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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言与行，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形象，也关系到这个人能否在社会上立足。关于言与行的关系问题，在2500年前，孔子作了三番五次的强调。
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还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言行一致，多做少说。
《大学》所言：“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孔子这样的圣人，但至少在领略孔子的教诲之中，能够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一天天、一点点地消除自己身上的“小人”之气，而能让自己多一些君子的厚重与威气，也是一种成长，一种收获。
1．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孔子说：“路上听来便在路上传播，这是有道德的人应该抛弃的作风。”
“涂”，通“途”。“道”与“涂”两字，都是路途、道路的意思。“道听而涂说”指在路上听到了某些传闻，马上又在途中说给别人听。孔子认为“传播马路消息”不可取。
宋朝名相王安石认为说话要有德行，君子在开口之前就要思考，这句话是否偏离了道德，而道听途说就是没有德行的行为。
有人说：“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话。”这话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生活中，很多人都经不住谎言的反复攻击，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
据说在孔子的学生曾参的家乡费邑，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也叫曾参的人。有一天他在外乡杀了人。顷刻间，一股“曾参杀了人”的风闻传到了曾子的家乡。
第一个向曾子的母亲报告情况的是曾家的一个邻人。他是在案发以后，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得知凶手名叫曾参的。当那个邻人把“曾参杀了人”的消息告诉曾子的母亲时，并没有引起预想的那种反应。曾子的母亲一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这个儿子。他是儒家圣人孔子的好学生，怎么会干伤天害理的事呢？曾母听了邻人的话，不惊不忧。她一边安之若素、有条不紊地织着布，一边斩钉截铁地对那个邻人说：“我的儿子是不会去杀人的。”
没隔多久，又有一个人跑到曾子的母亲面前说：“曾参真的在外面杀了人。”曾子的母亲仍然不去理会这句话。她还是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照常织着自己的布。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现在外面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曾参的确杀了人。”曾母听到这里，心里骤然紧张起来。她害怕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要株连亲眷，因此顾不得打听儿子的下落，急忙扔掉手中的梭子，关紧院门，端起梯子，越墙逃走了。
以曾子良好的品德和慈母对儿子的了解、信任而论，“曾参杀了人”的说法在曾子的母亲面前是没有市场的。然而，即使是一些不确实的说法，如果说的人很多，也会动摇一个慈母对自己贤德的儿子的信任。由此可以看出，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是可怕的。
大诗人李白为此写诗说：“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可见谣言的厉害。
三国时代魏国司空王昶的家训中有这么一句：“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王昶训示子侄后辈，解决寒冷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多穿件大衣；而要阻绝他人说自己坏话也不难，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
此外，康熙皇帝曾禁止御史大夫“风闻奏事”，便是不希望风闻对无罪的人带来负面影响，也避免凭着马路新闻来处理国家大事。
大家熟悉的三人成虎的典故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之所以谗言三及，之所以三人成虎，都是道听途说的人造成的。
战国时代，互相攻伐，为了使大家真正能遵守信约，国与国之间通常将太子交给对方作为人质。《战国策·魏策》有这样一段记载：
魏国大臣庞葱，将要陪魏太子到赵国去作人质，临行前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来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魏王道：“我不相信。”
庞葱说：“如果有第二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魏王道：“我有些将信将疑了。”
庞葱又说：“如果有第三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魏王道：“我当然会相信。”
庞葱就说：“街市上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可是经过三个人一说，好像真的有了老虎。现在赵国国都邯郸离魏国国都大梁，比这里的街市远了许多，议论我的人又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魏王道：“一切我自己知道。”
于是庞葱告辞而去，而议论他的话很快传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庞葱果真不能再见魏王了。
“道听而涂说”换成现在的流行语就是“八卦新闻”、“街谈巷议”，有不少人以传播马路消息为乐，说完张家说李家。不过，大部分人在散播小道消息、逞一时口舌之快时，大概都没有想过这类谣言可以夺人性命！
一代红星阮玲玉便是因为承受不了外界谣言的压力而自杀。20世纪30年代，阮玲玉是红遍全中国的巨星，在银幕中扮演过各种角色，但由于外界攻击她的婚姻与电影，25岁的她在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书后服毒自杀，香消玉殒。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这个原则在今天依然不会改变，不听、不信、不传谣言，就是现代聪明人需要修习的课题。
因为道听途说多是捕风捉影，然后再添油加醋，即便像曾参以德行著称的君子，且曾母也非常相信自己的儿子，但在以讹传讹的情况下，也让曾母不得不开始怀疑曾参是否真的杀人了。
“道听途说”确实不是个好习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完全避免道听途说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然而不可否认，相对来说，智者总是少数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难于立刻识破什么是正确的消息，什么是虚假的传言。
要让自己避免被道听途说误导，关键在于听话的时候，不仅要用耳朵，还要用脑子。为了避免上当受骗，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应该根据确切的事实材料，用分析的眼光看问题，而不要轻易地去相信一些流言。
除了提高自身的判定能力之外，关键还在于社会能提高透明度、公开度和诚信度。一旦有了什么消息，政府应该尽快做出正面的澄清和说明。面对种种传言，政府或相关部门不及时出面澄清，是使道听途说蔓延的主要原因。
2．患得患失，无所不至
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孔子说：“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担心不能得到；当他得到以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患得患失是人生最常见的心理，是人生的精神枷锁，是附在人身上的阴影。患得患失者整天或为得失所忧，或被得失所累，生活郁郁寡欢。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些人，整个儿被笼罩在患得患失的阴影之中，心房被得失纷扰得没有一分安宁。这些人，你给他十两银子，他会想像你肯定得了十两金子。这些人整天神经兮兮，心情忐忑、惴惴不安，生活哪来轻松与愉快。
《老子》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失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是讲人的一生之中，名誉、名声和生命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身与财物相比，何者是第一位的呢？得到名利地位与丧失生命相衡量起来，哪一个是真正的得到，哪一个又是真正的丧失呢？所以说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有庞大的储藏，一旦有变则必然是巨大的损失。对于追求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受到屈辱，丧失你一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老子的话极具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得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事事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辩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自己也惹得一身怨气，而所想得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当时也正值麦收季节，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可是战争一来，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
当地一些父老向宓子贱提出建议，说：“麦子马上就熟了，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肥水不流外人田。”
另一些也认为：“是啊，这样把粮食打下来，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他们没有粮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过了一些日子，齐军一来，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
为了这件事，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
宓子贱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令，让人们去抢收麦子，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得到不少好处，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是吗？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有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宓子贱的得失观非常独到，他之所以力排众议，放任入侵鲁国的齐军把麦子掠去，是认为失掉的东西不过是那一点点有形的、有限的粮食而已，而如果让民众产生了可以因祸得财的不良心理，那对鲁国来说才是无形的、无限的损失。宓子贱不怕受到朝野一致的误解和责难，舍弃个人一时的政治声誉，而换得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是只有成大事者才能具备的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的确令人敬佩和感动。这也说明看淡一时得失的人，才能在成功的路上走得长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否则一味在个人的利益上患得患失，只会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可悲境地。
从前有一位神射手，名叫后羿。他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立射、跪射、骑射样样精通，而且箭箭都射中靶心，几乎从来没有失过手。人们争相传颂他高超的射技，对他非常敬佩。
夏王也从左右的嘴里听说了这位神射手的本领，也目睹过后羿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功夫。有一天，夏王想把后羿召入宫来，单独给他一个人演习一番，好尽情领略他那炉火纯青的射技。
于是，夏王命人把后羿找来，带他到御花园里找了个开阔地带，叫人拿来了一块一尺见方、靶心直径大约一寸的兽皮箭靶，用手指着说：
“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展示一下你精湛的本领，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为了使这次表演不至于因为没有彩头而沉闷乏味，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了的话，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那就要削减你一千户的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后羿听了夏王的话，一言不发，面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慢慢走到离箭靶一百步的地方，脚步显得相当沉重。然后，后羿取出一支箭搭在弓弦，摆好姿势拉开弓开始瞄准。
想到自己这一箭出去可能发生的结果，一向镇定的后羿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瞄了几次都没有把箭射出去。后羿终于下定决心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啪”地一声钉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后羿的脸色一下子白了，他再次弯弓搭箭，精神却更加不集中了，射出的箭也偏得更加离谱。
这可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讽的问题，其实答案已在问题中呈现出来了。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他的心就怎么也静不下来了，这对他施展技术时的身心状态构成了严重影响。看来一个人只有真正把赏罚和得失置之度外，才能自自然然、心无挂碍地奔向成功的目标！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想获得某种东西，就必须扬弃那种东西。什么都想得到，最终只能两手空空。
有一个叫秦裕的奥运会柔道金牌得主，在连续获得203场胜利之后却突然宣布退役，而那时他才28岁，因此引起很多人的猜测，以为他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然，秦裕是明智的，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运动的巅峰状态已是明日黄花，而以往那种求胜的意志也迅速减退，这才主动宣布退役，去当了教练。应该说，秦裕的选择虽然有些无奈，然而，从长远来看，却也是一种坦然平和的选择，比起那种硬充好汉者来说，他是英雄。因为他毕竟是消失于人生最高处的亮点上，给世人留下的毕竟是一个微笑。
老话说得好：“最大的一步是在门外。”可见，这种撤退的后面并非一片空白，也不乏新的人生机遇。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退出体坛后选择了办实业的道路，不也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功吗？如同一切时髦的东西都会过时一样，一切的荣耀或巅峰状态也都会被抛到身后或烟消云散的。
因此，做一个明智的人，既然“拿得起”那颇有分量的光环，同样也应当“放得下”它，从而使自己步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做出另一种有意义的选择。这样，又有什么可惆怅或遗憾的呢？
“患得患失”其实是人性的弱点，我们有时是很难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完全避免患得患失的心理的。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代人也曾经说：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这也充分说明了得与失之间的辩证关系。选择是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放弃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
人生得失是常事，失去了就让它去吧，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来，不必斤斤计较，因为，患得患失的人自己也很痛苦，很无聊，活得并不自在，并不轻松。那可真是“熙熙攘攘为名利，时时刻刻忙算计”，结果还多半会“算来算去算自己”。对这种人来说，人生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指出，是在痛苦与无聊、欲望与失望之间摇晃的钟摆，永远没有真正满足、幸福的一天。人生短短几十秋，何苦活得那么累呢？！
3．把握好说话的时机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陪君子说话容易有三种失误：还没轮到自己说话却抢先说了，这叫急躁；轮到自己说了却不说，这叫阴隐；不察言观色而说话，这叫瞎子。”
这里的君子指长官、前辈等，用朱熹的解释，指“有德位之通称”。其实，就是一般朋友、同学、同事之间说话，这里的几点也都是适用的。
说话讲时机有技巧，也反映了一个人的素质与修养。从小的方面来说会影响说话的效果，大的方面可能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古往今来，许多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李斯生于战国末期，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力很多，被封为宰相之职。秦始皇死后，由于受赵高的诱惑，和赵高一起假造圣旨，害死了公子扶苏，把胡亥推上了王位。
胡亥继位后，一天到晚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赵高日益受到宠信，地位也不断升高。但是李斯身为宰相，对赵高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赵高决定除掉李斯，于是，他决定寻找机会。
胡亥更加荒唐了，李斯身为宰相，觉得应该劝谏一下，但是，由于胡亥不理朝政，李斯根本找不到机会。于是，李斯找到赵高，想让他想办法。赵高一口答应了下来。
时隔不久，赵高就告诉李斯，说皇上在某某宫，你可以去找他。李斯谢过赵高，找到了胡亥。胡亥当时正在和嫔妃宫女玩乐，看见李斯来扫兴，大怒，呵斥他下去。从此，李斯被胡亥彻底冷落。
其实，这正是赵高的奸计。他有意在胡亥正玩得开心的时候让李斯去进谏，说一些胡亥不愿意听的话，胡亥能不恨李斯吗？
与李斯相反，明朝的魏忠贤可谓会抓住说话时机的人。
明代的天启皇帝朱由校长年不见大臣，那么，他在宫中干些什么呢？除了声色犬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爱干木工活。他曾经亲自在大木桶、铜缸之类的容器上凿孔、装上机关，做成喷泉等各种水戏；而更多时候，他锯锯刨刨，制作各种精巧的楼台亭阁，还亲自动手上漆彩绘。他常年乐此不疲，简直到了物我皆忘的地步。
狡猾的权奸魏忠贤便利用了这一点，每当朱由校专心在制作时，他便在一旁不住口地喝彩、夸奖，说什么“老天爷赐给万岁爷如此的聪明，凡人哪能做得到啊！”皇帝听了更是得意，也更专心了。就在这种时刻，魏忠贤便以朝中之事向他启奏，他哪里还会对这些事有兴趣呢？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已经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再麻烦我。”
魏忠贤就这样把大权抓在手中，皇帝成了摆设。可见，说话时机的重要性。
在今天，我们在劝说别人，或有求于人的时候，也要注意时机。某个机关有位科长工作很认真又能干，但是处长却对他牢骚满腹，原因是这位科长常常向处长提出下属或自己的计划，而时机总是不凑巧。比如：
处长准备外出时；
处长心情不好时；
处长正忙时。
就常识而言，这些时候应尽力避免向上司提出烦琐、麻烦的问题。但这位科长不知是运气不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总是碰上这种时候和处长谈工作。最后处长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对他说：“非要现在说吗？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忙吗？”
要成为上司的好助手，应该耳聪目明，手脚灵活，能够关心自己周围和整体的事情。尤其要用心观察周围的动态，正确地掌握对方的心理，然后再采取行动，如果那位科长能事先掌握处长的情况，再说“现在是否方便”，就不会弄错汇报工作的时机了。
孔子所指出的三个毛病，的确也是我们一般人容易犯的。第一个毛病是急躁而爱出风头，没有耐心听人说话的涵养；第二个毛病是阴隐，该说话的时候不说，给人以城府很深、人很阴的感觉，尤其容易失去朋友；第三个毛病是不长眼睛，说话不看人家的反应，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这是炮筒子一类的人，尤其不能做与人交往、接待、洽谈等方面的工作。
好言一句三冬暖，话不投机六月寒。
如何把握好说话的时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4．尚义不尚勇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孔子说：“君子崇尚义。君子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惹乱子，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孔子尚德尚义而不尚勇，主张用礼义来规范约束勇敢。当然，这并不是说勇敢这种品质不好，而是说如果不加以规范约束，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问题。这就是他在“六言六蔽”里所说的，“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以及在《泰伯》篇里所说的“勇而无礼则乱”。
尤其是对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来说，无勇倒还没有什么，一旦有勇，那便真会成为害群之马：肆无忌惮，无恶不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用道德规范或者说礼仪来约束自己，特别是在容易引起“一时之愤”的场合下，多想想后果，以义为上，以免给他人和自己都带来危害。
人要想平平安安一生，就得戒除“火性”。“火性”大的人往往也会毁事业于一旦。
《三国演义》中张飞就是个爆脾气的人，以勇猛著称，曾率20名骑兵吓退曹操大军，敌人对他闻风丧胆。在这里有“火性”就是他的优点。然而过于“有火性”的性格也给他带来祸端。他“不恤小人”、“暴而无恩”，刘备就曾批评他：“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果然，他就是死在其“左右”之手。
由此看来，“火性”要用对地方：干事时，行动上要雷厉风行；但心中却不可有“火”；有火性、有志气，这是好事，但对人好发火，就不是好事了。
曾有人对各监狱的成年犯人作过一项调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不幸的犯人之所以沦落到监狱中，有90％的人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自制。
要想做个极为“平衡”的人，你身上的热忱和自制必须相等而平衡。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青年张某，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智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上了技术部的副部长；而女朋友的年轻貌美更使他春风得意，喜上眉梢。后来，因为一次工作上的失误，他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正当他为事业上的挫折而痛苦之时，曾经钟情于他的女友，也因此与他分道扬镳。他懊恼，他愤怒，愤怒到不能自制，以致对女友采取了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报复手段……
这位青年连遭事业和爱情的挫折，固然令人同情，但失去理智的行为，等待的是法律的惩罚。
自制力，是一个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约束自己的言行的品质。对盲目冲动和消极情绪的高度克制，善于排除身体内外的干扰，坚决采取理智的行动，是这种品质的集中表现。
勇，有小勇和大勇之分。小勇是匹夫之勇，大勇是勇而不妄为。具有大勇之人往往有这样的风度：遇事不冲动、不盲从、不草率决定，他们能够三思而后行，不会意气行事，故不会招致无端的麻烦。
韩信能忍胯下之辱，非有大勇之人而不能做到如此。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凡事讲规矩、讲究智慧的时代。即使你有一些能耐也不要逞强。一个人恃勇行事，无意中就会高估了自己，从而轻视对手，这样就将自己置于不利之地了。只有谨慎行事，给自己留有余地，才能进退自如。
5．花言巧语要不得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巧言”就是花言巧语，“令色”就是外表很虚伪。这种心口不一、只会舌灿莲花的人，为了一己利益，或逢迎拍马，或专给人戴高帽，也许会受到一般人的欢迎，但却是孔子很讨厌的。
在《公冶长·二十五》中，也记载着孔子提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相传是《左传》的作者，是孔子敬重的一位贤人。“足恭”指的是“过于恭敬”。话说得很动听，脸色装得很讨人喜欢，态度过于恭敬，隐藏内心对朋友的怨恨，外表还称兄道弟，这种只注重表面形式而心里却不知在打什么算盘的人，是孔子最讨厌的。
三国魏明帝时有个叫刘晔的大臣，当时魏明帝曹睿想进攻蜀汉，群臣都认为不可行。曹睿询问刘晔的意见，他就顺着曹睿的心意，说伐蜀可行，但私下又对其他人说不可行。
中领军杨暨也是曹睿的亲近大臣，他坚定反对伐蜀。刘晔每次遇到杨暨，都投其所好，大谈不可伐蜀的道理。有一次，杨暨又劝谏曹睿打消伐蜀的念头，曹睿一急，脱口而出说：“卿不过是一名书生，哪懂带兵打仗的道理！”杨暨不服气，说：“臣也许不行，但刘晔是先帝的谋臣，他也说不可伐蜀。”曹睿一愣，召来刘晔当场对质，但刘晔坚持不肯表态。
后来，刘晔单独去见曹睿说：“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刘晔解释是担心军情泄漏才不说出自己的心意，曹睿听说如此，赶忙向刘晔道谢。
刘晔又跟杨暨说：“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刘晔跟杨暨说的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责备杨暨虽然正直却没有谋略，这番话也说得杨暨频频点头。
然而，尽管刘晔“巧言令色”至此，但还是有讨厌他的人向曹睿报告：“刘晔不忠，每次都揣摩陛下的心意而曲意迎合。陛下如果故意透露与自己心意相反的讯息给他，他回答的与陛下不同，才表示他与陛下的想法一致。否则他就是趋合上意。”曹睿就这样试了一下，刘晔果然露出马脚，从此曹睿就疏远了刘晔。
裴松之在《三国志·刘晔传》便注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
《红楼梦》里王熙凤能言善道、长袖善舞，但最后还是落了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所以为人处世还是“宁拙勿巧，宁朴勿华”来得实在些。
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应当真诚地待人与处世。孔子把“巧言令色”看做极为不仁的表现，认为这是一种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别人假心假意地奉承谄媚，骗取人们的信任的可鄙做法。儒家一贯崇尚质朴真挚，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空谈浮言，虚假瞒骗。应该说，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千古以来影响着中国人，已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古往今来，那些违背这些原则和精神的人，虽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其真实面目都将昭然若揭，无法长久欺蒙于世，其中的大奸者也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巧言令色。”孔子给伪君子画了一幅画像。
如果再加上孟子借用曾子的两笔，那可真称得上是绝妙了。
曾子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
由此可见，儒者对伪君子的鄙弃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在历史上，在现实中，这种巧言令色、胁肩谄笑的人却并不因为圣人的鄙弃而减少。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牢记圣人提醒我们的话，时时警惕那些花言巧语，一脸笑得稀烂的伪君子哟！
6．言过其实，没有人信服你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君子认为说得多而做得少或说得高做得低是可耻的。”
这句话极为精炼、含义深刻。孔子希望人们少说多做，而不要只说不做或多说少做，更不要把话讲得超过了自己的实际能力，结果不但无法兑现，还会误事或坏事。做不到的，就不要吹牛。在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夸夸其谈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尽了大话、套话、虚话，但到头来，真正尽力的并不多，给集体、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和种种损失，有时甚至会断送自己的前程。
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到了祁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作为据点。让谁来带领这支人马呢？当时他身边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可是他被马谡的言语所迷惑而看中了马谡。
马谡这个人确是读了不少兵书，平时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找他商量起打仗的事来，他就谈个没完，也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但是刘备在世的时候，却看出马谡不大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却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以为熟读兵书，根本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一千人马，让他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
马谡几次命令兵士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合阝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
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重要的据点，又丧失了不少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
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也承认了他的过错。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了死罪。
应该说，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战场上，一个人物的不良性格和习性，足以葬送一场关键的战争和无数士兵的生命，同时也会断送掉自己的前程和生命。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尽量避免言过其实的毛病，说话要严谨，不要夸大其词，要给自己留下充分的余地。
中国成语中就有一个“言过其实”的词条，其意即是：言词浮夸，超出他的实际能力。因此，对照孔子所说的这句话，有此类习惯的人，应当有所警戒了吧！
就像“人不知而不愠”一类的话题一样，关于言与行的关系问题，孔子也作了三番五次的强调。
在《学而》篇里，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在《为政》篇里又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本篇里，除了这里的说法外，孔子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宪问》篇里，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求我们要言行一致，多做少说。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为好。
7．说话谨慎就是仁
仁者其言也讱。
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
一天，孔子的学生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
司马牛又问：“说话谨慎，这就可以叫做仁了吗？”孔子回答说：“凡事做起来困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当颜渊、仲弓问什么是仁时，孔子作了正面回答，尽管是一内修一外用有所不同，可是当司马牛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有些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仁者说话谨慎。”
这一微妙的区别，司马牛自己不会感觉不到，所以他又问（实际上有点软中带刺）：“怎么，这就可以说是仁了吗？”言下之意是说：老师，您也把它说得太容易了吧，您整日总给我们唠唠叨叨的“仁”难道就这么简单吗？想不到孔子依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凡事做起来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司马牛“多言而躁”，夸夸其谈。难怪孔子要对症下药，借他问仁的机会对他进行教育了。
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话一出口，妄下结论，所造成的影响，再用几百句、几千句话也弥补不了。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说话不当产生矛盾的事，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过。
曾看过一段笑话，是这样的：
有一个业务员，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他的循循诱导下，客户对他推荐的汽车很是满意。于是，客户想进一步检测完制冷设备后就进行交易。当业务员启动汽车的冷气时，他洋洋得意地对客户说：“这车的冷气很强劲，某市曾发生此类车的冷气冻死人事件……”
客户未等他说完，连逃带跑就走了。
古人有训：“言多必失。”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口兵诫》说：“我诫于口，唯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尚书·说命》记载：言从口出，一旦不合乎礼仪，就会招致羞辱。同样，《诗经》中也有“有欺不可为”的警句。可见，人们对言多语失是何等的慎诫。
在我国历史上，其结局最荒唐的就是东晋武帝司马曜，竟因酒后的一句戏言被爱妃的婢女闷死。
公元396年的一天，司马曜跟平日一样，与自己最为宠爱的妃子张贵人饮酒取乐。他狂饮不止，并硬要张贵人再陪他对饮。张贵人已经酒足，难以再饮，极力辞谢。他面露愠色，开玩笑地说：“你今天如敢违抗君命，拒不陪饮，我可要定你的罪！”张贵人一时火起，恃宠起身顶撞说：“妾偏偏不饮，看陛下定我什么罪！”司马曜醉眼朦胧，起身冷笑一声说：“你用不着嘴硬。你已经年近三十，应该废黜了。我有的是年轻貌美的佳人，难道少了你一人就不成？”说到这里，又大口呕吐，喷得张贵人满头满身都是。当晚，张贵人思来想去，一直想着司马曜的这句话。她想到：司马曜的前两个宠妃都因失宠而被打入冷宫，自己失宠是不是也要在冷宫里度过余生？她越想越感到害怕，越想越心不甘。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决心，张贵人让侍女拿来一条厚厚的被子，将司马曜紧紧地蒙在了下面。几个侍女重重地压在上面，任凭司马曜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司马曜竟活活被憋死了。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是三五之门，祸害由此而生。一个口不择言的人，他所处的环境往往会混乱不堪。对此，古人早就有过先见之明，对后人也有过警示。
三国时，杨修善于卖弄小聪明，凡事都愿意开口点破，使得本来就疑心很重的曹操十分反感。最后，终于因道破“鸡肋”的意义，招来杀身之祸。其实，曹操的意思，别人未必不懂。杨修只道是自己聪明，说话不看场合，图误了身家性命。
在中国，素来就有所谓的“逆鳞”之说。也就是说，即使再驯良的龙，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在龙的喉部之下约一尺的部位上有“逆鳞”，龙的全身只有这个部位的鳞是反向生长的，如果一不小心触到“逆鳞”，必会被激怒的龙所杀。而其他的部位的鳞任你如何抚摸或敲打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知，无论人格多高尚多伟大的人，身上其实都有“逆鳞”存在。所谓的“逆鳞”就是我们所说的“痛处”，也就是缺点、自卑感。圣人云：“论人情，只向薄处求；说人心，只从恶边想。”人往往就是这样，闲言之时，最喜论人长短；言语间，最爱谈人隐私。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祸当从口来。一夜之间，一传十，十传百，流言蜚语，往往杀人于无形。
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注意说话的艺术。只图一时之快，不注意言语的轻重对错，任性而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时至今日，我们虽然不再崇尚“沉默是金”的信条，但在某些场合还是少言为佳。
记得有一位文人曾说过：“害人的舌头比魔鬼还厉害……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两排牙齿，两片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这位文人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说话之前要多加考虑，要负责任，不能出口伤人，损害别人。
当然，人长了嘴巴就是要说话的，但说话一定得看场合、看时机。如果说话不看场合，不讲究方式方法，不考虑结果，往往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青年人，社会阅历少，经验不足，爱说敢说，如果不注意控制，就更容易因话惹祸。这时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心，长期下去，最终害了你自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舌头惹出的风波太多了。不负责任的背后瞎说，毫无根据的怀疑猜测，不经调查的轻信乱传，东拉西扯的闲言碎语，都会给许多人造成痛苦和烦恼，给人世间增添许多是非和不幸。当然给别人带来不幸的同时，往往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言为心声，语言受思想支配，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造谣中伤、搬弄是非等等，都是不道德的。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做人最大的成功之一。
8．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孔子说：“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这样就不会招人怨恨了。”
衡量一个人的过错要看具体的情况，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才干、品德各不相同，所以行事方法也不会相同。
汉代的孙会宗曾对杨恽不满，杨恽在写给孙会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
这就是说，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的言行一定要和一个非凡的人的言行相同，也就是说对人的要求不要太过分了。
孔子说：“人的错误各种各样，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考察某人的过错，就知道什么是仁爱了。”
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侯的会盟，匡正天下，可孔子还是小看他，说：“管仲的器量很小啊！”
夔、龙、稷、契，这是王者的辅佐，狐偃、咎犯是霸者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因为孔子认为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的过错。
所谓的宽以待人是要具体的人具体安排，具体的事情具体对待。因为小人做不出君子的行为，那不是小人的过错，所以应该宽恕他而不必责备他。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鲜明地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与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两位伟人思想的一种不谋而合。
孔子说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凡事多作自我批评，这既是儒者的反躬自省功夫，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倡导的思想修养。
当然，要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这正如孔子在《公冶长》篇里所感叹的那样：“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能够“躬自厚”的人是很少的，往往倒是“厚”责于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这样一来，怨恨也就随之而起了。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才语重心长地说，要多批评自己，少责怪别人。
在当今社会里，说到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主观方面来说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修养，从客观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