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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行军篇》中道：“令之以文”，也就是用“文“的手段，在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的同时，还要爱护士卒。孙子还强调“视卒若爱子”。毛泽东也非常爱护下属，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同时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他曾在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还需培养更多人才。”
国家人才是发展的根本，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培养人才是合理用人的基础。毛泽东认为：支持斗争大厦，还需培养人才。如果只注重使用，而忽略了人才的爱护、教育与培养，这无异于竭泽而渔。
一、必须善于爱护干部
领导用人不仅仅限于和部属建立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还要与其建立起平等的友谊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基于尊重与爱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者，实践中人才常常会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这就需要领导爱护他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大力配合，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陈云曾说过：爱护人才很重要。干部既然被提拔起来了，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于一切不安心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是真正的爱护。
爱护人才是毛泽东用人的重要方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并提出爱护干部的几种方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放手让他们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给干部以学习的机会，提高其理论、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他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困难时，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是毛泽东和李达在交谈中说过的一句话。
李达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因与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发生争吵，反对陈独秀的专断，一时意气用事脱离了党组织。
抗战初期，毛泽东曾邀请李达去延安，因博古不欢迎而未成行。1948年初，毛泽东曾3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李达于1949年到达北平，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李达先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早年脱离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说：“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接着他安慰李达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一直没有离开马列主义，可以重新入党，不要预备期，还愿意亲自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底，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等作历史证明人，李达又被党中央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李达重新入党，无比激动，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言行一致的李达后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干部的疾苦、生活困难，尤其是身体健康问题，毛泽东是非常用心关照的。长征中，周恩来身患重病时，毛泽东令彭德怀想尽办法将其抬出草地。抗战爆发后，他曾打电报给在重庆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要他在重病初愈后注意休息，注意节劳。
在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时，原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作了大量工作，毛泽东称他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抗战初期，徐海东因病在延安修养治疗。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毛泽东还是亲自派人送去几块钱，并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徐海东重返前线后，又旧病复发。毛泽东知道后很着急，在给徐海东200字的电文中，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抗战时期，罗荣桓曾因肾病严重急需治疗，毛泽东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要求他尽量不要去上海治病。解放战争时期，当徐向前在华北前线生病时，对什么时候适合于接他到后方治疗，毛泽东都一一做了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北京还是在青岛修养较合适而操心，还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成疾而修养的任弼时，毛泽东专门送红鱼一群供他观赏。特别是对只顾打仗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彭大将军，毛泽东在抗美援朝初期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陡忽”。
此外，毛泽东爱护干部，其可贵之处更在于：当干部遭受不公平对待时，敢于挺身而出，主持公道。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相当严重，为此，许多干部蒙受冤屈，甚至被迫害致死。就在“左”倾错误盛行之际，毛泽东自己也处于极困难的情况下，但他仍要为同志说公道话。
1933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调集大军围攻中央苏区，并首先调集精锐部队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黎川挺进。
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到福建去了，而仅剩的一个独立师也在敌人进攻前一星期调往峭石。当时闽浙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手下只有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肖劲光只得率部撤出黎川城，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
毛泽东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肖劲光应该撤退，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但是博古等人认为，这是过了时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对此非常恼怒。肖劲光成了军内“罗明路线”（是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加给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罪名）的代表人物。
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将肖劲光押上法庭，不顾其申诉，根据李德的意见，坚持要判肖劲光5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在肖劲光被关押的日子里，贺子珍受毛泽东委托来看望他，并转告毛泽东的话：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理解与爱护给了肖劲光以莫大的安慰。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立即着手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在其他方面造成的恶果。干部问题是他关注的头等大事，首先为被迫害的同志解脱困境，而后为他们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毛泽东善于汇聚众人的智慧，把各种各样的人才用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与他爱护人才分不开的。毛泽东的爱才、惜才的做法值得我们现在领导人借鉴。
二、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
毛泽东一贯重视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尤其是对党的干部的教育。民主革命时期，他十分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如，在1929年他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后，还念念不忘地致信党中央：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渴望书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而弃置。
中央苏区创建后，毛泽东立即筹建了红军学校。他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领导斗争的大批高级干部。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长征中，毛泽东仍关心干部、士兵的学习，并以“随营学校”、“干部团”这种“马背学校”育出了大批军政人才。
到延安后，毛泽东领导成立了中共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有计划地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党和军队成了一所巨型的人才实验室，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1944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考察延安后说：延安真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澎湃热情的学生献出了他们思想的精华，就在这些山边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股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注重教育，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失败和两次兴起的历史跌宕：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另一次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抗日战争的兴起。
在这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转变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教育造就大批优秀人才作为确保革命转危为安、走向成功的重要举措，结果获得了极大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干部的教育。在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大讲教育干部的问题，并且提出“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的论断。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搞民主革命，就是用多次失败的教训来教育干部的……‘七大’前我们党内没有真正的统一。有两派。一派叫主观主义，一派叫马克思主义。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我们从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进行了三年半的整风，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了‘七大’，真正统一起来了。‘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以后，我们党在党、政、军、文化、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完整的一套。革命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好。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就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就是因为整风教育了干部。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了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
毛泽东不仅深谙教育干部的重要性，而且更精通教育干部的方式与途径。给干部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是其贯彻实施干部教育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要重视培养人才，善于培养人才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有所认识。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便指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要重视培养人才，要善于培养人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十七年来，我们党已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持斗争的大厦，还需要更多地培养人才。可见，注重培养人才，善于培养人才，是毛泽东用人艺术的重要方面。
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首要强调的是对干部的培养。他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毛泽东认为，培养干部，不能停留在军事家满足于赳赳武夫、政治家满足于人情世故、思想家满足于老庄孔孟上，为了革命斗争及经济建设的需要，革命政党必须用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因为，能否有效地使其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关系到党的路线的贯彻，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他首先把转变世界观作为干部培养的根本问题。
早在1929年他担任红四军的领导时，毛泽东就四处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让从事政治军事工作的同志学习。延安时期，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和高级研究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内涌现出大批新型的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建立了一系列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了给即将来临的民族解放战争准备人才，1936年在瓦窑堡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并为红军大学安排了阵容强大的教员队伍：他本人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问题，秦邦宪讲授哲学，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授新文学。据统计，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共培养各级干部20余万人，被誉为“制造抗日干部的熔炉”、培养干部的“重工业”。毛泽东曾经赞扬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映辉、彼此竟美的。
抗战爆发后，许多仁人志士先后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又创办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妇女大学等一系列学校。1938年，这些学校的学生达1万多人。他们成为日后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在干部培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要求干部们在学习中提高自己。他常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他又对大家讲：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可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诚然，在人才培养中，毛泽东不仅注重科学世界观的武装、知识的掌握，更重视实践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的，为此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曾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为此，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结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体验生活，吸取营养，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长征途中，部队非常困难，党中央要动员官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陕北前进。毛泽东便委托在苏联学习、工作过，并刚刚回国参加革命战争的伍修权写一个部队政治训令，以激励全军。伍修权觉得难以胜任，毛泽东鼓励他说：大胆地写，写不好也没关系，我给你改。初稿出来后，毛泽东逐字逐句地改，以至于满纸密密麻麻几乎都成了他的字迹。显然，要是他自己起草的话，一定会比改省力，但为了锻炼干部，毛泽东却选择了这个使自己更为吃力的做法。
总之，在他的领导方略中，其人才思想和用人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陈云评价说，毛泽东一生有五大贡献，其中，第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