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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可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现代国家往往依赖三大基础数据库来保障法律与秩序，这三大数据库分别是犯罪、税收和福利。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种“通过数据库的治理”，或者说是一种“通过认证的治理”。在利用基础数据库推进法治的俭省化上，美国是现代国家的先行者。
简言之，国家认证的强化，的确推动了法治的俭省化。然而，成本降低了，并不意味着犯罪的审查、检控或者矫正效率和有效性的自然提高。但是，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全国犯罪历史系统本身成了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政府工程。如果不那么苛刻地看，它对于犯罪控制的效率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它也许太有效了，效率太高了，也许要为美国成为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承担部分责任。不过公允地说，犯罪率的提升、安全状况的恶化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动因。
当我们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结构层面反思刑事司法政策的导向时会发现，如果不是像美国这样过度依赖国家强制机器来维持法律与秩序，国家认证制度能力的提升完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实现真正俭省化的法治状态。这可能也是所谓“后发国家的落后优势”之一。我无意拒绝承认国家认证制度能力的扩展有可能缩减地方生活的长期传统和多样性，然而，这些也许正是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国家所必须接受的成本。国家认证体系的低效、软弱和无力，只会降低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放任普通人作为弱者暴露于种种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法治溃败和政治失灵之中。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周礼·地官司徒》
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管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