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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也是美国现代犯罪认证制度的成熟期。从约翰逊到福特，作为全国公共意志、公共利益的最高维护者，美国总统屡屡试图谋求建立全国犯罪认证制度的政治共识。1965年，约翰逊建立了总统执法与司法行政委员会，并提议制定《执法协助法》，这部法律很快出台并获得国会两院正式通过。1968年，总统执法与司法行政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美国有2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帮助美国政府建立军事信息系统，在预防控制犯罪上却投入太少，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全国犯罪认证系统。 [1] 美国需要一个电子化的全国犯罪认证系统，但围绕这个系统究竟应该由谁来控制，行政部门、立法部门还是司法部门，以及如何对刑事司法信息进行宪法约束上，联邦、各州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之间争论不休，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国会。整个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多次拒绝建立全国数据中心和联邦计算机系统。
1974年11月，转机来临。美国国会在准备通过1974年《隐私法》时遇到阻力，因此同意授权国内税务总局、社会保障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分别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禁止它们互联互通。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威胁国会说：如果国会不把这一最为重要的限制条款的监督机构（也就是“隐私委员会”），从政府部门降格为研究小组，自己就否决这一法律。国会最终妥协。但事实上，效忠于总统的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仍然拒绝执行上述限制原则，高度整合的全国信息系统从此在美国大行其道。 [2]
美国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就此达成了共识，尽管分别出于不同的立场。自由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新政自由主义所确立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遗产传承下来。保守派虽然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制度，但却同样依赖全国信息系统来处理福利欺诈和犯罪问题。最终，联邦调查局获得授权，通过设立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和国家犯罪记录数据库（National Computerized Criminal History System），组建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系统。当时，各级政府分别掌握总数为1.95亿份的犯罪记录，3500万份在各州政府手中，2500万份在联邦政府手中，1.35亿份在地方警察局，国家犯罪记录系统将这些信息史无前例地整合在了一起。
到了1980年，美国的国家犯罪记录系统已累计存档超过1.95亿份犯罪记录，几十万份逮捕令，美国全部劳动力中有3000万人有犯罪记录。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系统中，联邦调查局认证司（Identification Division）拥有2200—2400万份指纹卡，1.9亿平民和军人的指纹，涵盖美国超过半数的成年人。1984年，国会通过了《1984年减少赤字法》，彻底放弃了1974年隐私法的保护立场。为了减少赤字，国会未经任何辩论就立法要求：全美各州均须加入联邦的全国数据整合、比对与关联系统，以认证食品券、医疗补助、家庭抚育补贴以及很多其他相关福利项目的受益人资格。美国的全国信息系统由此崛起，美国人被分门别类记录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数据库之中 [3] ，包括5000万社保受益人、9500万个体纳税人、7500万法人纳税人、3000万食品券领取人、1060万家庭补贴受益人、3000万罪犯、2亿公民指纹、4000万老人额外保障受益人、2000多万医疗补贴受益人、6000多万私人医保被保险人、5100万个人信用卡持有人、6000—7000万信用记录等。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调查局的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不仅仅是刑事司法行政体系，它同时也是美国的就业筛选工具。在2400万个人指纹和犯罪记录中，超过一半的使用量是为了就业筛选，雇主在决定是否雇佣某个求职者之前，都会通过这个系统来调查求职者的背景，这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就业筛选器。因此，它实际上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名单”系统。 [4] 美国9000万就业者中，有犯罪记录的3000万人都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如此，全国犯罪历史系统还是一个全国信息与身份中心，整合了6万个刑事司法机构及其50万从业人员，几千个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从地方学区到美国银行等各主要部门的雇员，这个过程被称为“地方职能的国家化”。该系统还涵盖了7000万现役和退役军人、国防承包商和从业人员、核工业从业人员、联邦雇员以及其他需要联邦调查局备案的人员。
此外，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拥有1790年以来的人口和个人身份数据，国内税收总局拥有自1933年以来的公民收入和纳税申报信息，社保局拥有自1937年以来2亿多人次的医生收入信息、医保、教育、福利和社保数据，公共卫生局全国卫生统计中心拥有1960年以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和人口学记录。
在各种全国数据库中，社会安全号码是最为重要的枢纽。1935年《社会保障法》所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全体美国人的纳税调查为前提，每个就业者均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1960年开始的社会保障数据库，将社会安全号码与1937年以来所有美国人的姓名、收入、福利及其领取记录、住址变更等情况关联起来。社会安全号码的用途不断扩展，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认证机制。
如“社会安全号码的用途”图所示，自1935年以来，美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社会安全号码关联在一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构到私人部门，个人福利号码不仅用于证明公职雇员、军人、陪审员、外国合法居留及入籍等合法身份，也用于证明纳税人、减免税资格、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贷款等基本经济活动，用于申请生育津贴、就业资格、失业救济、工人补偿、公共援助、食品券、学校午餐补助、医疗补助、退伍军人福利等福利项目，用于申请出生证、结婚证、离婚证、死亡证等个人生活的重大事项证明，还用于申请各类驾照、专业资质、支付令、亲子鉴定等重要的社会经济事务。
通过社会安全号码这种认证机制，美国在国家与普通人之间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将个人的各种身份、经济和社会特征整合起来，建立了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了社会安全网络。社会保障的“安全之网”，离不开以个人福利号码为核心所建立的“认证之网”。这是现代人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现实，正是现代人对国家公共服务的需求，让国家有能力建立“认证之网”，进而构筑社会安全之网。
[1] 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1986，pp. 41-42.
[2] 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1986，pp. 365-401.
[3] 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1986，p. 7.
[4] 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1986，p. 32.