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议最后快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柴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并将后一句作了改动。
——转引自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1~35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孙权,字仲谋,生于公元182年,死于公元252年,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君主,吴国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公元229年至252年在位,溢号为大皇帝。
孙权是同曹操刘备同属一流的人物,具有雄才大略。如早年毛泽东所说:“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孙权的雄才大略,首先表现在他继位时虽年仅26岁,但在张昭、周瑜等的辅佐下,使动荡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其次,赤壁决战,鼎足三分。孙权继位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了吕布、袁绍,席卷冀、幽、并、青四州,东征乌桓,势力及于辽东,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接着,曹操集结大军南征荆州,刘表之子刘琮不战而降,水陆并进,沿江东下,直指孙吴政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便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大战前夕,东吴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激烈的争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表现了孙权卓越的政治家才干和英雄气概。在赤壁之战中,主要有孙权抗曹的巨大决心,联刘抗曹的战略方针,在各方面的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以孙、刘5万联军大败20多万曹军的奇迹。赤壁之战的胜利,标志着鼎足之势已成,这是孙权的一大功劳。再次,彝陵之战,夺回荆州。赤壁之战后,曹操主要致力于关陇后方的巩固,孙、刘两家对荆州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因为从战略上讲,荆州虽是吴、蜀必争之地,但荆州对吴比对蜀更为重要。起初孙、刘联合抗曹,孙权同意把荆州借给刘备。但刘备夺得益州后,孙刘矛盾趋于激化。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带兵攻占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后孙刘言和,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乘关羽攻打曹军占领襄樊之机,孙权采取与曹魏联合,夹击关羽的策略,袭杀关羽,尽夺荆州。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亲率大军伐吴,吴蜀间便爆发了彝陵之战。孙权为了避免“二处受敌”,不惜向曹丕称臣、进贡,并接受曹丕赐给他的吴王封号,争取曹魏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吴以全力对蜀,终于在彝陵大败刘备的军队。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较量,最后确立吴在荆州的统治,并于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创立吴国。
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中,都是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两个奇迹,是他雄才大略的突出表现。据历史记载,在濡须口战斗中,曹操看到吴军阵容声势,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父子若豚犬耳。”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中赞扬孙权的武功说:“年少万兜鍪,坐断江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非常喜欢辛弃疾这首词。1957年3月,毛泽东乘飞机从南京去上海,在经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把这首词书赠他的秘书林克,并向他讲解了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的典故。在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时说:“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并在会上念了辛弃疾的这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这些都表明对孙权雄才大略的赞许,当然毛泽东故意改动末尾一句,当是另有一番慷慨!
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还相当落后。这与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有关。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为了维持这个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孙权的又一历史功绩,是在开发江南经济上作出的卓越贡献。孙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推行屯田。孙权仿照曹操推行屯田制度。东吴从建安七年起,一直到吴亡,历时70多年。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等地,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全城等地。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毗邻地带,有些是在孙吴腹地,分布很广。而且东吴还十分重视水利灌溉,普遍推行牛耕,这些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山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后来更发展成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小者数以千计,大者数万人。东吴政权建立后,对这些山越人进行了长期征讨。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10余万人,约占吴兵总数的一半;“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老弱、女丁编为家里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将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征讨山越,使他们与汉族进一步融合,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对江南的开发有重大意义。
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孙权先后修运渎、青溪、湖沟等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路线。后来又开挖冈渎,东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与运渎相通,这样吴越船只可以直达吴京都仓城。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武昌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它造的一艘战舰“容敌士三千人”。孙权曾派船队远达辽东、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东吴的纺织业和铸造业也比较发达。
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岭南无疑是属于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平定岭南,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步骘在番禺(今广东广州)筑城,并迁州治于此。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又一次大规模地在岭南传播儒学文化。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的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在经济上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上的统一,江南经济的开发,是孙权的两大功迹,使孙权能够成为能与曹操、刘备并驾齐驱的英雄人物。
当然,孙权也有缺点,这主要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多谋寡断。史学家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益滋甚”。这恐怕与孙权对人有时疑心过重、犹豫不决有关。孙权年轻时,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春秋》、《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孙权能够明辨是非,处置得宜;可到了晚年,猜忌、残暴的劣性,更加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他偏听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吕壹为中书校书,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信任。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险些丧命。太子孙登多次进谏,孙权不听,弄得官员敢怒而不敢言。孙登死后,孙和立为太子,其同母弟孙霸被封为鲁王。孙权偏爱孙霸。孙霸争谋太子地位,孙和反击,统治集团也分为两派。孙权不分是非,废太子孙和为庶人,并造成大批冤案。此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再加之赋税繁重,刑法残酷,人民经常起义反抗,这使孙权死后的政局更加不稳。所以,孙权的多谋寡断这一弱点影响了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对东吴的统治和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
毛泽东对孙权的称赞,主要在于其权谋。在三国中,孙吴的地位最灵活多变,可以在曹刘二者间回旋,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