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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把“智、信、仁、勇、严”作为将帅的要求，孙子用“五德”来衡量人才的标准，而毛泽东善用人之长。他在识人方面有他独特之处。
毛泽东认为，识人应识人之长，因为一个人，才有长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如果要求“完人”和“全人”，就会满目皆污。知人，首先要相信伟大的人民革命中会产生千千万万的优秀干部，应反对无视人才辈出的现实的糊涂观点。在他批注的《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基于这样的观点，他物色了许许多多诸如谭政的人才。
谭政在三湾改编时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之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由于在斗争中表现坚强，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被组织挑选为毛泽东的秘书。通过工作，毛泽东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他有做政治工作的特长。
朱、毛军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力量进一步壮大，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也暴露出红军部队政治工作的薄弱，如部队出现了违反城市政策、纪律的事，干部里面有些人旧军人习气复发，斗纸牌的，逛窑子的，搜俘虏腰包的，无所不有；对工商业者的财物“一律没收”，连小商小贩的东西也乱拿乱占。
面对红军队伍中的这一严重问题，毛泽东决定好好地进行整顿。派谁去呢？毛泽东想到了谭政。谭政一到永新县城，对部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检查与整顿，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给前委写了信。特别是其报告中“军纪是军队命脉”的话，毛泽东十分赞同。这次实践锻炼，既考核了谭政的能力，也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认识。当红31团的党代表何挺颖牺牲后，毛泽东当机立断让谭政担任这一职务，并似鼓励、似玩笑地说：“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从此，谭政与我军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长，红12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谭政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顾问等。
在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期间，谭政协助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之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谭政成为毛泽东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1944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成。这一报告在党和军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因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1978年，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指出：他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谭政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毛泽东这位善于识人之长的伯乐。
俗话说：有高峰必有深谷。越是才智、聪明过人的人，其往往要以某些方面的不及人甚至愚笨为代价；而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在每一方面通常都不会有突出的表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之，要正确地识人，毛泽东的观点和方法仍不失为开启心灵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