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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我完成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答辩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半年，参与一项比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与治理研究。研究小组为此专门到新加坡做了两三个星期的实地调查，访问新加坡党政学商民各种机构各界人士，行程紧凑，收获颇丰。在新加坡考察期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天，我在住处打开电视，随意换台浏览，偶然看到一部电视纪录片，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19世纪新西兰毛利人的茅草屋为什么不是固定的，而是可拆卸的，还没窗户。没有人会喜欢长期住在黑咕隆咚的茅草屋里。原来，毛利人这样做是为了躲避英帝国殖民政府的税收。英国殖民者侵占新西兰后，从流寇变成了坐寇，就对毛利人按照英国本土税制征税。当时英国有两种常设税种：按房子的窗户数量计税的窗户税，和按照五人一灶计税的炉灶税。毛利人为此动用了“弱者的武器”：屋子不仅没窗户，屋顶还能灵活拆卸。一旦接到示警，得知收税官快进村了，全家人就卸下屋顶，抬着它逃之夭夭。这个故事折射了认证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2006年秋，在我刚刚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王绍光先生给了我一部英文书稿供我参考。那是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时的同事，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的初稿。 [1] 斯科特对山地与平原地区民众的“可治理性”及其与国家之间斗智斗勇的精彩分析，启发我将“认证”作为国家的基础能力，展开博士研究。粗暴地说，所谓“可治理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认证性”的差异。对现代国家而言，公民的身份、财产是否可以清晰识别，似乎已经成了国家能否看得见人民的关键，尤其是对于那些极端现代主义国家来说。在税收上可以认证、可以识别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民。
或许正是因为与自己的博士研究主题相关，新西兰毛利人与英国殖民收税官之间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后来，我接到大学图书馆的通知，在他们按照惯例把我的博士论文邮寄到美国做缩微胶片以备长期保存的过程中，快递公司弄丢了我的论文原稿。因此我获得了修改博士论文重新提交的难得机会，这个故事成了我修改期间常常想起的画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博士研究主题，那便是认证与政治如影随形。
在人类政治史上，认证无处不在，有国家的地方就有认证。由古至今，从征税、征兵、征役、治安到塑造国族认同、维护行政廉效、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公平正义、规制监管社会经济事务，从自然人到法人，从土地之类不动产到动产以及货币收入财富，从农业产品到工商产品，从犯罪行为到威胁公共安全的社会经济不轨，从食品、药品和工商产品质量到矿山、工程和交通安全，认证的动因随着国家基本职能的转变和认证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变化，认证的知识随着认证对象及其特征的增多而愈加丰富，认证的机制也随着沟通技术的革新而更为多样。
[1] 英文名为，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us Press，2010，中译本《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