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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强调高度重视人才的重要性。“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把“将”作为“五事”之一。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才，他认为用人才的艺术关键是识才。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每个时代都有贤才，而知贤才关键是会识才。
毛泽东认为，用人艺术的关键是识才。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他多次强调：要善于识别干部，也就是说，要知人。为此，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观念与方法。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必须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就是说，识人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
所谓全面地看人，就是要对一个人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把握。既要考察他的素质情况，如智商等；又要了解他的相应背景情况，如学历、经历、特长、优势和不足等。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其本质，发挥其特有的才能。在这方面，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有一次，他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对其父亲的评价，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
他又问：“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
章含之数说了父亲的一些历史，毛泽东摇头制止说：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子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
章含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她对父亲的生平了解得太少了。
毛泽东娓娓道来：“行老年轻时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随后，他耐心地讲述了《苏报》案。因之，报纸遭清廷查封，章士钊后来流亡日本。他话锋一转，问道：
“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接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
历史地看人，毛泽东赋予其双重含义：一是把一个人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结合起来观察。历史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公认的道理。对一个人的历史进行考察，来认识他的现在，其意义在于防止就一时一事武断地下结论，导致误用一个人或浪费一个人才。二是视人的特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在战争时期，所侧重的主要是能打仗，善于做思想工作；而在建设时期，则要学会搞经济工作，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做到“又红又专”。改造袁文才和王佐就是很好的例子。
袁文才和王佐是井冈山一带绿林式的农民领袖人物。这两支绿林武装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为宁冈和遂川的农民自卫军，在山上安营扎寨。即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当边界各县工农武装全遭破坏之际，他们依然保存着60支枪，难能可贵。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军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人，以及如何对待他们各自领导的农民武装。对此，起义队伍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人主张消灭他们，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理由是：首先，这两支武装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经济上受盘剥，政治上受迫害，对土豪劣绅有着强烈的仇恨，和反动统治阶级有深刻的阶级矛盾。其次，这两支队伍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没有交枪，足以证明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再者，他们土生土长，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争取他们对开展游击战争即建立根据地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毛泽东也指出，由于缺乏领导，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绿林习气，因而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
随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日益深入，袁文才、王佐消除了顾虑，在他们的带领下，其部队的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逐步提高。1928年初，前委将这两支部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2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营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朱、毛会师后，原中国工农红军第2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在七溪岭战斗，他们有效地配合主力团打垮了江西的“两只羊”。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又率队英勇地冲锋陷阵，此后工作更加出色，二人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就识人来讲，不能用静态的方法，要用动态的方法，要发展地识人。因为世界在变，人也在变。对变化的人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对他进行考察，及时地加以培养和教育，做到升降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用人的过程中识之以德才，用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非为。所以，认识一个人，不要凭一时一事，要综合分析，运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以避免识人过程中的片面性。后来，毛泽东也正是用这种方法，感化了许世友。
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毛泽东初识许世友是在1935年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四川懋功会师后，当时许世友任第四军军长，率部担任后卫，并首次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作战。一见到许世友，毛泽东说：“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知道你的传奇经历，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识字，才发觉‘仕’是做官的意思，不如把‘仕’改为士吧。”接着问毛泽东：“您看我这个名字改得可好？”毛泽东爽朗地笑笑说：“好是好，不过，咱们再商量一下，把‘士’字改为世界的‘世’好不好？叫许世友，世界之友嘛。我们这次是北上抗日，眼光要往远看，放眼世界嘛！所以，要做世界之友。”毛泽东为许世友改名，一时传为佳话。
1937年3月，传来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之后，红军大学开展了揭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这一事件牵涉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并有继续扩大的倾向。许世友一时想不通，很冲动，竟萌生了重回四川打游击的念头，并与一些老战友密商后制定了出走的具体计划，消息很快被报告给抗大领导。毛泽东当即下令：“全部抓起来！”不过，他很快认识到，许世友尽管性格特殊，在这一问题上草率冲动，但他襟怀坦白，一向光明磊落，不应揪着不放。不久，他便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还派徐向前去看望许世友，做其工作。尔后，毛泽东也来到许世友住的窑洞，与他进行两次长谈，深情地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对你表示敬意。”许世友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一席话解开了许世友的思想疙瘩，苦闷也一扫而光。
得到毛泽东如此的认同，许世友无所顾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战绩，成为闻名中外的战将。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赋予许世友以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重任，而且在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对许世友非常信赖和倚重。许世友果然没辜负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毛泽东逝世后，他还多次追忆1937年的往事，满怀感激地说：“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