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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为，修身是人的一种普遍需要。“身”就是个人的生命，包括肉体和精神。人为什么要修身？因为每个人的“身”都有缺陷，或者说不够完善，通过修身可以使之更健康、更完善。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或者说是一个严密的系统。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思考如何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真正体现生命的本质；应当追求道德高尚，即使不能成为圣贤，也应当成为君子。这就是修身的必要性所在。从这个立场出发，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儒学复兴从修身做起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君子有九件事情要反省：看的时候，要反省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要反省是否听清楚了；脸色，要反省是否温和；态度，要反省是否恭敬；说话，要反省是否忠实；做事，要反省是否认真；有疑难，要反省是否应该发问；发怒，要反省是否会引起麻烦；看到眼前有好处，要反省是否合于礼义。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九思”与曾子的“三省”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说：“修己以敬。”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
子路一听，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了？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又追问，说：“如斯而已乎？”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又补充了一点说：“修己以安人。”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
子路显然还不满足，又追问：“如斯而已乎？”
孔子又补充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炼自己，并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像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还发愁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呢。做到这一点，难道还不够个君子吗？
的确，一个人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才会不自满，反之亦然。三省，虽然并不费时费力，其实真正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有人说，一个人是否具备反省能力，是衡量其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弘一大师在演讲中曾言：“既已学矣，即须常常自己省察，所有一言一动，为善欤？为恶欤？若为恶者，即当痛改。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又于每日临睡时，再将一日所行之事，详细思之。能每日写录日记，尤善。”
儒家强调自省，意在塑造理想的人格。具体来讲，自省的目的在于“使良心常在”，即让“仁”、“义”、“礼”、“智”、“信”等时时“主宰”内心。因为，若心中无此“主宰”，则“私意”就会乘虚而入，而自省可以排斥和克服“私意”。自省的最终目的则是具备“圣贤”之德，到达“圣贤之域”，即成为“圣人”或“君子”。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据《论语》记载，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要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事情，尽了心没有？与朋友交往，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实践？”这句话表明了反省对于个人进步的重要作用。每个人都会有性格的弱点，而我们在生活中也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能像曾子那样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思想，防微杜渐，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的缺点，久而久之，一些不良的习惯以及性格中的某些弱点、缺点就能及时清除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形成良好的习惯，从而确保自己健康成长；相反，则会在自己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酿成大错。
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一天，他乘轿进城，途中遇雨，正巧，今天轿夫穿了双新鞋，为了不把鞋子弄脏，所以，轿子走得很慢。然而，不幸的是，走至长安街后，路更加泥泞了，轿夫一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泥坑。自此，他不再爱惜自己的鞋，走路也不再小心翼翼，后来不仅鞋子全被泥水所污，而且全身上下也没一点干净之处。王廷相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踩进泥坑”里，心理往往就会放松警惕，认为鞋已经脏了，再脏一两次也没关系，索性就这样走下去算了，就如同很多人在工作中开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而出现了一个小差错，很侥幸的是，还没有被上级发现，于是，从此对工作懒懒散散，得过且过。这样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俗话说“不慎而始，而祸其终”，这简单的道理，任何人都明白，但要想让自己做到万无一失，这似乎就难了。
生活就是一张惯性的网，人生活在这张网中，如果没有经历大的波澜，那么，人的一生往往就会在这张网中随波逐流，渐渐地迷失自己，无论是正确的做法，还是错误的做法，都会任其发展，然而，这种慵懒的态度对自己是有害的。因此，经常性地反思自己的言行，并及时作出正确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瓦茨所说：“反躬自省是通向美德和上帝的途径。”所以说，一个人只有懂得时刻反省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其实，这也就是孔子提倡的“自讼”。所谓自讼，就是自己发现自己有过错而能够自我责备，自我反省。“自讼”，是人们提高自我修养的极佳手段，也是人们的修养臻于佳境的标志。唯因其难，孔子才感叹：“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孔子说：“完了，我还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而又能从内心责备自己的人。”）（《论语·公冶长》）但我们说，正是因为它很难达到，所以，我们才应该去追求，不懈地追求。并应把“自讼”作为修养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去追求，去实现。
自讼，是漫漫迷途中的路标，是大漠里的驼铃声，是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使我们看清方向，不再迷茫。人生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的满足，为了被社会接纳，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很好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快乐之人。
可见，儒家的自省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而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2.立身修德，为人之本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
孔子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中国素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经典《周礼》中有“敏德以为行本”之说。《诗经》里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比喻对道德高尚、光明正大者的敬仰、仿效。《论语》中孔子也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
这其中，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那么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只有德才兼备才是完美的人。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时，德是熊掌，才是鱼。圣人一定会是舍鱼而取熊掌，即舍才而取德。
三国时蜀国在诸葛亮死后，由蒋琬主持朝政。蒋琬力守诸葛亮旧制，使蜀国安全如故。
蒋琬属下有个官吏杨戏，此人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一天，蒋琬来了，众僚属纷纷站起肃立，只有杨戏和平时一样，伏在案上看材料。蒋琬见他工作认真，便上前说话，但杨戏对蒋琬的话不置可否，很少回答。
有些人对杨戏这种目无长上的作风看不惯，蒋琬却不以为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杨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总比说违心的话好。杨戏不回答我的问题，是有他的为难之处，若表示赞同我的话，他心里却不同意，若公开表示不赞同，又顾及我的尊严，因此只好沉默不语。这倒是他爽快的地方，我不能责怪他。”
督农官杨敏，喜欢背后议论人。有一天与同僚议论起蒋琬来，其他人一味说蒋琬好，有的甚至把蒋琬与诸葛亮等量齐观，杨敏不服气，他说：“新相有德有才，但哪能与前相相比？我看新相做事有些糊涂，实在不及已故的诸葛丞相。”
有人把这话告诉蒋琬，并建议治杨敏之罪。蒋琬说：“我确实不如诸葛丞相，杨敏没有错。”后来，杨敏因别的事被捕入狱。人们纷纷议论：“杨敏得罪丞相，现在又犯了罪，看来是活不成了。”然而蒋琬在处理杨敏一案时毫无偏颇，秉公而断，使他免于死罪。
蒋琬由于自己的器量宽宏，因而受到蜀国人民的称赞，他所推行的政策也得到人们的拥护，既成就了国家，也成就了自我。蒋琬的确是一个有德之人，能容常人所不能容之事，又能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其实，这也能看出他不仅是有德之人，也是有道之人，你看他在小的地方忍一忍，让一让，就能赢得朝野极大的赞誉，为他的政令在更大的范围内畅通无阻打下基础，岂不是智慧之举吗？
《礼记·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是有向善能力的，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重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连的。
有德之人在奉行德义之时是出于良心和义务的需要，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修炼到一定境界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工于心计，刻意为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若从经济和商业的立场来看，讲道德也是一种很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能使你得到更大的回报。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古今中外，以大德赢得人心而成众星拱月之势、成其伟业的领导者，无不为人称颂。有些领导者过于相信权力地位，认为凭借职权就可以使属下归服，其实这只能是服权，而不是服人，产生的力量也极其脆弱。
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即使他失去权力，仍会有众多的追随者，而一个品质不端的领导者，即使在他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际，正直的人们也会嗤之以鼻，至多是敬而远之。领导者具有优良的品德、人格和作风，最容易使下级产生敬重感，吸引他们，使之心服。
中国有句老话：“服人者，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把才服放在德服之下，虽然不一定完全合适，但它的精神却是正确的。以才智和能力树立起的威信，常常是不巩固的，一旦下级的才能超过自己，或者自己在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时，这种威信就会动摇，甚至消失，而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人格树立起来的威信，则会经久不衰，永存于下级心中。
由此可见，儒家人生哲学的重心在于道德品行的养成。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要以道德作为基础。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正如西莱·福格所说，决定一个人价值和前途的不是聪敏的头脑和过人的才华，而是正直的品德，品德就是力量，它比“知识就是力量”更为准确。
3.学无止境，前进之力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
孔子说：“学习并且不断地温习，不也是很愉快的吗？”
孔子出生在春秋末年的鲁国。《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年轻时做过送葬的吹鼓手等，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惶惶若“丧家犬”般的四处流浪中度过。孔子讲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便孜孜不倦，遂成为一代名师，创造出影响世人几千年的文化精髓。
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是可以靠个人努力而达到的。对一人来说，虽然“生死”、“富贵”等由“天命”决定，但靠自己努力则可以得到道德修养、学问和才能。
孔子说：不去修养道德，不去讲求学问，听到仁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孔子认为，学问和才能只有靠努力才可以求得。
有一次孔子对子路说：“子路，听说过六种德行的缺点吗？”
子路说：“没有。”
孔子说：“爱好仁德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愚蠢；爱好聪明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就是放荡；爱好诚实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被人利用；爱好直率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捣乱闯祸；爱好刚强却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胆大妄为。”
孔子并不把自己看成圣人，而认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都是由努力得到的。他说：“我不是一生下来便知道的，只不过是勤于求学而已。”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孔子是非常重视个人学习的。
他指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对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获得新的知识，所谓“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学习的正确态度应是老老实实，不懂就是不懂，要有“不耻下问”的态度学习，而不要有“过而不改，是谓过”的态度。因此，孔子的知识在当时非常丰富，有三千弟子跟他学习，声名十分显赫。
那么，一个人通过学习，慢慢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学习的好处了。
东吴名将吕蒙，少贫，没有条件读书。但是他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孙权继位后，就提升吕蒙为平北都尉。
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派吕蒙为先锋，亲自攻打黄祖，以报杀父之仇。吕蒙不负望，他斩了黄祖，胜利回师，被封为横野中郎将。
但吕蒙有个缺陷，带兵镇守一方，每向孙权报告军情时，只能口传，不能书写，非常不方便。
一天，孙权对吕蒙与蒋钦说：“你们从十五六岁开始，一年到头打仗，没有时间读书，现在做了将军，就得多读些书呀。”
吕蒙说：“忙啊！”
孙权说：“再忙也没有我忙！我不是要你做个寻章摘句的老夫子，只要你粗略地多看看书，多知道一些以前的事情。”说着给他列出详细的书单，包含《孙子兵法》、《左传》、《六韬》、《史记》、《国语》、《汉书》等。
在孙权的启发与鼓励下，吕蒙开始努力学习，后来竟到了博览群书的地步。
鲁肃担任都督的时候，常以老眼光来看待吕蒙，以为吕蒙只是一个武夫。
有一次，鲁肃路过吕蒙的驻防地区与他言谈，吕蒙问鲁肃：“您肩负重任，于相邻的守将关羽而言，您做了哪些防止突然袭击的部署？”
鲁肃说：“这个，我还没考虑过！”吕蒙就向鲁肃说出了吴蜀的形势，提了五点建议。鲁肃听了大为赞叹，赞扬吕蒙见识非凡，以为吕蒙已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全才。鲁肃走到吕蒙跟前，拍拍吕蒙的后背说：“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吕兄进展如斯，把我蒙在鼓里，先前总以为你只有勇武，不想，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原来吕兄也是有学识之人，可笑愚弟走了眼。”
吕蒙一笑说：“士别三日，应该另眼相看，况且你我之别，远非三日，哪里知道我的变化，今日一叙，不可同日而语了。”
打那以后，鲁肃同吕蒙成了好朋友。不久他又接替鲁肃统率东吴的军队，成为一代名将。
吕蒙转型之快，从一介武夫，脱胎换骨为将才，靠的就是读书，不断地充电。
可见，学习就是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它能使一个人脱胎换骨，正如那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名句一样，通过学习，使自己强大，就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儒家强调人生最大的乐趣，便在于学习与教学。关于儒家谈论学习经验的篇章，在《论语》全书中可说俯拾即是，例如《为政·四》中，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在《述而·十八》更是提到，自己“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快老了也不知道。）
后世有学者认为，《论语》的编纂者将《学而》篇列为诸篇之首，便是要强调“学习”是《论语》的根本，其用心可谓深远。历代儒家也常引申这段话，宋朝的程颐便解释，学的人要实行其所学，习的人不断在脑海中寻绎，如此就能心生愉悦。
明朝东林党人顾宪成则有名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两句话原为顾宪成青年时期所写的对联，后来成为东林书院高悬的院训。
此外，父母、师长劝子弟读书，常把“开卷有益”挂在口头上。
可见，学习是人天生的一种本事，人通过学习才能唤醒潜能，并在学习与进步的过程中享受着快乐。善于学习的人，就会增大成功的概率，自然，这也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快乐！
孔子曾经这样自诩，说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关键就在于好学，而且他高度赞扬颜回好学。这一方面说明在孔子眼里，只有颜回才真正得到了他的真传，继承了他的衣钵；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好学”的品质不是随便一个等闲之辈就可以有的。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孔子说到颜回好学时，并没有赞扬他文学如何如何了得，历史如何如何了得，语言又如何如何了得，而是说他“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说他既不迁怒于人，又不犯同样的错误。在常人看来，这完全是品德问题，而并不是什么好不好学的问题。这再一次说明，在圣人的殿堂里，学习绝不仅仅指书本知识、文化知识，而且应该包括“德育”内容在内的，何为“进德修业”，在儒学里，都是属于“学”的范畴。
而这些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同样适用。
试看，当今社会，竞争是我们生活的必然趋势，适应社会发展，适应竞争机制，对每个人来说，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现实。只有接受现实，积极参与竞争，才能充分发挥你的生存智慧。
所以，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增强自己的生存之本，就要在知识与能力上永远富有竞争力，要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适应生存环境，取得人生成功，就要具有终身坚持学习之毅力。总之，一个人要想在知识与能力上永远富有竞争力，要想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适应生存环境，取得人生成功，就要终生坚持学习。
4.立身立心，以孝为先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
一个人对父母尽孝，对兄弟敬爱，而好以下犯上的行为就是很少的了。更深一步讲，那些好作乱犯科的也几乎就没有了。以此引申到帝王政治中，就是说这个人爱护弟兄，从来没有过不尊重长辈的行为，那么对君主就更不会有作乱的想法，这样的人就是一位正人君子。
“孝”道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孔孟之道的起始点。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家要有明君才有贤臣，有了慈父才有孝子。家族关系的伦理纲常是双方面的，只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爱才能组成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如果没有孝悌，家庭就会没有规矩。没有孝悌，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人类也就没有了道德，那也就与低级动物没什么区别了。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动物，那也是高级动物。人是理智的，是有良知的，有慈爱的，绝不像别的一些动物一样带大了自己的幼子，幼子长大就会离开自己的母亲，从此，互不相顾了。作为儿子来说，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怎么能够不孝呢？作为兄长，从小一起长大，朝夕相处，这样又怎么能够不“悌”呢？孔子从伦理纲常出发，劝人们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然后再扩大到为国家、为整个人类而奉献。历史上说“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如果首先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很难做到爱国了。如果人人尽孝，天下必然大治，国泰民安。
关于“孝”，在历史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作为“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
曾皙是曾参的父亲。在曾参七八岁的时候，他看见父亲正在地里锄草，于是他也拿把锄头跟在后面学，把瓜秧都锄断了，草却都留着。曾皙一看，生气了。这瓜秧可是从吴国拿回来的种子，珍贵得很，可曾参却弄断了瓜秧，于是父亲就训了他几句。哪知曾参却回上嘴了，说什么瓜秧断了接起来照样开花结果。曾皙看他顶嘴，就拿起锄把照着他一顿好打。可是，由于父亲下手过重，没几下就把曾参打晕了。
父亲一看儿子被打晕了，后悔莫及，扑上去就使劲摇晃曾参，这才使曾参慢慢醒了过来。曾皙以为，这次曾参肯定会又哭又闹起来了，因为这样才像一个正常撒娇的小孩子。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直笑得父亲全身发毛：坏了，坏了，该不是刚才下手重，将他脑子打坏了吧？
然而，曾参却微笑着温柔地对父亲说：“以前我犯了错误，父亲大人您打得我好痛。但今天，我本该重重地挨板子，可是父亲您却下手如此无力，莫不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吧？这样吧，您再打几下，我心才安啊。”
一听孩子这样说，曾皙想：这孩子的脑子可能真的给打坏了，刚才明明把他打昏在地，他还说打得不重。曾参为了给父亲证明自己并未被打坏，还特意走进卧室，弹起琴来，以证明他安然无恙。
等长大以后，曾参对父母更是加倍地孝顺，成为了一位尽人皆知的孝子。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这时，在外面砍柴的曾参忽然觉得心疼，心想一定是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起柴薪迅速地返回了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于是曾参接见了客人，并以礼相待。
后来，曾参随从孔子到了楚国，但他再一次感觉到了心里的疼痛。于是，他急忙辞别孔子回到家中探望母亲，母亲一见到儿子就说：“我太想念你了，你又远在千里，愁于无奈，再次咬了自己的手指。我儿果然回来了，我十分欣慰。”
曾参是孝的楷模。他不仅著有《孝经》，规范世人的言行，而且还身体力行，并提出了“慎终”、“追远”的主张。据《论语·学而》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就是，要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亡，对于老人的丧事，只要心诚且符合礼仪就行了，不必追求排场。关键在于，你是否在父母在世时进行了“厚养”，厚养胜于厚葬。因此，曾参在其父死后并未大操大办，被后人奉为厚养薄葬的典范。
另外，曾参还要求人们对亡故的老人常存思念之心，应经常记住父母的恩德，不要因时间的流失而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古今孝道是相同的，而孝行则要因时、因人而异。我们不去考证故事的真伪，不去考察心灵的感应，不去验证“母子连心”是否属实。让我们联想到的应是：在千里之外儿子疾步回家的急切心情，仅仅是因为母亲的想念！
儒家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家庭结构脆弱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为人子女的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上讲：
“佛告阿难：我观众生，虽绍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义，无有仁慈，不孝不顾。”
儒家则直接说不孝之人是“畜牲”。
《三字经》有这样的词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在古人心中，孝悌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举，正如“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所讲。这就出现了“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也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百善孝为先”。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一个人从呱呱坠地的一刹那起，便开始沐浴在父母的爱抚之下，那么这种源源不断的亲情之爱，当以什么来作为报答呢？只有至孝。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实行仁道的根本。这实际上就是《大学》中所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所说的：“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做到了这一点，整个天下便会像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了。”（《孟子·梁惠王上》）。
简言之，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爱别人；相反，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敬爱的人，能敬爱别人吗？
所以，在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
总之，“孝悌，人之本也。”这样就把一个“孝”字放在了所有价值之上。做人的根本是做好自己的子女身份。此言并非只是一句伦理说教，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乎我们一生成败，不可不知。
可见，一个“孝”字，将一个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
5.不学礼，无以立
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
——《论语·尧曰氏》
孔子说：“不懂得礼，就不能够立身。”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礼仪专家，他认为礼仪是一个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就是说，礼仪是普通人修身养性和持家立业的基础，是一个领导者治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基础。
礼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古人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若无礼，就和禽兽没有区别。“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而，一个人的礼仪修养，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人格。孔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就是仁和礼的和谐统一。他主张，人人都要实践礼，以便借礼的潜移默化，把外在的“礼”内化为内在的“仁”的道德观念和品质，同时又使内在道德理性日渐外化为循礼行为，实现仁与礼的有机统一，最后成就理想人格。
假若仁和礼分离，那么一个人即使具有一种内在“仁”的修养，但由于失去了“礼”的调节和规范，也会走向反面，甚至出现不文明的行为。孔子说：“恭而无礼则思，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即：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忧愁，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显得胆小怕事；只知道勇敢而不懂得礼法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不懂得礼法就会尖刻伤人。（《论语·泰伯》）
因此，可以这样说，“礼”是个人修养中必须具备的品德。它的作用不可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礼仪比智慧和学识更重要。
诗经说，谦谦君子，赐我百朋。礼多不怪，原是为人做事之常情。
儒家的所谓礼，向来不单指礼貌，一般而言，礼貌必在其中，这是可以断言的。“从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言语行动，声容笑貌，都要注意。文质彬彬，谓之君子，彬彬有礼，谓之君子，礼多人不怪。这是对人的说法，礼多足以表示你是位君子！
礼仪廉耻是人们要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其中对于一个人“礼”的要求又居于首位。 “礼”，说白了就是一种规规矩矩的态度。现代社会中，我们也依然将“文明礼貌、讲究礼仪”作为对公民的基本要求。“礼”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使得社会变得有序而和谐；对于一个人来说，“礼”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使我们把事情办得更顺利。对他人能做到彬彬有礼，到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和道德水平。试想，如果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甚至态度粗鲁，有谁愿意重用你，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但是多礼尤须诚恳，多礼而不能诚恳，反而使人讨厌。交际场中，见人握手，说几句客套话，最无聊的，连今天天气，只说哈哈哈，冷也不说，热也不说，虚伪已达极点，受之者觉得无聊，说之者也未必不觉得无聊。能诚恳，才能恭敬，能恭敬，才是真的礼貌。
总之，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就应该学“礼”，懂“礼”。因为“礼”是事业有所建树的基础。
6.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花言巧语惑乱道德。小事情上不能忍耐，就会打乱大的计谋。”
什么叫儒家之忍？《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一番话，对“忍”作了很好的解说。孔子说：“君子处世，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屈节是因为有所期待，求伸要把握时机。因此，虽忍耐受屈，但决不以毁坏节操为代价。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可见，“忍“本身只是一种方法，一个过程，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被作为维持人际以及社会关系的一种必要修养：“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古之君子，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个极重要的标准；把什么都写在脸上，常是浮躁的表现。
小不忍则乱大谋虽然很有些阴谋哲学的味道，但其核心就是一个“忍”字。
《说文解字》释“忍”为“能也”。能，即是一种像鹿一样的野兽，它的皮毛之下有强壮坚硬的筋骨。而“忍”字的结构从刃从心，心上有刃，它意味着内心坚毅而决绝，即能忍人所不能忍。这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韬略。重耳流亡忍苦受辱，终成晋君；范蠡献出西施助越灭吴，却引身而退；颜渊箪食瓢饮安贫乐道，终成孔门中最贤德之弟子；柳下慧坐怀不乱洁身自好，而为后人嘉叹；韩信负剑却忍受胯下之辱；张良圮下拾履，终登相位；苏武杖节牧羊十九年，忍常人所不能忍，而为后人楷模等等，皆是能屈能伸有所成就的好例子，“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反之，便心不能安，身难以存。
但是，是不是遇事一味忍就好呢？让我们看看孔子对于“忍”的看法和作为。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子也是讲“忍”的。忍，包括对人对己两方面。对人采取宽容、忍让态度，对己则采取克己的态度。《论语》中直接提到“忍”的地方不多，其实“忍”包含在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恕”中，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而要做到“恕”，就要“克己”，这就是忍。
但孔子讲“忍”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原则的忍让迁就。《论语·八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鲁国的季氏按名分是卿大夫，却享用只有天子才能用的“八佾舞”。这在孔子看来，是严重的僭越行为，因此忿怒地说：“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呢。”
可见，孔子认为这件事不应该忍，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忍呢？
一种情况是在与恶势力作斗争时，如果自己力量弱小，处于不利境地，这时要忍。忍的目的不是屈服于恶势力，而是暂避其锋芒，不做无谓牺牲，等待时机再战而胜之。“不乱大谋而忍小”。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遇到小人的诬蔑诽谤或者纠缠时，隐忍不发，不去与小人正面冲突。这样做，也是为了不乱大谋，不使自己陷入无聊的争斗，以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
第三种情况，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长远利益，需要自己忍，忍受他人的误解，忍受暂时的困境。
有这样一个故事：
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了魏国以后，用重金悬赏捉拿这两人。两个人只能乔装打扮，改名换姓逃到陈国。一天，一个官吏因为一点小事就用皮鞭抽打陈馀，陈馀想起自己以前在魏国是多么受重用，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怒不可遏，当即想起来反抗。张耳在旁见状不妙，便用脚踩了陈馀一下，陈馀终于没吭声。
官吏走后，陈馀还怒气未消。张耳便数落他一顿：“当初我和你是怎么说的？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去为一个官吏而死吗？”后来，陈馀和张耳的命运截然不同：张耳成了刘邦的开国功臣，而陈馀辅佐赵王，被韩信斩首。
一个能忍一个不能忍，两人的最终命运，竟有这样大的区别。
中华民族是个极具忍耐力，也极具坚韧力的民族，隐忍谦让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儒家的内圣、道家的守柔、佛家的慈悲皆是“忍”的表现，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所忍才能有所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内圣才能外王，守柔才能刚强，慈悲才能超度。《尚书》中周成王告君陈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无所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佛家的“六度万行，忍为第一”；谚语所说“凡事得忍且忍，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等等皆是中国忍文化的表现。
宋人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可见，忍是一个人在谋求长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修身点。
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对义和利的态度，是儒家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在孔子的眼里，道德高尚的君子重义而轻利，见利而为的小人重利而轻义。前者受人尊敬，后者惹人生怨。
义大致属于精神范畴，利大致属于物质范畴。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人们是舍义取利呢，还是舍利取义？孔子把义与利的取舍当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与划分的方法。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关心与义有关的道德、法度，小人关心与利有关的产业、实惠。而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努力成为孔子所说的君子。
当然，儒家文化里提倡“君子不言利”是一种道德追求，他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言利，而只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说：“有钱有地位，这是人人都想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不摆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所以，君子任何时候——哪怕是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里也不离开仁道，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而，人都是不甘愿过着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取得富贵的手段正确与否，也就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点。凭自己的本事、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所得到的，就是正当的途径。以蝇营狗苟、坑蒙拐骗而得到的，则是“不以其道得之”，这是圣人所不齿的。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做不义的事得到了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这是孔子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而这也正是真正的君子所崇尚的名利观。
根据《清稗类钞》中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以经营绸缎布帛而闻名的王姓商人，当时人称“缎子王”。他的生意之所以兴隆，就在于他有一套商贾理念。他认为做生意“忠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要想生意兴旺，财源茂盛，不仅要靠灵活的经营方法，良好的服务态度，而且更应该货真价实，市不二价，童叟无欺，要以“德”经商，来赢得市场的信誉。
在乾隆年间，一些外国使臣常来访问。一天，乾隆皇帝询问诸国使者的观感，使者们回答说：来中国以后，不仅看到士大夫知书达理，就连市井商人也很讲信用，行仁义、布公道。并指出“缎子王”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使者们去“缎子王”的店铺买绸缎，忘了带银两，“缎子王”很爽快地赊给他们，并备好酒菜热情款待，使得外国使者们受宠若惊，深感中国不愧为礼仪之邦。
后来，乾隆帝召见“缎子王”，问他为什么能这样做。“缎子王”回答说：行仁义，布公道是为人之本，经商更应该如此。利于顾客，能赢得顾客的赞许和信任，是商人的无价之宝；顾客的良好口碑，是商人的财源，这是千金难买的。乾隆帝听了“缎子王”的话，非常高兴，随即给“缎子王”表彰和重奖。此后，“缎子王”名声大振，生意也更加红火，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分店达五十家，成为名贾巨商。
宋代学者叶适说：“正宜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华人首富李嘉诚也说：“就经商来说，你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诚信，只要有诚信，你就有起来的机会。”以义取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商谚告诫后人：不要贪一时之利而目光短浅，不要在现成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忠诚和信义是获利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经商的天道。
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的张力，使人谋利事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功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