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充分尊重，放手使用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指出：“不在其位，不预军政”，意思是说国君不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不应该干预军事行动。就是说给到前线的将帅一定的自主权，随机处理重大事务，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说是一个道理。

领导工作的基础是尊重属下的人格，以人为本肯定个人尊严，对每一个人都要一视同仁，才能发挥下属的潜能。

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属下充分尊重，大胆使用，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和谐关系。他曾把统领下级形象地比喻为“当班长”。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为此他认为，要当好这个“班长”，就该充分尊重“班员”。

毛泽东认为，能否放权不仅体现出领导者用人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水准，体现出领导者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第一书记说了算的情形，他借项羽与刘邦的历史典故，尖锐地批评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别姬”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对有些第一书记出言不逊，是因为这些人搞的是家长制作风，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诚然，晚年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光辉历史是挥之不去的。

1948年，在中原战场上，粟裕受命攻打敌整编第五军的战斗任务。之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作了布置，不久，朱德又亲自前来视察和动员。关于打第五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作过指示。对此，粟裕极为重视，可就在准备过程中，他还是觉得当时的条件不太成熟。在不违背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大战略前提下，粟裕适时地作了调整。他改变了攻打第五军的作战计划，挥师转向豫东作战，相应地拟定了一套新的方案，并及时电告中央。毛泽东看到其作战计划后，立即复电，认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独立处置，不必请示”，既是毛泽东对粟裕的莫大尊重与信任，也是其用人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熟知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善用干部，善于虚怀纳言。可以说，他的每一个重大决策几乎都凝聚着属下的智慧。如听取李锐之言，慎重三峡工程就是一例。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峡工程即将开工。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是年，毛泽东以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许多人主张尽快开工。其中，专家组人员林一山更是豪情满怀。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张奚若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的话进行了批评，对“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等很不满，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员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唱反调。然而，李锐持不同观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持己见，并敢于论争。

尽管毛泽东有上述的倾向，但他还是乐于纳言的。为此，他特意把林一山与李锐召集到南宁，亲自听取二人的争辩。听完他们的口头辩论，毛泽东像主考官一样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将他二人几万字的文章细细研读，最后作了裁决：三峡问题并没有做最后决定要修建。也就是说，天平倾向于李锐的一边。而南宁会议最后的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有了眉目。李锐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事后，李锐曾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善用下级者，不仅要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还应正确评价下级的功劳，以示尊重、肯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其更好地完成任务。借此，领导也可树起了自己的威信，赢得了大家的拥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高明的领导者，对陈毅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2年1月6日下午4时20分，陈毅已处于病危状态。同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谈到了“二月逆流”。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了，并要叶剑英到医院向病中的陈毅传达。弥留之际的陈毅听到了这句原原本本的话安心而去了。

接下来是准备陈毅的追悼会，安排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按文件所规定的规格，陈毅已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模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没有安排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

1月10日午饭后，按往常习惯，毛泽东要午睡一会儿。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天他心情烦躁，没有睡意。一会儿，他突然问秘书：“现在是什么时间？”秘书回答：“是一点半。”他马上吩咐：“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焦急的毛泽东身着睡衣就要出门，工作人员不敢违背他的意愿，只好又在外面给他穿了一件银灰色的大衣。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要出席陈毅追悼会的通知后，果断地做出一系列的指示，提高了陈毅追悼会的规格，由一般军队元老一级，提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规格。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后，在休息大厅与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据张茜回忆：见到毛泽东后我非常激动地说：“主席怎么也来了？”毛泽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很关心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孩子们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接着他又说了一遍：“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还说：“今天是为陈毅同志举行追悼会。陈毅同志是拥护我的……”

追悼会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干部、战士1500多人肃立在会场上。毛泽东胳膊上缠着黑纱，庄严肃穆地凝立在陈毅的遗像前，向被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着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鞠了三躬，以示向这位井冈山时期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作最后的诀别。

毛泽东一贯主张对所选拔出的干部大胆使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有不疑并尊重人才，才会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反之，只能束缚人才。他用人不疑的观点，在叶剑英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在这紧要的关头，叶剑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把张国焘的阴谋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为挽救红军、保卫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

叶剑英有很强的参谋能力，毛泽东十分欣赏。抗战期间，他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3年，国民党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四五十万人之多，而驻守陕甘宁边区的我军只有三四万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叶剑英提出了智取敌人的妙计：通电全国，详细公布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内战的阴谋。迫于国际国内压力，蒋介石只好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将1934年香港报刊登的攻击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给毛泽东。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握住叶剑英的手说：“有人要打你为叛徒，我已经批驳了。”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国防部长，对叶剑英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1976年9月，毛泽东已病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榻前，一个一个地看望他，准备作最后的告别。当叶剑英走过来的时候，毛泽东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且轻动手臂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并未觉察。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他回来，但还是说不出话来。

弥留之际的毛泽东想和他说什么呢？叶剑英突然记起毛泽东从1974年多次讲对“四人帮”问题过“半年”、“一年”、“两年”、 “三年”解决的话，顿时明白：毛泽东是在委托他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时，“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关键时刻，叶剑英临危受命。在一大批老同志和华国锋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再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毛泽东在其领导用人中他对下级总能放心、放手、放权，也就是充分尊重、放手使用。从而充分调动部署的积极性，克服其对领导的依赖思想，激发创造精神，进而提高独立工作的能力。 +TwKj1OIfb9DaT6/u8YNgWYQf2kdhUKEOt5QkMTfKiJTPynxdIbazI0z+wEARj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