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兵势篇》曰:“凡治众如治,分数是也”。孙子非常注重军队的组织和编制,毛泽东认为,武装要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
1927年,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部队中大批开小差的现象曾令毛泽东深感忧虑。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对此作了回忆:“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
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认为,武装要掌握在革命者手中,就必须改造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旧式的“官靠薪、兵靠饷”的雇佣军传统和制度,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而当时秋收起义的部队,一个团才有一个党支部。为此,毛泽东提出,只有把支部建在连上,才能保证党对起义部队的坚强领导。
于是,毛泽东在“三湾”,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毛泽东亲自任前委书记。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了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之后,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斗争经验时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
在实践中,围绕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也有过尖锐的斗争。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就曾想用手中的枪杆子来指挥党。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军会合。当张国焘看到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川西的中央红军是一支仅有2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后,自恃人众枪多,拥兵自重,公然向党伸手要权。他唆使陈昌浩致电朱德,向中央施加压力,说什么“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向中央提出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让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改任参谋长。张国焘夺取党权不成,最后发展到危害中央、另立“中央”的地步,几乎酿成红军间自相残杀的悲剧。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事件,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在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共产党是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对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思想的形象表述。为了保证“党指挥枪”,毛泽东提出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主要包括:必须把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使军队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必须建立和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把各级党委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必须建立和保持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坚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邓小平曾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文集》第2集,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