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奋斗到底,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给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王莽(前45~23),字巨君,西汉末年外戚,新朝创始者。公元9~23年在位。汉元帝王皇后侄,后以外戚独揽大权。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实行“改制”,更名天下国为“王国”,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又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社会经济极大混乱,法令苛烦,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公元17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23年,赤眉军攻进长安,被杀。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他具有孝友的性行,老师、朋友赞许他具有仁厚的品德。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在成帝、哀帝的时期,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一举一动常常被人们称道。王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如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读到此诗时感慨万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
王莽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旧史家对他彻底否定。毛泽东年轻时对王莽也持否定态度。1916年7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页)但在十年后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对学员讲课时,对王莽的看法已有改变,他说: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均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位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日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取得最后的胜利。
王莽自有他的创新之处,他提出废除奴婢制,五次改革货币,禁止民间私铸货币,这些措施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王莽终于取得政权的时候,他面对的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王朝,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不在少数。要说王莽还真是一个颇有头脑的人物,他看出了社会矛盾的症结是土地的剧烈兼并和高度集中,因此王莽在取得政权后,就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来了一次真切的土地革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就立即下令实行王田制:“把全国的田改名叫王田”,一律收归国有,不准买卖。凡是土地多的要按规定分给乡邻,他在土地改革中,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大胆的尝试。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管”。“五均”就是五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丝、绵、布、帛、五谷)的价格管制。“赊贷”是由政府贷款给人民。“六管”,即盐、铁、酒由政府专卖,货币由官府铸造,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官制和官名。
王莽的改革在本意上是好的,策略也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但是,错误的首先就是时机不对,脱离了当时的现实。那时候的土地兼并正在剧烈进行,土地私有制已经根深蒂固,而王莽却下令全国土地一律收归国有,这与当时的历史潮流不相适应,是行不通的。事实也正是这样,王田制公布后,地主并没有交出应该交出的土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土地。尽管新朝重法严禁,但是土地买卖依然如故。
另外,王莽改革的步伐有些过快,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各种改革事项不分先后,一并进行,没有重点。比如在一年时间就颁行了“王田”制、“私属”制和“六管”制,致使官民都适应不了,再加上官员的腐败和舞弊,结果施行的效果甚微。
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政策,显示了他对封建国家控制垄断生产必要性的认识,但是,由于王莽实行此项政策的基本目的是把富商大贾的利益攫为已有,而同时又任用昔日富商大贾主持此项政策的推行,这项政策最终也就变成残民害物的政策。他的货币改革使得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
王莽的新朝在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亡,自己也落得个千古骂名,他的改革却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