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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井冈山时，一天有位团参谋长提出要出兵攻打敌人，毛泽东就说：《诗经》中有一首诗叫《酌》，讲“於铄王师，遵养时晦”。“遵养时晦”，就是在晦气不利之时，要晓得隐蔽，等待时机。“於铄王师”是称赞武王的军队强大。武王有劲旅，尚且不妄动，何况我们军队不强大又刚刚失利呢？周武王考虑也很缜密，当他继承“天下已有三分之二”的文王事业后，仍不忙于伐纣。还要做充分的准备。
——摘自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第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之子，生卒年不详。周王朝的建立者，因商纣暴虐无道，乃率领诸侯会师盟津，商讨伐商，后大战于牧野，败纣而代有天下，都镐京。建立诸侯国，在位十九年崩，谥曰武。
毛泽东有一次讲到工作方法时，引用了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里的“文”是周文王；“武”，也就是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
姬发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殷商王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君。
周原为商朝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属国。文王姬昌在位50年，实行许多正确的政策，国力逐渐强大，逝世时天下三分已得其二，为灭商奠定了基础。武王姬发继位后，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的力量。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的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为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太公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过了两年，听说纣昏乱暴虐更甚于前，杀臣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听说武王前来讨伐，调集都中士兵，再加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17万（一说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退入城中，登上鹿台，把他的宝玉都戴在身上，自焚而死。商朝由此灭亡。
武王灭商后，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措施。
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命召公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命南宫括、史佚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宝物。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很快稳定了下来。
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武王为了巩固全国政权，日夜思虑，睡不好觉。他还同公旦讨论过在当时被认为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营建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但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在灭商两年后即逝世。
毛泽东十分赞赏周武王。1958年11月，他在武汉东湖和柯庆施等座谈时，就提及“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收商人文化，促进周族社会的发展，积极推翻商朝的统治”。周族本来是西岐小国，无足轻重，只是在文王、武王时期强大起来的。“励精图治”一语，是对他们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是对周武王继承文王事业的肯定。毛泽东很欣赏周武王的用兵之道。1927年在井冈山时，一天有位团参谋长提出要出兵攻打敌人，毛泽东就说：《诗经》中有一首诗叫《酌》，讲“於铄王师，遵养时晦”。“遵养时晦”，就是在晦气不利之时，要晓得隐蔽，等待时机。“於铄王师”是称赞武王的军队强大。武王有劲旅，尚且不妄动，何况我们军队不强大又刚刚失利呢？周武王考虑也很缜密，当他继承“天下已有三分之二”的文王事业后，仍不忙于伐纣，还要做充分的准备。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张经武等汇报后，谈起了武王伐纣。他说：武王到孟津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各路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看到决战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虽然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有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他的兵力也比武王强大得多。武王看地形时发现，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工作。直到快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兵，结果出兵了吗？
所以武王下决心收兵回去做准备。做了哪些准备呢？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他是很讲究师出有名的。要造舆论，统一思想，搞统一战线。他还要广揽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楫，并用四十多条船架起了黄河大桥，用了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又从潼关出兵到孟津，政治上发宣言，军事上搞突然袭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特别是像武王伐纣这样伟大的战争，应该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