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信、仁、勇、严”是孙子提出对将帅要求的五个方面,而毛泽东善于量才用才,使人尽其才,大大丰富了孙子的人才观。
吴子说:“短者持长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必须要能量才用才,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身边聚集着一批足智多谋、生死与共的将领。毛泽东对军中诸将领的指挥才能、谋略水平、品质知之甚深,因而能因其特点委以重任。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统战、作战计划等方面的事都委托给善于出谋划策的周恩来,自己只关注最关键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战场。毛泽东在发出作战电报前,总要征求五大书记的意见,如果情况紧急,就往往只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所起的实际上是副统帅和总参谋长的作用。
毛泽东称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并在许多时候都将建军方面的事交给朱德。遇有大事急事也常委托朱德去办。如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曾让朱德以总司令的身份去晋察冀解决一度作战胜利不大的问题,朱德不负重望,指导和帮助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取得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探索了攻坚战的经验。
毛泽东曾用“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高度评价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每遇战争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都委彭德怀以重任:1929年,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交给彭德怀;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为艰苦,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爆发,又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对林彪善用疑兵、善打巧仗、善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等指挥才能十分欣赏,常常在战场上委以重任:如任命林彪为红四军主力团的团长;任命年仅23岁的林彪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红军红四军军长,任命林彪为八路军115师师长,该师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三大战略决战中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也是林彪在前方主持指挥的。但毛泽东也经常直言不讳甚至十分严厉地批评过林彪。
毛泽东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颇为推崇。长征途中,毛泽东任命刘伯承为长征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让他与邓小平搭档,一个举轻若重,一个举重若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举重若轻,大刀阔斧、干脆利落的工作才能。1947年,毛泽东让他和刘伯承一道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淮海决战中,毛泽东又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随后又让他指挥渡江战役。
毛泽东多次称赞说,贺龙有三条: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联系群众。解放战争时期布置陕北工作时,毛泽东将前方交给彭德怀,后方交给贺龙。贺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和保障了西北战场的作战。
毛泽东曾选用罗荣桓作为林彪的搭档。罗荣桓任红四军政委后,十分注意遇事与林彪商量,大事讲原则,小事讲谅解,与林彪配合得很好。毛泽东对此很满意。罗荣桓之后又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等职,与林彪一道领导和指挥东北解放战争。
毛泽东对粟裕在苏中战役中七战七捷予以很高褒奖。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南线屡战屡胜。毛泽东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当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会师后,毛泽东明确指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由此看出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
毛泽东喜欢陈赓的智勇双全,豪爽乐观。解放战争初期,陈赓率太岳纵队歼灭胡宗南于牌整编第十一旅等部5万余人,受到毛泽东的表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毛泽东又让陈赓配合刘邓、陈粟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汊。朝鲜战争后期,又选定陈赓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培养技术军官的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委。
毛泽东所以能在屡次战争中取得胜利,除毛泽东高超的指挥才能等个人因素外,用人得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正确任用了一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的将领。
孙子主张“五德”为人才,而毛泽东善于在变化的实践当中辩证地把握德才的发展,适时地更新用才观并委以重任,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五德”人才观。
世界在变,人也在变,只有在变化的实践中辩证地把握德才的发展,适时地更新用才观,才能把握人才,利用人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对待这一标准,能顺势应变,不断促其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权。在这种形势下,衡量人才的德,主要看他是否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对革命是否充满信心,对党是否忠诚,是否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等;而衡量人才的才,主要看其对敌斗争本领,能否发动组织群众,能否带兵打仗,能不能开辟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各项工作等等。这时,尽管许多老干部、老红军识字很少,甚至目不识丁,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能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认为,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德才兼备的人。为此,毛泽东树立了许多这样的典型,如张思德、王克勤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任务也由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入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发展了德才标准,明确地提出了“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他强调,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此时,毛泽东树立的典型是知识与技术更上一层楼的焦裕禄与王进喜等人。
需要补充的是,毛泽东对待德与才,其实更重视德。在其提出的选才用人的标准中只有“有独立工作能力”一条是“才”,其余五条都是德。或者说,在红与专之间,他更重视红。但不管怎么说,他都堪称是选拔人才的大师,他的大手笔从八大领导群的造就与邓小平的“落起”中可见一斑。
党的八大,毛泽东选拔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的一个领导群。八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17人组成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领导群以其优良的品质、杰出的才干、超人的智谋、无私的奉献以及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远见卓识而闻名中外。也正是依靠这样的一个领导群,毛泽东得以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的作用,从而率领中国人民打碎了一个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
邓小平的德才世人皆知,他一生中“三落三起”,颇具神秘、传奇色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参加百色起义等著名战役,并领导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始终拥护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与党内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有德又有才,不仅“会打仗”,而且“政治思想强”,应委以重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其中师长、政委、副师长都是极为重要的职务。如115师师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副政委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其中129师师长为刘伯承,政委便是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再次被委以重任,淮海战役中,他任总前委常委和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显示出更杰出的才华,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肩在一起。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非常器重的。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谈起接班人问题,毛泽东毫不掩饰,他说刘少奇之后就该是邓小平了,对邓小平还赞赏了一番,说他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的交谈完全是诚挚的,但是毛对中国政治局其他成员的那些说法引起了我的警惕。他把一切都说成漆黑一团,对谁都没好评。惟一一个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的这一定论,或许为以后邓小平落而不灭、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文革”中,邓小平被列为除刘少奇外,“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公开批判。1969年,在专案组的监督下,疏散到江西。3年后,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很快想到了邓小平。1973年他一回到北京,马上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5年,因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一致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得到授权后,邓小平便大张旗鼓地开始整顿,首先是军队和经济部门,接着是领导班子和党风,之后是科技领域。随着整顿的深入,开始触及到深层次问题,比如“文革”,对此毛泽东难以容忍,再加上“四人帮”的恶意中伤,指责邓小平犯了路线错误,并利用“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再次打倒。在最后处理邓小平的关键时刻,身体已极度衰弱的毛泽东明确指示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进而开创了中国的新局面。从这里,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代伟人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