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摘自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3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
汉武帝(前156~前87)名彻。西汉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统治期间,因“文景之治”,经济繁荣、稳定,西汉进入极盛时期。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学,使之成为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工具。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贵族对汉朝的攻扰,取得很大胜利。但好巡游,迷信神仙和方术,先后至嵩山、泰山和琅邪等地封禅,挥霍,无度,对农民徭役繁重。自即位起,即以每年国赋三分之一建陵(茂陵)。晚年各地曾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矛盾激化。
毛泽东高度评价汉武帝,认为汉武帝有武功、有才干、有气魄、不守成,所以才能打开文景以来沉闷的局面。又认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沁园春·雪》)。1957年6月,毛泽东和吴冷西商谈改进《人民日报》一事,在比较西汉前期诸帝时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3页)
的确,汉武帝刘彻在位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汉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可以简单地用“文治武功”4个字来概括,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便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
汉武帝继位后,虽然是做了皇帝,但是朝廷政权依旧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和生母王太后手里,这二人为了让自己人参政,经常明争暗斗。公元前135年,汉武帝21岁时,窦太皇太后病故,汉武帝终于摆脱了束缚,并铲除了窦太后的亲信党羽。但是,他又不得不去迎合母亲,所以委任田蚧为丞相。这个田蚧在当时已经有了很重的权力,但还是不满足,因为有太后的支持,这个人专权骄蛮。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慢慢有了不满之心,开始削弱他的权力。
首先他进行的是管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以中央丞相制度、地方郡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样就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在不断维护皇权的过程中,汉武帝终于摆脱了田蚧等人的束缚,成为大权在握的绝对统治者。同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还采取了措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他颁布了“推恩令”,清除分封制。新的制度规定,诸侯王除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他的儿子在原封地封侯,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国王的管辖,直接由各地郡县来管理,这样做的表面是给了地方割据更大的权利,而实际上却让许多大的诸侯王国慢慢地被分割,使他们的势力大大削弱。
手握政权后,汉武帝开始希望在思想上取得大致的统一。西汉建立之初,统治阶级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种道家黄老学已经不再适合如今的地主阶级的要求。汉武帝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代替“无为”,而这个时候,儒学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学问,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帝王统治的思想工具。
公元前140年10月,汉武帝诏令各地推举正直极谏之人,董仲舒三次上书,献“天人三策”,其中罢黜刑名,崇尚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天人三策”主要内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强调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为封建的法统;提倡儒学的仁政。
此外,这里还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认为这些并不是谁规定的,而是老天的意志和安排。在天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礼节,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些礼节。
而且,董仲舒还认为以后的考试都要将这些列为考试内容,凡是不研习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的,都要断他们晋升的道路,而且为了推行这套理论,他还建议武帝兴建太学,太学即是我国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这一年是公元前124年。凡是从这里毕业的都能做个一官半职。当然,教学的课程是儒家五经,教师也是儒学能人。这里出来的学生,大都成了封建专制集权主义的维护者,而且,为了进入官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以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而且也是达到长治久安所必须的思想。用儒学“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政治,实行文武并用的统治方针。这一策略,使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得以进一步加强。有人说,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才导致了中国两千年后的落后,其实,客观地说,这实在是有点牵强。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方法是有其积极进步意义的。只是到后来,才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此外,武帝还实行盐铁官营,算缗钱,推行均输、平准和统一货币等一系列的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汉武帝文韬不错,武略也是非凡,他的一系列战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帝国,同时其打通了“丝绸之路”,为发展对外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自建汉以来,边疆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了景帝时期的无为政治,更是让北方匈奴更加肆无忌惮,给西北边疆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从实施“和亲”政策以来,汉朝还要每年给匈奴许多财物,这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妥协。但是这样的礼遇,并没有换得边疆的安宁。武帝在国内政治安定,经济富庶的情况下,决定出兵匈奴。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采纳将军王恢的建议,派各路将军带领十万人马,在马邑偷袭匈奴,匈奴单于也带了十万兵前来应战。不过单于在路上打下了一座亭保,抓到了那里的亭尉。单于从贪生怕死的亭尉那里得到了汉军的情况,带领全军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不过从此以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完全破裂,接连不断的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军再次侵扰我上谷、渔阳地区。而且他们已经将势力推行到河南(即阴山、河套地区),并进一步侵扰关中,对汉京师长安构成很大的威胁。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反击,大军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队进行大包围,这一仗汉军大胜,匈奴白羊王领残部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秦末以来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
公元前124年,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王延的进犯。李息等人则在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援军的到来。卫青深入塞外六七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右贤王。汉军大胜,俘匈奴小王十余人、士兵万余人和数百万头牲畜。解除了京师的威胁,这次战役后,武帝特命使者持大将军印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令诸将皆受其节制。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度出击,前后歼灭敌人万余人,迫使匈奴主力撤退到漠北一带。打击匈奴的胜利,同时也为开展河西之战提供了条件。
河西郡在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西走廊。它是内地至西域的通道,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匈奴占领河西后,将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借以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联合,阻拦了内地的通道。为了重新夺回这个战略要地,汉武帝在公元前121年,任命年轻的将军霍去病为车骑将军,率骑兵万人出征河西匈奴军。霍去病的勇猛是非常出名的,在战争中更是一往无前。他出击匈奴后,只转战了六天,就攻下了5个王国,奔驰千余里,杀掉了2个匈奴小王,俘虏了王子、相国都尉。同年夏天,他又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斩首3万多人,俘获匈奴小王70多人。与他同时出击的还有张骞、李广等人,但战绩都没有他的大。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被切断。匈奴单于听到此败讯,大为震怒,命令将浑邪王斩首治罪,于是浑邪王决定投降汉朝。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率领远征军再次远征匈奴,卫青、霍去病各带领十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分别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越过漠北追击匈奴。卫青率军行千余里,用武刚车将匈奴四面围住,然后派5000骑兵去单于阵中挑战,包围了匈奴大营。匈奴单于只听见外面杀声震天,再加上天黑不辨形势,仓皇向北逃去,汉军乘胜追击,直至赵信城(今蒙古讷拉特山)。卫青捕获或斩首匈奴军19000余人。
另一路军霍去病率军出塞两千余里,恰遇匈奴左贤王,数次交战,全都是完胜而回。把匈奴军逐出居胥山(今蒙古德尔山)以外。俘虏匈奴小王3人、将军和相国等高级官员83人,匈奴军死伤70443人,令匈奴元气大伤,闻风丧胆。此后,匈奴一蹶不振,长期游牧于漠北,再也不敢南下作乱。
汉武帝在打击匈奴的同时,还派张骞、苏武等人出使西域,打通西部通道,结果留下了“苏武牧羊”的故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历尽艰险,百余人的使团仅有两人生还。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各地方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与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形成著名的“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