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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拥有悠远的、浓厚的重商精神，浙商在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下被动走了出来。时任吉林省浙江商会会长、吉喆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明伟在接受《长春晚报》采访时坦言，浙商之所以能被中国其他城市所熟悉，能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不仅仅是因为浙江人有做生意的天赋、对财富的嗅觉十分灵敏，更是因为“穷则思变”。
缪明伟回忆说：“很久以前，从温州到杭州，要坐10多个小时的车。有一次过年外出，在公路上遇到大雪堵车，一堵就是3天4夜，就是因为那时温州经济不发达，路况不好。温州的耕地很少，如果单靠种地，一家人都吃不饱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温州人只能走出去，到其他城市发展。”
浙江省属丘陵地带，背靠山岭，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料显示，浙江地形复杂，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耕地面积仅208.17万公顷，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浙西丘陵、浙东丘陵、中部金衢盆地、浙南山地、东南沿海平原及滨海岛屿等6个地形区。
在农业社会，地少人多的后果就是穷，这也是浙江人纷纷外出创业、谋求生存的最主要原因。正是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养成了浙江商人“穷则思变，穷走天下”的性格。
例如，位于浙江省南部的温州市，处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之间，因气候温和而得名。温州虽地处东南沿海，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发展条件，人们通常用“三少一差”来概括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所谓“三少”，即国家投资少、人均耕地少、资源少；所谓“一差”，即交通条件差。“跳一跳，温州到”，是当时崎岖路况的真实写照。
又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的台州，农业人口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仅为0.41亩。可能有读者不明白0.41亩地的大小，可以换一种说法，0.41亩土地种植农作物是养不活全家人的。要想解决温饱问题，必须靠经商来贴补家用，由此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冲动，也催生了他们的经商意识。对此，缪明伟把浙江商人的成功归结为三个必备因素：“一个是遗传因素；另一个是环境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教育。浙江商人的成功，主要就是受环境因素影响，可以不客气地说，浙江人经商是被‘逼’出来的。”
缪明伟在接受《长春晚报》采访时坦言：“东北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是好事，却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惰性，很多人大事不会做，小事不愿做。”缪明伟在经历过商贸、地产、矿产等10多个行业后，对这一点日渐笃定，并将所有的美好期望都聚焦在吉林省西部千万亩盐碱地的开发上。他在这片黑土地上待了6年。缪明伟在接受《钱江晚报》采访时说道：“到东北如果不投资农业，那就浪费浙商的智慧了。”
对于为何选择农业作为创业项目，缪明伟说道：“我是浙商，也是浙农，做一个高科技农民，一样可以实现理想嘛。”
《钱江晚报》报道，在转行做农业以前，缪明伟是做房地产的，房地产是很多浙商做的行业，最后缪明伟把目光投向东北黑土地。在缪明伟看来，再富贵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于是他挥师北上。在东北松嫩平原西部，有373万公顷的盐碱化土地，被称为“不毛之地”。在此之前，没有人瞧得上这里。平均10.37的pH值早已让这片土地形同荒漠，绝收多年。缪明伟打算背水一战：“浙江人就是敢为天下先。投资自然有风险，如果能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实现梦想，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而且选择这个‘死角’的时候，我也已经做好了3000万元资金颗粒无收的准备。”
在“浙商两会”节目中，主持人对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觉得还有一个传统的问题，我来自江西，那边的农民刚刚包产到户，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田地里面了，就没有浙江的传统。”
在南存辉看来，恶劣的环境使得浙江商人不得不选择应对方法。南存辉说：“也不是传统。当时也是被环境所逼。江西可能土地资源丰富一点儿，富饶一点儿，也辽阔一点儿。那时的温州人口很多，很小的一块土地上面，人都是扎堆的。那时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也没有飞机，一条马路破破烂烂的，当时信息比较闭塞。在这样的环境下面逼迫着你去生存，这种吃苦耐劳的创业的习惯，在这种环境下被逼出来了。一旦遇到了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时代，大家的创造力就激发了。应该说一个企业的成功，一个地方的发展，跟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关系。”
作为浙商的代表，缪明伟和南存辉客观地评价了“穷则思变”对浙商的影响。在“穷则思变”的创业路上，他们为第一桶金付出了血汗，付出了艰辛与奋斗。
创业之初，南存辉咬牙拔出锥子，用一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为客人补好鞋。回忆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南存辉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儿，质量可靠一点儿。”
在浙江商人中，像南存辉这样“穷则思变”的企业家数不胜数。1985年对于浙江萧山人徐传化来说，无疑是不幸的一年，其子徐冠巨突然患上了溶血性贫血症。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徐传化就欠下2.6万元的外债。
为了还债，徐传化不得不独辟蹊径。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徐传化创办了一个家庭手工作坊，主要生产液体洗涤剂。
创业初期的艰难难以想象。没有反应锅，徐传化就用水缸来替代；没有锅炉，徐传化就用铁锅加烧柴来替代；没有搅拌机，徐传化就用人工来替代。徐冠巨有病在身，但还是需要承担重要的经营角色。他们分工明确，徐传化负责对外工作，徐冠巨负责内务。
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1986年，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许多领域还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当时的原料很难采购，我父亲要通过一些单位的熟人，才能买到一些，而且量很小。销售那块，也是我父亲负责。当时我一边养病，一边做企业内部工作，比如财务会计、企业日常管理、宾客接待等。另外，我还学习新工艺，研究开发新产品。”
1986年10月，徐传化父子设备简陋的家庭作坊诞生了。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一开始因为资金少，我们只能晚上生产，白天用自行车驮着液体洗涤剂到各村各户去叫卖，再把卖来的钱采购原料再生产，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设备简陋，却取得了不错的业绩。1987年，其销售额达到了33万元，利润超过了3万元。与此同时，徐传化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还成了浙江萧山当地先富起来的典型。更让徐传化欣喜的是，徐冠巨原本很难治的病，大有好转。
由于液体洗涤剂供不应求，徐传化决定扩大规模。1988年，徐传化租用村里房子作厂房，扩大生产规模。此时徐家的一些亲戚朋友也加入生产和销售中来，家庭作坊逐渐演变为家族型企业。1989年，徐传化和他们的企业又向前跨出一步。他们向当地政府租用了3亩地，盖起了厂房，安装了锅炉。在继续拓展液体洗涤剂市场的同时，产品开始向印染助剂类扩展，企业规模继续扩大，职工人数已达几十人。从此之后，徐传化父子的企业逐渐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