Routledge, 2014.

[4] Kishore Mahbubani, 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airs, 2013: 8. To0WuNi+okZx6np0UfwPNu30QjjF4fpovh2yLaAafefqE7J0HN/LRV3Snzumy8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