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禁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为改革开放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激活了尘封20余年的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民营企业之路，同时也给浙江创业者登上历史舞台、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商业经济重镇的浙江省，率先扬帆起航，如同久旱逢甘霖般开始恢复勃勃生机。1980年，在台州，一个叫李书福的19岁青年也踏上了自己的创业之旅，撬开创业的窄门。李书福敢于在“铁饭碗”盛行的时代从事个体工商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洞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风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据了解，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1978年12月22日晚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大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明确表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久前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上，四川省、安徽省的农村正在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以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掀起了变迁的盖头。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着18位“大包干”带头人，分别是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见图1-1）

他们聚集在严立华家，主要讨论土地承包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讨论，达成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儿养活到18岁。

在此次关乎18人前途和命运的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私有制度已经被消灭，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此次土地承包给家庭，需要承担法律风险，尤其是干部。

让18位“大包干”带头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伟大壮举。1979年10月，小岗村土地承包证明了其活力，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小岗村的活力释放，给沉闷的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一个范本。此刻，还在读初中的李书福已经嗅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为他日后的创业做好了准备。李书福说道：“上初中一年级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吹进了校园和乡村。虽然我沉浸在放牛的快乐生活之中，但改革开放的春雷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花，散发无穷涟漪，农村的土地可以承包经营，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地搞乡镇企业，甚至还允许搞个体私营经济，我真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天下还有这样的大好事？因此，我无心上学了，开始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三年初中学业我用了两年时间就匆匆完成了，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路桥中学尖子班。”

1982年，19岁的李书福高中毕业，此刻的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创业尝试。李书福说道：“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对高中学习失去了耐心，人在学校，心在游离，引起我父亲的极度不满，几次受到惩罚。高中还没有毕业，我就开始规划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种梦想。”

多年后，李书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正上初中，听大人们在讲可以把土地分给农民，还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济活动。那时候就没有心思上学了。当时我就猜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要来了。”

说干就干，李书福大胆地向父亲借了120元，购买了一款海鸥牌的照相机。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李书福购买的照相机居然被人偷走了，首次创业项目还没展开就夭折了。

面对首次创业的血本无归，李书福没有气馁，而是执着地再试一次。在李书福看来，自己能够感知时代的大势。李书福说道：“对变化的世界要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判断明天有可能发生什么……我拍照片时虽然没有营业执照，但是做这件事情是符合改革方向的，造汽车也一样。”

于是，李书福再次从父亲那里借了80多元，再一次创业。他耗资70多元购买了一台“虎丘牌”照相机，把剩下的10多元购买胶卷和相纸。正是凭借从父亲那里借到的80多元创业资金，李书福迈出了创业的致富之路，完成一个“草根”创业者最为原始的资本积累。

正如李书福的判断，随后掀起的创业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两年后的1984年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创始元年。1984年12月26日，35岁的张瑞敏临危受命，开始了自己做强、做大海尔（Haier）的漫漫长路。

同年，“四十不惑”的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该公司就是日后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联想集团（Lenovo Group）。

同年，在广东三水县，李经纬创办了饮料工厂，其后该厂赞助中国奥运代表团，“健力宝”产品由此风靡全国。

在这个喧嚣年代里，“十亿人口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社会上掀起了“我们都下海吧”的创业热潮。

相比张瑞敏、柳传志等创业者，李书福的起点似乎要低得多。李书福回忆道：“刚开始根本不是照相馆，就是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

20世纪80年代，在乡镇上给人照相的师傅的确不少，不过，李书福并不满足于照相。李书福的照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半年就赚到1000元，他就正式开起了照相馆。李书福说道：“家里有辆自行车，我向父亲要了几百元买了一台手提照相机开启了我的创业生涯，走街串巷，见人就问要不要照相。由于我服务热情，照相质量也不错，很快赚了几百元。后来开了照相馆，用现在的话说，我的业务已经升级了。由于资金有限，我照相馆的所有设备几乎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包括大型座机、灯光、道具，等等。当然，那个年代开照相馆也是不容易的，必须要公安局批准。因为照相行业属于特种行业，我没有特种营业执照，多次接受教育与处罚。可能是因为我的态度比较好，即使要求关门停业，照相馆仍然坚持了近两年时间。后来因为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我就寻求新的机会，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

按照惯常的逻辑，李书福会把照相馆的规模做大，但李书福不走寻常路。他经常购买一些零件自己组装照相机，甚至把分离提取出来的金和银背到杭州出售。几经倒腾后，李书福关了照相馆，专门做这个买卖。

时任温州市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科长陈寿铸介绍，1980年，温州市发出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共1844张。到1982年，温州市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数量达10万余户，占到全国的1/10。很多温州人成了老板，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改革开放激活了浙商的创业之路，善于捕捉商业机会的浙商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地。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浙商历史，很多浙江商人都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经验的情况下，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觉察到并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潜在的、巨大的商业机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40多年时间里，浙江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

当然，浙江商人的商业嗅觉成功地证明了他们对商业机会把握的天分。一般地，敏锐的商业嗅觉主要是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尤其是对商业机会的快速反应。

在浙江商人的意识中，商业机会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均等的，就在每一个人身边。然而，只有拥有商业头脑、对商机反应敏锐的商人，才会及时发现并抓住商业机会；而那些缺乏商业头脑，又对商机迟钝的商人，往往对商业机会视而不见，更谈不上抓住商业机会了。

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一个浙江商人曾举例说：“商机就像飘在天上的白云，它在每个人的眼前飘过，只有敏锐的慧眼才注意它，才盯住它。以深刻而敏锐的眼力或洞察力去发现商机，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不难看出，商业嗅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浙江商人，为浙江商人创造巨额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竞争，浙江商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们用敏锐的眼光和灵敏的嗅觉化解了经营窘境。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2023年1月10日至13日举办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家用及商用纺织品展览会，是许多浙江外贸企业出海的下一站。为了应对风云莫测的国际局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积极开拓新市场，寻找新的可能性。

曾经的封控让浙商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疫情管控政策放开后，积极向上的浙商又开始奔忙于世界各地。《中国青年报》报道，50万欧元的订单就像一剂“强心针”，让嘉兴瑞丽家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费中富备感振奋。2022年底，国内疫情防控调整后的第一时间，费中富就和许多浙商踏上飞往欧洲的航班，到海外寻找商机。这笔订单数额虽然不算大，但在费中富看来能鼓舞士气。他铆足了劲儿想要拿回更多的订单，抢回因疫情“失速”的3年时间。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家用及商用纺织品展览会开展时，费中富将其视为自己的下一个“战场”。正因如此，浙商被誉为“东方犹太人”。对此，时任上海浙商会执行会长、上海致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健军在“中国西部现代商贸跨越式发展峰会”上坦言：“浙商向来商业嗅觉灵敏。哪个地方的商机刚冒出小苗，浙商都能捕捉到，并和当地的有识之士共同灌溉，将小苗培育成参天大树。”

在严健军看来，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商。在数百万浙江商人中，严健军只是其中的一个。正是浙江商人的打拼，给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引擎。2022年1月2日，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沪深AB股上市企业中，浙江省共60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5995.03亿元。38家上市公司市值超500亿元，两家上市公司市值超2000亿元。其中，海康威视市值最高达4884.49亿元，宁波银行、荣盛石化排名第二和第三，市值分别为2527.85亿元、1838.80亿元。合盛硅业、华友钴业、福斯特、正泰电器、福莱特、泰格医药、公牛集团进入前十，依次排名第四至第十名。前十名企业总市值共达17608.08亿元，占全部上市公司市值的20.48% 。（见表1-1）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截至2022年3月31日收盘，浙江省上市公司共有614家，相比2022年2月总数增加了6家。2022年3月新上市企业，杭州2家（和顺科技、华是科技），嘉兴2家（C万凯、浙江恒威），温州1家（万控智造），宁波1家（均普智能）。

2022年3月浙江省上市公司总市值排行榜数据显示，排在前十的公司如下：海康威视以3867.62亿的市值占据第一名，宁波银行以2469.08亿元排名第二，荣盛石化以市值1447.95亿元排名第三，华友钴业以市值1194.53亿元排名第四，合盛硅业以市值1124.11亿元排名第五。后几位排名变化不大，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是福斯特、福莱特、泰格医药、正泰电器和杭州银行，杭州银行2022年首次冲入前十名，前十企业中有6家企业总市值超千亿元。 （见表1-2）

数据来源：哔哩哔哩

此外，媒体还披露了浙江省上市公司数量分布区域。截至2022年3月31日收盘，浙江省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地区依然是杭州市，总数占浙江省上市公司总量的33%，共有203家；宁波市位居第二，占比18%，共有109家上市公司；绍兴市位列第三，占比12%，共有73家上市公司 。

值得关注的是，媒体还披露浙江省上市公司市值区域分布。截至2022年3月31日收盘，浙江省市值超过500亿元的上市公司共有28家，其中有6家市值超千亿元；市值在100亿元到500亿元的公司共有139家，相比2022年2月减少了1家；市值在50亿元到100亿元的公司共有135家；市值在50亿元以下的公司共有312家。2022年3月浙江省上市公司市值总额为80808.2亿元，2022年3月总市值为73738.28亿元 。

2023年1月23日，览富财经网数据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浙江省上市公司共计656家，总市值达71299.03亿元。其中，海康威视市值排名第一，为3270.64亿元；宁波银行排名第二，市值2142.87亿元；荣盛石化排名第三，市值1245.44亿元。 MGN325++vL9jL49dJoc8TO84is+tzg+j8j2zD8agKs3a+wgP3uQDUa4cHDV+y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