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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化成为国家治理化的前提，互联互通的基础认证制度成为社会治理的抓手，它可以重塑权力的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方式，它几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前提。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两方面实现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是识别公民身份、军人身份、福利受益人、罪犯、嫌疑人，提高社会透明度，减少偷税、漏税、逃税行为，减少福利欺诈，缓解信息和权力的双重不对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国家基础能力的制度前提。因此，推动公民身份、财产、信用等基础信息互联互通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理性化的重要一环。改造国家认证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好的切入点。它非常迫切，是解决一个大型社会各种大规模治理问题的必需品；它相当可行，可在短时间内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它争议较小，更易达成社会与政治共识。
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国家认证体系，最可能受到的质疑在于，它是否会导致国家认证权力的过度膨胀。为了预防这一现象，现代国家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首先，在认证体系中设计“消除个人可识别性”的必经步骤 [1] ，除具体负责的认证机构以外，其他政府机构所获得的认证资料，通常都是消除个人身份信息后重新编码的纯净版即匿名版，向社会公开的认证版本更是如此，这可以鼓励公民向国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 ，促进信息流动与公共讨论，推动人们关注信息的实际内容而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保护个人的时间、位置、人身、名誉与财产免受不当侵犯等等。 [3] 不过，匿名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关系国家、社会组织与人在认证过程中的互相监督，可以放在具体语境下具体分析。其次，建立相对严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防止个人隐私因为不必要的公开或者犯罪行为而受到干扰。当然，现代隐私法保护的主体是个人，限制的主体也是个人。自然人与法人的身份、财产、收入、行为、事务等重要认证对象，对于国家而言并不是隐私。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收集和识别这些社会事实，由此衍生的税务欺诈、福利欺诈、监管失灵、治理失灵和政治失灵，反倒更可能对社会群体和国民个体造成伤害，而且是更大的伤害。当然，还需要第三种限制，也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排在最前面的是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政府预算公开并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接下来是涉及国民福利、公共服务、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安全、生产安全、工程质量等重大认证事务的信息公开。
看似微不足道的认证制度革命，让美国社会变得清晰透明，提高了美国的国家能力。它把社会事实向政府敞开，增强了政府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制度化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大众影响政治提供了便利渠道，让政府的服务界面在社会压力下变得更友好，进而提升了政治、法律和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它还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国家在该集权的地方集权，在该分权的地方分权，正是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的革命性优势，让社会对于国家来说变得透明了。如果社会不透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就往往是盲人摸象，难免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证制度将政治治理所必需的社会事实汇聚到政府手中，让政府得以通过信息技术改造政府过程，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展、商业进展，而忽略信息技术及其所带来的认证革命对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美国也不例外。
那么，一旦将“收集一切”作为行动指南，就像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信息技术所增强的认证能力，将如何影响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呢？1994年，加拿大社会学者大卫·里昂（David Lyon）在其监控研究的开山之作《电子眼：监控型社会的崛起》（ Electronic Eye：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中反复追问的这一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四十多年前，管理控制论的开创者、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塔福德·比尔（Anthony Stafford Beer）形象地描绘了人的电子形象相对于人之本相的巨大优势，点出了信息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监控型社会的崛起：信息技术让治理者掌握了识别治理对象的强大能力，匿名不再可能，隐居不复存在，混沌得以厘清，社会事实史无前例地可能得到全面到无以复加的收集。
一旦隐私卡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反恐战略，就有了美国犹他州全球数据监控中心、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工程”“上游工程”以及更为野心勃勃的类似监控工程，这些内外监控的政府工程事无巨细地通过关键词过滤技术识别、筛选、存储、记录人们的语言轨、行动轨，最终将“监控型社会”升级为“信息帝国”。
监控型社会的构想，发端于英国思想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形象化为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集大成于福柯的“监控社会”之说。1785至1834年，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程的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如何强制大量赤贫化穷人劳动而不至于导致劳动力的“浪费”，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边沁设计全景敞视监狱的初衷。这是自由主义与监控的第一次重要结合，边沁兄弟没有光说不练，他们在英国建立并运营了多家全景敞视监狱式工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让主角温斯顿的日常生活遭遇全天候监控，道出了信息技术密切注视人类生活的极致。福柯批判细致入微的权力技术的经典名著《规训与惩罚》中的规训，在法文里原本就是“监控”，一旦监控成为对微观行为的规训，规训也就成为无所不在的监控。
三十多年来，正是秉持着对监控型社会的强烈反思，大卫·里昂孜孜不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书。比如，2001年的《监控型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监视》（
Surveillance Society：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堪称《一九八四》的新世纪版，还有2003年的《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与数字歧视》（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Privacy，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和《9·11后的监控》（
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2009年的《识别公民》（
Identifying Citizens：ID Cards as Surveillance
，2015年的《斯诺登之后的监控》（
Surveillance after Snowden
），2018年的《监控文化》（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Watching as a Way of Life
），以及2021年的《流行病监控》（
Pandemic Surveillance
）。
这些书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基于个人资料的数据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过，他多年研究的发现和吉登斯一样，他们都认为监控能力及其扩张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当然，我要做的，并非控诉现代国家滥用监控权的“血泪史”。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事物也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如果监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那么，它如何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里自我证明？它的正当性从何而来？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福柯晚年法兰西学院系列讲演的核心。他用“治理”这一核心概念把监控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监控与人口、安全相关，共同指向现代国家的治理化，即为了解决大规模社会的生产、消费、流动和安全等问题所形成的一套生命政治权力战略。在他看来，整个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基石都建立在这一点上，其中也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对自由市场的假设。因此，可以说，“晚年的福柯”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化”的探讨，是对“中青年的福柯”的一种补正，不再仅仅着眼于批判，而是力图揭示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这或许是一种更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好处在于，促使人们回归问题本身，思考类似问题是否仅仅是自由主义世界的逻辑。如果不是，那它的普遍性又有多大？
英国社会学者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王绍光和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即探寻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的基础权力、基础能力、基础制度，拙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的治理化，需要在人、物与数据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具体化为某个数字、代码、符号，这种规范化、标准化赋予人和物准确、唯一、整合的身份，可以大幅改进政治决策、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回应性和合理性。在给这种对应关系做出政治学的学理界定时，我的思路受到了法学的极大影响。我借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法谚，把认证界定为：“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建构统一的规范。”这种学术界定从区分认证与监控开始的。我把人和物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也看成是一体两面的，监控是负面，认证是正面。认证本身更是监控的前提，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把认证也打入冷宫，一票否决。
我曾经撰文论证“认证是权利的诸多成本之一”。与斯蒂芬·霍尔姆斯和凯斯·R.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中所做的努力一样，这种论证意在探寻必须正视和坚守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更多地指向“现代国家的治理化”。这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的治理逻辑。我把认证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所要彰显的，正是“国家的治理化”或者“政治的理性化”。这当然不是在否认现代国家的治理化，相反，必须强调，在现代条件下，正是自由主义首先走到了这一步，并同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将其转化为政治正当性的一部分。
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国家治理、国家建设需要各种基本制度。国家认证制度能力不仅仅是权利的成本之一，也是法治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人们追求的是一种俭省的法治的话。国家认证制度能力越强，法治的成本就越低，就越可能实现“法治的俭省化”。这里的成本，是指立法、司法、执法过程——包括发现违法、预防犯罪、识别犯罪嫌疑人和逃犯、预防与惩治贪污腐败等重要方面——所必需的各种基本条件，其中，识别、发现、确定公民、法人的身份与财产无疑是基础性、前提性的。
[1] See Gary T. Marx，“Identity and Anonymity：Some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and Issues for Research” in Jane Caplan and John Torpey，editors. 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Practices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 319-321.
[2] See David H. Flaherty， Privacy and Government Data Banks ，Mansell，London，1979，pp. 66-68，102-104，164-166，186-200.
[3] See Jane Caplan and John Torpey，editors. 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Practices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 31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