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其伟大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的血脉是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兵法》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日本的军事理论家小山内宏在其所著《现代战争论》中指出：“毛泽东的战略，是从其弱者的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卓越的战略，它与孙子的战略一脉相承。”这一中肯的评价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孙子兵法》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兵法》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它堪称为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孙子》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的巨大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孙子兵法》，对它有所了解。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内已国，而殖其民，已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又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位君子矣。”（《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5页）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也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党的文献》1993年第9期）

“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靠《孙子兵法》打仗，激发他要认真研读《孙子兵法》，为此致函当时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的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还说，应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闪烁的辩证法更加发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