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帝辛
——很有本事，能文能武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商纣王，称帝辛，名受，商朝末代国君。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甚至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为了维护其统治，设置种种酷刑，其中有“炮烙之法”，以杀人取乐。曾征服东夷，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又杀死九侯（一作鬼侯）、鄂侯、比干、梅伯等，囚禁周文王、箕子，最后搞得众叛亲离。西伯姬昌（即周文王）阳为奉献，阴集力量；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志，率诸侯伐纣，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纣兵阵前倒戈，纣败走，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自焚而死。商亡。《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天下人因以称其名为纣。

毛泽东对纣王故事很感兴趣。他在童年时代读《封神演义》就知道纣王其人其事了。纣王被儒家传统文化描绘成是酷虐无道的暴君模式。很早就对演义和史书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从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被线装书牵着鼻子走。他对前人全面彻底否定纣王产生了疑问。若干年后，终于对纣王提出与古今史学家几乎是完全相悖的独特的科学见解。他用历史辩证法对纣王作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商纣王的前半生，否定其后半生。

商纣王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昏淫无道的暴君。其原因恐怕与商朝在他手里亡了国有关。另一个原因可能还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中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

毛泽东认为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并赞扬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这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力量巨大、才智的聪敏过人，像《荀子·非相篇》说的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说的：“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主要还是由于“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了”。这是毛泽东欣赏商纣王的一个主要方面。

提出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翦伯赞等史家也沿用其说。郭沫若在他的《驳<说儒>》一文中认为，帝辛（商纣王）“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万恶无道，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像商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商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得‘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毛泽东显然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参观了位于河南安阳西郊的殷墟。殷墟，就是殷商王朝中后期都城所在地，周武王灭商时沦为废墟，所以叫殷墟。当他来到殷墟中心原宫殿区的花园庄时，就向陪同人员评述了纣王：“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但那时殷已衰败，加上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说明他极其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据说，他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也被他囚在监狱，一囚就是七年。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也就灭亡了。这里在三千年前是个很大的国都，后来成了废墟埋在了地下，所以表面已看不到什么古迹了。”（杨庆旺《毛泽东指点江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226~1227页）

1958年11月，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他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41~342页]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讲话时又说，秦始皇、曹操，现在已恢复了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的第十天，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等在武汉东湖开座谈会时，详细地说了对商纣王的看法。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像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坏人，太过分了。连孟夫子也为他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善辩，能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重文，他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还认为，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1959年2月，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时，又和当地干部谈到了商朝和纣王，他说：大辛庄可有名气，那里是著名的商朝文化的遗址，与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文物完全一致，看来可能是早商时期商人在山东的邑落。在济南火车上召开的座谈会上谈话时又说：“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后来吴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我们俘虏政策和他的不一样，我们对俘虏是宽大，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74页）。同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同吴芝圃等谈话，在谈到商周史时说：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来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毛泽东又说：“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0OC34R2R3A+vOeRQmfzlsPCMfNI8EaWst20b6HIgDWFmK+0HxTUNhXDiM+CqSn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